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六  一拖就二十年

当时，多个出版社表示可承担出版，但由于缺乏出版经费，一拖就二十年。

任何学者著书，都不是为了留在家中，只作自我欣赏；也不是为了油尽灯灭的时候，作为陪葬品，用作枕头。都希望能和今人见面，留传于后世。

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时代，科技工作者做人难，做科学试验更难。科学试验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事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要受到莫须有的批判，挖苦和冷眼。只能靠自资自力，还要黑着去做，被视为搞“黑试验”，不得见天日。

著书困难。专心著书立说，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若给你戴上帽子，就是什么敌我矛盾，永世不得翻身。

一本书写出来了，问世困难，出版困难。特别是那些无名之辈，没有光环护身的人，更为困难。这些作者必须经过漫长挣扎，作品才能问世，才能出版。那还算幸运者！

我的书稿复制本发出后，大都存放于有关大学和研究单位资料室中，或在某些专家学者书房中。我曾收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来信，也收到许多青年学子的来信。有的表示祝贺和赞扬，有的提出问题要求解答，有的要求赠送书稿复制本。我对来访者都作了热情接待；对于来信者，则有些作了回复，有些未作回复。对于未接到回复的，让我在这里表示歉意。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资料室中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曾从北京专程来唐山找我, 要求我赠送书稿复制本。我热情接待了他，但我只有孤本一份，又哪能送给他？他很失望而去。我想起这事，内心总是感到歉意和不安。

一九八六年，《潜科学杂志》重新刊发了我的书稿摘要后，又收到一批读者来信。其中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朱小秋来信，说他对该项研究很感兴趣，要求我提供更多资料。由于我自身条件所限，不能满足这些青年学子的要求。

这说明一个问题，虽然该著作专业性很强，一般人难于看懂，但有志趣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还是迫切要求得到该书稿的。

经过我在大会上宣读书稿摘要，后来《潜科学杂志》又重新刊登，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和舆论支持，当时，北京和河北省多个出版社都表示可以接受出版。但又提出该书专业性很强，读者面小，怕承担经营亏损的风险，建议我自找支持，包销三千份或捐助一万元。

当时一万元是很大的天文数字，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六十元，纵使我五年不吃饭, 不用穿衣也拿不出一万元。因此，我只能表示：“我不能拿出钱来出书，也找不到支持和资助，但可以不收稿酬。”致一拖二十年，不能正式出版。

任何事业，目标确定之后，就必须坚持努力去实现。有些事业，既要个人努力，又要有机遇才能达到。但如果不坚持努力，就会失去机遇。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不懈坚持努力。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唐山大地震前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从不间断，为自己确定的事业目标而奋斗。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五  得戴松恩院士特许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请你做好准备。”

当时河北省某位副厅级干部得知这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你怕什么？蓝天柱还是叫蓝天柱。”

根据我平时对他的印象，我对他这话的理解是：“你没有官衔，丢不了乌纱帽；你不是什么名人, 丢不了名誉； 你只是在艰难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 而且成绩显著。你个人不去宣传、自荐和请命，还有谁能帮你宣传、推荐和请命呢！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成功了，你是蓝天柱，不成功，你还是蓝天柱，怕什么呢？”

他暗示我，在河北省解决不了，还应再到北京去！

我又来到北京，找戴老。我向他如实汇报了河北省科委的意见。他听后，很生气地说：

“河北省不要你，开大会时, 你拿着书稿来找我, 我让你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又说:“我将安排你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请你做好准备。”

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委，不支持我参加大会，但河北省某些单位和许多专家学者却支持我参加大会。当他们得知我得到特许将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时，都非常高兴。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宋谦为支持我参加大会，提出可以由他们复制书稿, 由我在大会上散发，并送有关大学、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署名蓝天柱著，河北省农业厅印。这也是对我的极大支持。

