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两种计划经济        2005年

中国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如今的改革，就是要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对计划经济的理解还十分狭窄。计划经济实际上有两种：一是国家的计划经济, 一是大企业的计划经济。如今前者已经声名狼藉，但后者的存在却很少被注意。这种不平的认识，会塑造我们错误的市场经济观念，最终误导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

一：为什么“小的是美好的”？

简单地说，计划经济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资源和决策权力集中起来，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权来调度支配。当这个高高在上的中央权威是国家时，就有了国家的计划经济。当这个权威是企业时，就是企业的计划经济。比如，如果一个大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就等于把本属于这些员工的经济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统一调配。员工由于丧失了基本的经济资源，除了给企业干活、希望自己不被解雇外，无法设计自己的经济行为和前途，丧失了基本的经济自由。实际上，从亚当.斯密以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反对国家计划经济，也反对这种企业计划经济。

“小的是美好的”，垄断有害于自由市场的架构。不论是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一旦侵犯了个人的经济自由，就会伤害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有严格的反托拉斯法，而且对企业雇员的权利(包括最低工资标准、休假、医疗保险、退休福利、乃至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等等)都有严格的保护。

为什么要限制企业对其职工的权力？除了道德方面的理由外，在经济上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个统一的权威，看待世界的角度单一，不论进行任何通盘的计划，都会忽视生活中的复杂性，产生许多盲点。根据这样的计划来运作，必然会造成许多浪费。而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则千差万别，能够照顾到各种细微末节和不确定因素。让这些个人的创意自由竞争，经济运行才会有效率。
第二，企业越大，官僚机构就越大，经营者就越无法对其掌握的财富负直接的个人责任。美国的一些大企业，虽然连年赔本、职工惨遭解雇，总裁的工资却扶遥直上。在中国，近十年大企业在足球上挥霍几十亿，老总们个人的收入却不受影响。而个人的财富则不同。经营不好，自己就立即要付出代价。所以，世界上经营最有效率的资产，往往属于个人或者家庭。消费者是最精明的生意人，上街要货比三家，花单位的钱则总是大手大脚。大企业无限制地压低职工的工资，实际上就等于把经济资源从高效率的单位(个人或家庭)转移到低效率的单位(企业)。这种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当然造成了低效率的经济。对市场经济刚刚在建立之中的中国，大企业集权还多了一个陷阱：企业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政治权力结合。改革之初，大家认同的口号是“国家给企业松梆”。意思无非是企业要从国家的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拥有自由的经济行为。这当然是改革必须迈进的一步。不过，企业获得了自由，却不能任意侵夺个人的权利。一旦大企业拥有经济上的垄断权力，就可能和那些以GDP为自己的政绩目标的地方政府相串通，不给职工任何伸张权利的机会。近来民工拿不到工资、讨薪挨打的报道不绝于耳，但很少听说哪个欠薪或雇用打手对付讨薪民工的老板被法办。这说明企业坐大后，很容易影响政治权力，获得不应该得到的保护。当政治权力一味照顾企业权力时，从企业的角度看，赚钱容易了，“投资环境”改善了。但老百姓则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权利。从长时段看，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也阻碍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陷阱

个人要为自己的一生作计划，家庭要为后代的利益考虑，他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更有远见。所以，一个人可以放下薪水不错的工作去到学校读书，一个家庭会从两、三岁开始进行教育投资，为孩子二、三十年后的成功作准备。企业则不然。企业很少为十年后作什么准备。再大的企业，也抵挡不住眼前利益的诱惑，一定要赚今年能赚的钱。相比而言，个人的经济行为是长期的，企业的经济行为是短期的。把财富从个人手里夺走，集中在企业那里，就会创造一个短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短期的经济模式，从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已经能够看出苗头。从企业方面看，由于可以压低职工的工资，可以削减各种福利，甚至可以抵赖工钱，劳动力的成本当然低，赚钱当然容易。由于劳动力成本太低，企业没有更新技术的动力。比如，买个新机器，会省下几个劳动力。但买机器耗资甚巨，雇几个工人却花不了几个钱，谁还愿意更新技术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外资到了中国，也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而不用，宁愿多雇些人手的缘故。这就是笔者所称的低薪、低技术的陷阱。

