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三  访徐冠仁院士

         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你信得过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 三个月后，寄来审稿意见书，给予了好评。还建议以他的名义,转送给他的同学王鉴明教授审阅。不久，收到复函，希望早日出版。

        书稿完成后, 我立即带着书稿来到北京，拜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所长徐冠仁院士。这里有一段感人故事，让我叙述：

        我看到徐博士，立即恭敬地称呼：

“徐所长！”

“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请不要称呼我为徐所长。” 他举手阻止我说。

我和他都是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人，我深知徐说这话可怕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处境。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未恢复工作和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科学家和其他知识份子，都被视为牛鬼蛇神而关入特设的“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徐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代表美国国家参加日内瓦辐射遗传学会议。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回国来创建原子能农业利用研究所。

当我想到这些, 就冲口而出，为徐鸣不平。 

“不选择国外的良好研究条件和优厚生活待遇，不嫌弃祖国微薄的生活待遇，选择回来艰苦创业，这就是为爱国而牺牲自我的高尚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呢！

“我初回国时，经常听到这些话，可这些年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了，你也不要这么说吧！”这时，徐平静下来，用叹息的口气说。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好受, 气愤地说：“别人不这么说, 我还要再说一百遍；别人不称呼你为徐所长, 让我称呼你为徐所长吧！”

我觉得这只是正常人说的正常话。 徐在人为大灾难后, 头一次听到正常人的话，感到很欣慰。

这时我们才很靠近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主动提问了我近年来的一些境遇，似乎对我还有点印象。

（待续）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二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续1）

我写有关遗传学研究专著的时候，好像着迷了。

有一次，我从居住地林西出发，赴卑家店赶集，希望能在集上购买到一些较便宜的副食品。

这是一条由唐山通往山海关的一级公路，那时还没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都是主干道，来往车辆很多。我骑着自行车上路，在自行车上，我突然想起书稿中某些章节和段落。想呀，想呀，我忘记了是在自行车上，忘记了目的地，但又能惯性地踏着自行车往前走。走呀，走呀，我来到一个集镇，以为这就是卑家店。

我经常到卑家店，看一看又不像是我熟识的卑家店。我下车问路人，才知道这是滦县的县城了。从住地到卑家店只有几里地，但我已走了几十里。因此，我只得折回。卑家店集已经散集，什么也买不到了。

我到家后，家人看见我两手空空，问我为什么没买点东西。我和家人说了事情的经过，家人都为我惊心，捏了一把大汗。

大路上，这么多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发迷了，很易被机动车撞倒，非常危险。她们又为我能安全回到家感到庆幸。以后，我出门上街，不论远近，她们都要叮嘱我一番：

“不要在路上发迷。”

她们把我当成呆子一样看待，有时还叫孩子跟着我上街，可以提醒我。

还有一次，多天来我对书稿中某一公式的推导，怎么也想不通，我很焦急和烦躁。

一个晚上，我睡梦中见到一位老人，腾云驾雾似的，飘飘而来。老人把公式的推导，写在黑板上，又不言不语的飘飘而去。我呼喊老人，老人没有理我，我即从梦中惊醒。那时正是严冬，小窝棚不能有效御寒，我不顾天寒地冻，立刻从温和的被窝里窜出来，亮着灯，伏在桌子上，记录下老人启迪。

我的行动，把妻子惊醒了。她拿着一件棉大衣赶紧盖到我身上，问我：

“半夜三更，起来干什么？”

“有仙人从远方飞来，指点我。我怕忘记了，赶紧记下来。”

“什么仙人指点，是你做梦还想着你的书稿。” 妻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相信什么神仙，但一个人睡着了，大脑已经休息，也许小脑还在工作。这是小脑工作的功劳。

早年，我曾写过一部科研专著，书名叫《糖代谢与小麦越冬和寒害》。那时写的是第二部科研专著，书名叫《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如前所述，试验和资料整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四年做的。在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而在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全书十四章四十七节，约二十万字。