我带着唐山市科委给我写的身份证明介绍信，来到太原市找到大会秘书处，找到了戴老。他们不安排我到河北省代表团住宿和活动，而安排我到河南省代表团住宿和活动。

河北省代表团有四十名代表参加大会，他们送去四十篇论文，大会只选了其中两篇在会上宣读。而我来自河北省唐山市，以个人名义参加大会，却安排了我在会上宣读书稿摘要。

与会者听我宣读书稿摘要，又看到我的书稿复制本，很多人围过来询问我：

“你的实验和著作花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国家经费？用了多少人力和助手？”

“五年，只有一个人，没有助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我如实回答。

他们都不相信。也难怪人们不相信，因为书稿明摆着的实验，有几千个实验数据，几万个相互关系推算数据，二十万字著作，哪能在五年时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单独完成呢？

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神人”。

我无需进行辩解和解释，因为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只要天知、地知、自我良心无虚、无邪、无假就可以了。后来，我还向他们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不信，也可以说我的助手有千军万马，这就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农民技术员，还有家中的妻儿老少。”

这才解开他们的疑问，得到他们的笑认。

这个大会有副总理参加，有十多位部级领导参加。专家学者和行政代表共一千多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我那时才四十多岁，是参加会议的少数年轻者。是在会上宣读论文和书稿摘要的最年轻的学者。

在会议期间, 我曾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被我的事迹所感动，表示要给予大力支持。《河北日报》某记者采访我后，建议我把所谈写成一封公开信, 由他们报社发表, 一九八Ｏ年十月二十日《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了我的公开信。《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我后, 又经过核实，于一九八Ｏ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头版, 以我和另一位专家的事迹为例子，批评了河北省不重视人才和埋没人才。国家级的科技刊物《潜科学杂志》，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又重新刊登了我的书稿摘要（以论文形式，题为《F₁数量性状遗传》）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四  原河北省科委不支持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也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在全国科技大会后，我得知即将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大会。

这个大会不是一般的专业学术会议，而是以农业为基础，大农业、多科性的综合大会。这是由国务院主办, 有中央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各省市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的大会。是我国建国以来，全国大农业专家云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业科技大会。这次盛会将交流建国以来科技的成就，检阅大农业科技队伍。将要发出倡议：向大农业科技深度和广度进军。我认为自己有条件争取参加这一盛会。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秘书长戴松恩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总结建国以来农业科研成就的文章中，就提到河北省从作物代谢来研究作物生长和发育取得的成就。该项工作，就是我在原河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季良指导下做出的成果。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许多科研单位都受到冲击，陷于瘫痪。许多科研人员都因受贬、挨整、挨批、挨斗，而无所作为。我被下放到农村基层，在极困难条件下，靠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节衣缩食，筹备得一点资金，坚持数理遗传研究，数年如一日，最后写成的研究专著，又受到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好评。当时，我认为这是全国难以找到的。

因此，我再次来到北京，找到已调北京，在中国农业部任植物检疫试验研究所所长的季良教授。他深知我过去的工作。这次我持书稿自荐, 要求参加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他立即修书推荐我参加大会。

戴松恩院士，“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此时，他已恢复工作，并受委托筹组这次全国农学科学大会。他接到季良的推荐信，又翻阅了我的书稿和专家审评。认为我完全有条件和资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因为我从河北省唐山市来，他建议我到石家庄去，向河北省领导汇报，请求他们选我当代表，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大会。

哪料，河北省主管科技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接到我的申请和书稿后，大约过了三个月，告知我：

“我们审查不了你的书稿，几个专家意见，没有权威单位结论，也不能作为依据。因此，不能选你为河北省代表参加会议。”

我认为这是他们不负责任，无理搪塞之词。我还据理力争：“徐冠仁院士等几位专家都是该专业著名专家，他们的审查意见有亲笔签名和通信地址，可以核实，怎么能说不能作为依据？！如你们认为还要组织专家审查鉴定，也应由你们组织，我个人无权无力组织，权力就在你们手上呀！”

他们当官，但不负当官的职责，那讲什么道理？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三  访徐冠仁院士（续1）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从美国回来，就是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而我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科技工作者。那时，我在河北省农业科学院筹建作物生理研究室，曾多次向他请教过同位素在农业研究中的应用和有关设备。以后在工作中，又向他请教过辐射遗传、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等问题。因此，我告诉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研究室被打成黑窝窝，我被下放到唐山市农业基层单位，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使我因祸得福。在农村基层条件下，我重新选题，做了数理遗传研究工作。”