但是，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产业层次，从低技术走向高技术。美国在19世纪初还是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地，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棉花种植园，尚能维持相当的效率。但是，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这种低技术、高剥削的制度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靠打一场南北战争来解决问题。到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成了欧洲新技术的试验场。劳动力价格也远高于欧洲。最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日本刚刚经济起飞时，也是靠劳动力便宜。但在1960年代初就调整战略，高福利、高工资、高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如今成为劳动力价格最为昂贵的国家，也是机器人最多的国家，其经济的技术含量在世界居领先地位。

中国如今的经济起飞，主要靠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技术部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费用指数上升，劳动力费用就会提高；同时，一些更穷的发展中国家，会以更低的劳动力价格，在这些低技术领域和我们竞争。不逐渐提高技术层次，这样的高度经济发展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但是，由于劳动力价格太低，企业赚钱太容易，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低薪、低技术的陷阱中安居乐业。我们的技术层次还怎么提升？

从职工的角度看，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福利少，只能勉强挣扎于生存线上，没有资源和时间在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教育投资。这样只能笔者所称的“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的局面。从长期看，我们的劳工素质就无法提高。十年二十年后，即使一些企业不得不提高产业层次，提高技术含量，但高技术的产业需要训练良好的劳工来操作。现在把职工的工资压得这么低，使他们无法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投资，将来去哪里找高素质的劳工？国家给企业松梆，并不是取消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责任，首先是保证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照顾企业的利益。如果一味地“改善投资环境”，放任企业的低薪甚至欠薪，就等于把社会经济资源不正当地从个人和家庭长远的经济规划中提出来交给企业，鼓励其短期的经济赌博。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看看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几乎是对工人的福利最缺乏保护的国家。但相比起中国来，那里职工不仅收入好，而且福利高、工作时间少，有各种法律的保护。有了钱和时间，就可以对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教育。不仅劳工的孩子可以不再当劳工，而且即使劳工本人，一旦对自己的工厂失去信心，就用业余时间学习有前途的手艺，再加上失业后还可以领半年的补偿，所以丢了工作后，常常可以跳到一个更好的产业中。美国的企业，一直在高劳动力费用的压力下挣扎，挖空心思进行技术创新，传统的制造业，几乎将在美国消失。而一旦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也大大增加后，那些有经济资源的传统劳动阶级，已经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的技术素质通过教育而提升，正好满足高技术产业的需求。结果，技术革命一波又一波，产业的新陈代谢快得惊人，劳动大军却基本上能够与时俱进，不被淘汰。美国之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就在于其不仅保证了企业的经济自由，也保证了个人的经济自由，使经济资源能够在最有效的经济部门(包括个人和家庭)中运行。

过于放任大企业的赌博，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戳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作电脑自己也作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作起，还应该从小处作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民工首先要等拿得到体面的工钱。
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故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政”。（ 必须即市场经济，又民主政治，那老百姓觉得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就会通过选票对规则进行修正。否则，老百姓无法通过选票及时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规则进行修正,从而不能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无法持续发展。)

薛涌：政治家给穷人当实习生

James P. McGovern，是个来自麻萨诸塞州的众议员，最近为了在推动国会一个食物券救济法案，突然决定给这个法案要帮助的对象（即穷人）当一周的实习生。也就是说，在这一周里，他强迫自己靠食物券所容许的金额吃饭。

去年，美国一共有2600万的穷人从政府领食物券，这一项经费在联邦政府的开支是330亿美元。以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每个被救济者一个月能领到94.05美元，大约一天3美元。2600万人是个很大的数字，远非全是赤贫者，其中许多人有工作，只是薪水太低而已。我几年前读书时，奖学金用完，小女出生，扶养无力，就领过一段食物券。记得911那天，我就在当地政府等着领食物券，排队看着电视里世贸中心燃烧的惨景，目瞪口呆。而边上的穷人，大部分连眼皮也懒得抬。这经历给我的震撼，实在终身难忘。

既然我熟悉领食物券的日子，对此制度就有些发言权。应该说，这一制度服务还是相当好的。比如，我们的食物券是给小女领的。每次领时，还有个营养师进行咨询，详细检查孩子的身高体重，并要求医院提供各种健康数据（穷孩子的医疗也是免费的），发现问题及时指导父母纠正。要是把这笔费用算进去，就远不止食物券这点钱了。

James P. McGovern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和来自密苏里的共和党人Jo Ann Emerson是众议院“饥饿委员会” (House Hunger Caucus) 的共同主席。他们的目标，是在食物券的开支上再追加40亿美元。这样，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食物券面值可以增加48美元。