自称它为“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二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试验和资料整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四年做的。在唐山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而在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全书十四章四十七节，约二十万字。自称它为“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我死里逃生，幸免一死。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我全家得救，还救了邻居多人；其次就是抢救这份历尽千辛万苦而得来的试验资料。

这份试验资料放在一个小木箱里。大地震中房屋倒塌了，大小石头和檩木砸到它。小木箱的外面好像被剥了一层皮，油漆退了很多，还有砸坏的伤痕，歪斜地变了形。第二天，又受到暴风雨的洗礼，雨水从破处渗透进去。在箱内的塑料夹上，可以看到水珠，但是塑料夹中的资料，却是完好无损。天赐我也！

还在第一代防震棚里，白天我要为一家人找吃的，筹建第二代防震棚，为伤残老人端屎端尿，还要照看小儿子。傍晚妻子下班回来，由她照顾伤残老人，我趴在地铺上，开始撰写书稿。

妻子说：“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注意会油尽灯灭的。”

我说：“一个字，就是一滴油，字写得越多，油就越多，灯会越点越亮。”

在护送老人北上医治震伤途中，护送孩子南下暂避瘟疫途中，我都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车站候车室里，还是在列车上，在兵营里，在亲戚家中，到处都是我的写作场所。无论在耳旁的隆隆声中，还是敲锣打鼓唱大戏声中，我都能排除干扰，全神贯注去写作。无论人们怎么说，怎么议论，哪怕是刺人心骨的话，都不会影响既定的写作计划和情绪。

有人说我是“一本书主义”。能这样全神贯注去写一本书，是“一本书主义”思想支配的效应。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丁玲，为鼓励青年人学习和创造，提出要写一本书流传于后世。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错误呢？过去不该批的东西批了，不该斗的事物斗了，整、批、斗得死气沉沉。硬批斗丁玲为“一本书主义”，打成右派，贬到新疆劳动改造。丁玲平反了，难道还不应深思和反省吗？

时到今日，有些人还阴魂未散。当我和女儿蓝岚合作，写这部纪实文学著作时，说我又搞“一本书主义”。说什么中国人律已，不应自己写自己，也不应由女儿来写自己。我认为自己写自己，由女儿来写自己或由别人来写自己都是一样的，只要无虚假无邪念就可以了。虚假的东西，自己和别人都不可以写，别人来写，也不能把虚假变为事实。

（待续）

科技体制有容乃大，如能引起对现行科技体制和理念的讨论，从哲理上来提高认识，改善体制和理念，也许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一  有必要重审

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发现，往往是一些不服传统的人首先提出和坚持研究而取得的。如果把这些成果都扼杀了，无疑是对科学的反动。

某电视台资深记者在上报准备采访我的选题时，提到：

“广东惠州市蓝天柱，三十多年来，自我选题自我研究一项有关遗传学基础理论。经专家推荐，已被广东省科技厅接受和承认为一项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登记号：030369。蓝天柱既有创新的意志，又有坚持创新的勇气，其科研精神值得歌颂。但更重要的是他坎坷的经历，涉及到科研体制，学术风气和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态度，值得深思和反省。这是绝对的富矿，值得选题开发。”

这里仅就个人经历，涉及到科技体制的问题，作一些叙述和分析。

科技体制一般包括科技力量的组织、科研选题、招标、经费、成果评审和奖励等制度。我国现行国家和地方统一安排选题，在此基础上招标的制度。这些课题有既定的目标和预期的成果，你只有接受这些课题，才能得到经费支持和奖励。如果自选课题，将得不到任何经费支持。即使有了成果，也得不到认同和奖励。

理念是保证有序地发展。

这种体制和理念，确定了一些人“专制”的权威，扼杀了个人的独创，对科技发展极其有害。在一些民主国家，也许还残留着这种“专制”，但这些国家学术自由已成风气，有众多个人和社会力量支持个人创造，国家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对每个自选课题给予支持，但当有人已做出成果，并得到某些认同的情况下，国家的科技权力机构还是置之不理，甚至讽刺挖苦，那就是漠视人才，对科学不负责任的犯罪。