这时，我拿出厚厚的书稿，说明来意，是请求审稿而来的。

他接过我的书稿，略翻阅了一下标题和目录，惊讶地说：

“这些年来，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做, 你还做了这么多工作呀！”

他有深厚的知识基础, 又有为祖国献身发挥才能的志向，更望能指导和培养青年一代，使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卓越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由于他失去了所热爱的研究工作的条件，失去人身自由，以致无所作为，浪费了大好年华，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宏愿。这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而是某些错误决策者的罪恶。

当时，他还未恢复工作，就看到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恭恭敬敬站在自己面前，向他来请教、求助了。他觉得自己在青年人心目中还是很高大的。因此，他一转自己忧郁的心态而感到自豪。

“很好，很好！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你就把书稿留下，我将尽快为你审阅。”他面带笑容地说。

“书稿还引用了许多你发表过的实验资料，如果你认为不当，可以剔除。”

“我已发表的资料, 你如何用, 用多少都是可以的。只要注明出处，我还希望多用呢！”

三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一份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再转送给他的同学、名专家王鉴明教授审阅。

不久，我就收到中国轻工业总会甘蔗糖业研究所所长王鉴明教授的复函，他表示完全同意徐院士审查意见，认为数理推导，准确无误，希望该书能早日出版，和更多读者见面。

这一段的叙述，在王鉴明为该专著《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广东科技出版社，1998）写的《前言》中，从不同角度做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三  访徐冠仁院士

         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三个月后，寄来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转送给他的同学王鉴明教授审阅。不久，收到复函，希望早日出版。

        书稿完成后, 我立即带着书稿来到北京，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这里有一段感人故事，让我叙述：

        我看到徐博士，立即恭敬地称呼：

“徐所长！”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请不要称呼我为徐所长。” 他举手阻止我说。

我和他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人，我深知徐说这话可怕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处境。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未恢复工作和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科学家和其他知识份子，都被视为牛鬼蛇神而关入特设的“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徐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代表美国国家参加日内瓦辐射遗传学会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回国来创建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

当我想到这些, 就冲口而出，为徐鸣不平。 

“不选择国外的良好研究条件和优厚生活待遇，不嫌弃祖国微薄的生活待遇，选择回来艰苦创业，这就是为爱国而牺牲自我的高尚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呢！

“我初回国时，经常听到这些话，可这些年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了，你也不要这么说吧！”这时，徐平静下来，用叹息的口气说。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好受, 气愤地说：“别人不这么说, 我还要再说一百遍；别人不称呼你为徐所长, 让我称呼你为徐所长吧！”

我觉得这只是正常人说的正常话。 徐在人为大灾难后, 头一次听到正常人的话，感到很欣慰。

这时我们才很靠近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主动提问了我近年来的一些境遇，似乎对我还有点印象。

（待续）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二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续1）

我写有关遗传学研究专著的时候，好像着迷了。

有一次，我从居住地林西出发，赴卑家店赶集，希望能在集上购买到一些较便宜的副食品。

这是一条由唐山通往山海关的一级公路，那时还没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都是主干道，来往车辆很多。我骑着自行车上路，在自行车上，我突然想起书稿中某些章节和段落。想呀，想呀，我忘记了是在自行车上，忘记了目的地，但又能惯性地踏着自行车往前走。走呀，走呀，我来到一个集镇，以为这就是卑家店。

我经常到卑家店，看一看又不像是我熟识的卑家店。我下车问路人，才知道这是滦县的县城了。从住地到卑家店只有几里地，但我已走了几十里。因此，我只得折回。卑家店集已经散集，什么也买不到了。

我到家后，家人看见我两手空空，问我为什么没买点东西。我和家人说了事情的经过，家人都为我惊心，捏了一把大汗。

大路上，这么多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发迷了，很易被机动车撞倒，非常危险。她们又为我能安全回到家感到庆幸。以后，我出门上街，不论远近，她们都要叮嘱我一番：