James P. McGovern声称，美国作为世界最富的国家，在救济穷人上太抠门儿，实在是国家的耻辱。在他看来，既然是为穷人的利益而战，穷人就成了自己的“老板”，他必须给这个“老板”当一段实习生，才有资格给人家提供服务。于是，他决定和妻子一起，体验一下领食物券过日子的滋味。不过，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还享受正常的生活，不在食物券的约束之内。

具体的办法是，他们夫妇给自己这一周定下了42美元的饮食标准，看看能否熬过来。在实施食物券生活之前那天晚上，他们就好象是要面临一周的绝食一样，夫妇两人带着两个孩子，到餐馆好好吃了一顿。那顿饭全家四口的帐单，是44美元，实在还算是相当便宜的晚餐了。

James P. McGovern身高六英尺，体重188磅，年龄47岁，是个壮年的大汉，胃口极好，一天三美元要吃饱，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他真象当实习生一样，购物时给自己请了个监导人，那就是一个拖着三个孩子正领食物券的单身母亲。这位母亲告诉他一些基本的省钱技巧：首先，要进最便宜的超市购物，每个超市都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最便宜的。另外，买大包装的食品要比买小包装材料的食品便宜得多。

第一天，他进了超市先买了罐最便宜的咖啡，那是他每天早晨必喝的（毕竟议员的工作非常紧张，需要提神），只有三块钱，比过去喝的名牌便宜多了。不过，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罐咖啡。这毕竟是一天的食物价格呀！在熟食部，他放弃了鸡胸肉，买了一大包奶酪，价格7.32美元，不过这可以供应夫妻俩一周，靠两片面包夹一片乃酪就是个三明治了。他放弃了自然的糙米，买了便宜但不健康的精米；他还跳过瘦牛肉，买了一块很肥的。由此，他大概懂得了为什么美国的肥胖症在穷人中最流行。

他早餐是一根香蕉一杯白水。这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到了午餐和晚餐就难办了。因为他毕竟是国会议员，午餐晚餐往往是一些政治活动，会面对满桌珍倄。他不得不在同事们享受美食之时，从兜里掏出妻子给他准备的夹着一片奶酪的圆饼或者上顿剩下的番茄汁拌通心粉来充饥。而他参加希拉里.克里顿的募捐晚餐时最难受。美国的募捐晚餐，价格奇高，食物特别丰盛考究。而他面对令人眩目的珍倄，只好挺住不吃，事后飞奔到办公室，把冷冰冰的米饭加鸡块吞了下去。事后他回忆说：机还勉强，那米饭实在难以咽下去。

一周过去，夫妻俩核对食物开支：41.7美元，离42美元的标准只差三毛钱！算是实习生合格出徒了。不过他四天内掉了三磅肉。James P. McGovern坦言，自己这样作，难免有“作秀”之嫌。毕竟，他这样的日子仅仅是一周，而且事前会好好吃一顿，事后自然也会好好犒劳自己一下。不过，这样一干，自己多少体验了穷人的生活，也引起媒体的注意，使社会提高了对穷人生活之艰难的意识。

这里应该指出，在美国，那些领食物券的人，以及那些因最低工资线的提高而受益的阶层，不仅在人口中占极少数，而且基本上是不出来投票的。要是靠他们的选票，没有一个政治家能选上。但是，多少年来，总是有许多政治家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为这些穷人的利益而奋斗。这种非功利主义的人道精神，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James P. McGovern并没有把自己变为穷人，但至少他知道要给穷人当实习生后才有资格给人家服务。这种真诚，也养育了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良知。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在制定许多针对穷人的政策。我希望决定这些政策的人，要向James P. McGovern先生学一学，先当实习生再制定政策。比如，你要恢复收容制度，自己先被收容一个星期试试。你要让乞丐申请到乞讨证才能“上岗”，自己先要一星期的饭体验一下。大家要都这么认真，我们的社会岂不会美好许多？

薛涌：美国为什么能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

2008年02月22日 星期五

　　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果按基尼系数来算，和中國也差不多。不过，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穷。1959年7月24日，美国的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美国正在莫斯科开展览会，其中展示了牧场式的独居住宅，里面的厨房被眼花缭乱的现代家电装备齐全，让苏联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苏联媒体则讥讽这种房子如同印度十七世纪的皇家建筑泰姬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住的。尼克松则反驳说：“购买这样一栋房子，每月的分期付款只需要一百美元，完全在一个普通的美国钢铁工人家庭的支付能力之内。”这也引发了他和前来参观的赫鲁晓夫在这一住房模型的厨房中的激烈辩论。