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发现，往往是一些不服传统的人首先提出和坚持研究而取得的。如果把这些成果都扼杀了，无疑是对科学的反动。

因此，亟需重审我们国家现行的科技体制和理念。

二  体制外的人

有人说蓝天柱是个典型的不服传统的孤独研究工作者，不能为现行科技体制相容。虽然他不断有新进展，但仍得不到科技管理权力机构的支持，有时还受到刁难，所以他越走越难！

    是的，我走的科研之路是另一条另类之路，艰难地走了几十年。

当我的科研精神和科研成果（独创的两部科研专著和相应的论文）得到本专业的某些院士和教授推荐，给予了“方法独特创新，对经典遗传学理论有所突破，理论联系实践。”的评价，得到了媒体的重视，中央和地方几十家传媒为我做了专题电视节目和长篇报道。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某些领导的鼓励和支持。

然而，在决定能否得到权力机构承认和支持时，却屡屡遇到不能前进的红灯。

有人说， 我是个典型的不服传统的孤独研究工作者，不能为现行科技体制相容。虽然我在艰难中挣扎，而且不断有新进展，但仍得不到科技管理权力机构的支持和赞助，有时还受到刁难、讽刺和挖苦，所以越走越难！

回顾，早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孟德尔被说成是反动的，唯心的。学校不准开设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课程，我就不服这一管制，而自学细胞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这为我后来自选课题，自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河北省农业科学院被下放到唐山市东矿区担任农业技术推广员。我不甘心这一安排，在工作之余自选课题自费研究，开展了数理遗传“黑试验”研究。

经过多年试验，我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小窝棚里, 趴在地铺上撰写成独创的科研专著《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在该著作中，提出了新概念、新理论，推导出数学模式，发现了多条新规律，自成一套完整思想体系。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得到了徐冠仁、戴松恩院士等多位专家的好评和推荐，但是就得不到当时河北省科委的认同，他们自己承认审查不了，但却不接受专家的推荐，又不组织专家审查。正因为如此，我得不到科技管理权力部门的承认，当然也就得不到行政支持。

我的科研专著《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早在二十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表示可接受出版，但由于得不到出版经费支持，还是被搁置了，一拖就是二十年。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一部科研专著被耽误了二十年后才得以出版，这能不使人顿足疾呼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尴尬。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科技体制，只能容纳编制内的一些人，接受计划内一些课题的成果。编制外和计划外就难以相容。特别对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孤独者，倍加为难。

古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科学技术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更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性。然而如果一种落后的体制制约着科技的发展，那么它还容什么？又大什么？

有人说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实又如何？

1992年我从一家国营化工厂退休，每月只能领到298元退休金，不足以维持个人生活。为补生计，我来到一个商场做小生意，卖冰棍和传呼电话。就在此摊位上，我补写了新篇章，完善了科研专著《作物杂交F₁数量性状遗传》。直至1998年在惠州市三位市级领导提供出版经费支持下，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我的科研专著出版后，即送惠州市科委（现改为科技局）要求组织鉴定，上报科研成果。回答是“研究研究”，无数次，这一研究研究经历了漫长5年，一千七八个日日夜夜，直至2003年得到的答复还是“研究研究”。

2003年我来到广东省科技厅上访，向有关领导反映了惠州市科技局（科委）五年来的态度。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接访人员指点我可走专家推荐之路，自找同行一位院士四位正教授推荐，直接报省科技厅，即可承认和登记为科技成果。这样就可绕过惠州科技局，不用求他们组织鉴定了。

我得到这一指点，立即行动，一个月后，于2003年3月得到盖钧镒院士等本专业权威专家的推荐，并得到广东省科技厅接受和承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成果，颁发证书。

接着，我申报2003年广东省科技成果奖，2004年惠州市科技成果奖，都落选了。

200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陪同下，访问惠州市科技局和广东省科技厅，咨询落选原因。他们说不出任何理由，科技厅负责人只说了一句：“评定是公平、公开和公正的，但是还要照顾到各方的平衡。”我这个编外的人，纵使有天大成果，也可能就在平衡中被挤出局了。我想找回我送审28本著作，却都无踪影了。