“不要在路上发迷。”

她们把我当成呆子一样看待，有时还叫孩子跟着我上街，可以提醒我。

还有一次，多天来我对书稿中某一公式的推导，怎么也想不通，我很焦急和烦躁。

一个晚上，我睡梦中见到一位老人，腾云驾雾似的，飘飘而来。老人把公式的推导，写在黑板上，又不言不语的飘飘而去。我呼喊老人，老人没有理我，我即从梦中惊醒。那时正是严冬，小窝棚不能有效御寒，我不顾天寒地冻，立刻从温和的被窝里窜出来，亮着灯，伏在桌子上，记录下老人启迪。

我的行动，把妻子惊醒了。她拿着一件棉大衣赶紧盖到我身上，问我：

“半夜三更，起来干什么？”

“有仙人从远方飞来，指点我。我怕忘记了，赶紧记下来。”

“什么仙人指点，是你做梦还想着你的书稿。” 妻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相信什么神仙，但一个人睡着了，大脑已经休息，也许小脑还在工作。这是小脑工作的功劳。

早年，我曾写过一部科研专著，书名叫《糖代谢与小麦越冬和寒害》。那时写的是第二部科研专著，书名叫《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如前所述，试验和资料整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四年做的。在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而在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全书十四章四十七节，约二十万字。

自称它为“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二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试验和资料整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四年做的。在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而在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全书十四章四十七节，约二十万字。自称它为“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我死里逃生，幸免一死。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我全家得救，还救了邻居多人；其次就是抢救这份历尽千辛万苦而得来的试验资料。

这份试验资料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大地震中房屋倒塌了，大小石头和檩木砸到它。小木箱的外面好像被剥了一层皮，油漆退了很多，还有砸坏的伤痕，歪斜地变了形。第二天，又受到暴风雨的洗礼，雨水从破处渗透进去。在箱内的塑料夹上，可以看到水珠，但是塑料夹中的资料，却是完好无损。天赐我也！

还在第一代防震棚里，白天我要为一家人找吃的，筹建第二代防震棚，为伤残老人端屎端尿，还要照看小儿子。傍晚妻子下班回来，由她照顾伤残老人，我趴在地铺上，开始撰写书稿。

妻子说：“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注意会油尽灯灭的。”

我说：“一个字，就是一滴油，字写得越多，油就越多，灯会越点越亮。”

在护送老人北上医治震伤途中，护送孩子南下暂避瘟疫途中，我都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车站候车室里，还是在列车上，在兵营里，在亲戚家中，到处都是我的写作场所。无论在耳旁的隆隆声中，还是敲锣打鼓唱大戏声中，我都能排除干扰，全神贯注去写作。无论人们怎么说，怎么议论，哪怕是刺人心骨的话，都不会影响既定的写作计划和情绪。

有人说我是“一本书主义”。能这样全神贯注去写一本书，是“一本书主义”思想支配的效应。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丁玲，为鼓励青年人学习和创造，提出要写一本书流传于后世。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错误呢？过去不该批的东西批了，不该斗的事物斗了，整、批、斗得死气沉沉。硬批斗丁玲为“一本书主义”，打成右派，贬到新疆劳动改造。丁玲平反了，难道还不应深思和反省吗？

时到今日，有些人还阴魂未散。当我和女儿蓝岚合作，写这部纪实文学著作时，说我又搞“一本书主义”。说什么中国人律已，不应自己写自己，也不应由女儿来写自己。我认为自己写自己，由女儿来写自己或由别人来写自己都是一样的，只要无虚假无邪念就可以了。虚假的东西，自己和别人都不可以写，别人来写，也不能把虚假变为事实。

（待续）

科技体制有容乃大，如能引起对现行科技体制和理念的讨论，从哲理上来提高认识，改善体制和理念，也许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一  有必要重审

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发现，往往是一些不服传统的人首先提出和坚持研究而取得的。如果把这些成果都扼杀了，无疑是对科学的反动。

某电视台资深记者在上报准备采访我的选题时，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