我记得这几年来，我曾六次应邀参加全国和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和做学术报告。其他代表都可以回单位报销旅差费和会议费，我无单位可报销，只有一次惠城区委领导给了我补助。

今年，我已七十五岁高龄，又有新著《遗传变异和表达新概念》（36万字）问世。曾得到中共惠州市委书记柳锦州接见给予鼓励，柳书记和陈仕其副书还批示由市科研经费支付出版费。但受到市科技局和市科协阻挠，而不得落实。我为如期（2006.9）出版，只得以住房抵押借债。

由于我的科研不能为现行科技体制相容，得不到科技管理权力机构的支持和赞助，所以越走越困难！

三  自找的苦

如能引起对现行科技体和理念的讨论，从哲理上来提高认识，改善体制和理念，也许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有人说，他是自找的苦。我现年七十五岁，如果撒手不干，许多困难就不存在了。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还要在有生之年致力于该项研究及其宣传推广。

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每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都要经过反复的学术论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就是这样一个宁愿终生为科研事业，为自选课题而卧薪尝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人。

有人可能认为蓝天柱的存在是个麻烦。没有哪个权力机构对我负责，但有些权力机构，特别是科研权力机构又感觉到压力。

这些机构认为完成国家安排和招标项目就是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现在蓝天柱又拿出了国家安排和招标项目之外的成果，还有某些学者和舆论的支持，市里某些领导也给予支持，使他们难以对付和处理。

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我的研究工作难以为现行科技体制和理念所容。

因此，如能引起对现行科技体制和理念的讨论，从哲理上来提高认识，改善体制和理念，也许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一  “黑试验”研究（续1）

在农村基层一个试验基地里，我精心安排了该项试验。对外说是为鉴别和筛选种子，只有我才知道，是从事数理遗传研究。

我认为在农村基层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比之在科研单位安全和有利。因为，在科研单位，即使黑着干，也难避开那些领导人和某些所谓“雪亮”的眼睛。很快就会被作为“毒草”，灭绝铲除。在农村基层则较易掩盖，如掩盖得好，也许还会被当作“香花”，而得到农村基层领导的支持。

我落脚唐山，当时还是重病之躯。病情非常严重，经常腹痛便血，经唐山市多家市级医院医生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胰头癌症状。转到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癌科专科医院），又经该院医生检查，不能排除癌症之凝。医生建议我剖腹检查，我表示：“如诊断为癌症，我愿意接受剖腹治疗割除，但不同意剖腹检查。”医生立即给我写了复诊证明书，建议我全休息半年，半年后再来复诊。似宣判死刑，缓期半年执行。

我没有休息，就下到农村安排我的数理遗传“黑试验”研究。坚持了三年，最后完成了试验任务，也晕倒在田间。医生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未愈，又得黄胆性肝炎，严重贫血和低血压，低头就眼冒火星晕倒。我从医院醒来后，就在病床上整理多年试验资料。

八个月后出院，又遇唐山大地震，我被深埋在废墟之下。我伤痕处处，头被砸破，血从头流到脚。

第十六章  小窝棚里诞生的专著

试验是在震前四年做的，在大地震后第一代小窝棚里着手撰写，第二代小窝棚里完成的。从开始撰写至脱稿，用了一年时间。我随身带着书稿资料。无论在候车室里，列车上，兵营里，亲戚家中，到处都是我的写作场所。无论在耳旁的隆隆声中，还是敲锣打鼓唱大戏声中，我都能全神贯注写作。

一  “黑试验”研究

当时，被认为是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不能公开宣称要做这样的研究和试验，只能偷偷摸摸黑着干。如一旦被发现和揭发，又要挨批、挨斗和挨整了。这是一个极危险的选择，但我甘冒此风险。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全国许多知识份子一样挨批、挨斗和挨整，被关入了“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