　　在美国住了不到一年的人就会明白：尼克松讲的只是一个平常的事实。而在“工人階級领导一切”的国度，普通工人的家居竟被看作是泰姬陵式的豪华皇家建筑，则充满了讽刺意味。这也无意透露出普通美国老百姓的财富是多么令人震惊。英国《经济学人》不久前还声称，即使是从富裕国家来的访客到了美国的腹地，也会对普通蓝领的生活羡慕不已：双车房的独居、宽频幕的电视、应有尽有的玩具、体育器材… 在别的国家只有贵族精英拿来炫耀的东西，在这里则成了普通百姓的衣食日用。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在这种普通百姓富裕的前提下的分化。由此可以想象美国的富人有多富！不过，富人的富和普通人的富是两回事。在美国，所谓穷人变富，并不是一个叫花子一夜之间成了比尔.盖茨。这种戏剧性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非常稀少，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穷人变富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人最后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了尼克松所描绘的能够买一栋在外国人看来是泰姬陵一样的“豪华”住宅的普通劳动阶层。这一过程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富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是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人们总把美国老百姓的高生活水平和其国力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无道理。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美国建国之前，那十三个较之欧洲还颇为荒辟殖民地，劳动力价格就比最先进的英国还要高。美国老百姓的“富”一开始就是有名的。而这种“富”最初是建立在“均”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感叹美国社会平等均富的原因。

　　建立在老百姓贫困基础上的贫富分化和建立在老百姓富裕基础上的贫富分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中國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就发现其制度的优越绝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能够概括的。美国老百姓的权利，除了市场经济外，还受到几大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的保护。我把这些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归纳为如下几点：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

　　自耕农主义，来自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并借美国地大物博的独特环境优势而生根。欧洲中世纪一直有一种自耕农的理想：这种自耕农不用给别人打工，同时也不是在别人的劳动果实上坐享其成，而是自己下地种田。他们只要勤奋，收获就足以维持家用。这种小农的经济自立，被视为欧洲式的“自由”的理想形态和经济基础。自耕农因而也有自立、勤奋、诚实等等美德。

　　不过，到了工业革命前夜，这种自耕农的理想在人口稠密、贵族地主占据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欧洲已经很难实现。因为无地的农民实在太多。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工业化之后，大量农民被驱除出土地，成为“无产者”。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也为日后的社會主義运动打下了基础。美国则截然不同。当时美国刚刚开发，缺的是人而不是地，所以对人的待遇非常优厚。比如弗吉尼亚实行五十英亩的制度，即一个白人移民一旦在那里定居，就自动获得五十英亩的土地。可以说，美国是自耕农的天堂。

　　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就是这一自耕农精神的代言人。他曾周游欧洲，亲眼看到工业革命中产业工人非人般的生活，感慨万端，觉得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如机器、命运完全被自己看不到了力量所控制、丧失了个人的獨立和自由。因而他有着强烈的反大工业的情绪，不仅主张美国以农业立国，而且要把自耕农那种獨立自主、勤劳诚实的美德当作美国的国家精神，由此发展出了抵抗大企业对共和政治生活的侵犯、捍卫小民百姓权利的杰佛逊主义。而后来美国的工业化，也和欧洲的工业化有所不同。欧洲的工业化，是在大量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前提下展开的，有着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工。美国的工业化，则面对着相对富裕的农业社会的竞争。如果自耕农的日子过得已经不错了的话，你让这些人背井离乡进城当工人，就必须提供足够优厚的条件和机会。

　　和自耕农主义密切相关的则是生产者主义。自耕农之所以比地主、企业老板、放债人更有“美德”，就是因为他们下地干活、参加生产活动，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当美国工业化以后，自耕农主义不知不觉地变身为生产者主义，即认为是工人而非资本家创造了财富，是社会繁荣的源泉。所以，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就必须得到保护。对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听希拉里的一个演讲。当讨论最低工资问题时，她完全绕开了市场、供需等等经济学理论，直截了当地斥诸于生产者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如果一个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他就应该能养家糊口，让子女受良好的教育，全家都有医疗保险。如果一个人打两份工，家庭基本的生活还不能维持，那么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对创造财富的生产者有基本的尊重。这种尊重，也必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济生活中。

　　在这种生产者主义之上，还有共和主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健康的共和政体，必须依赖自立的公民。而经济自立是政治自立的基础。所以，这种共和主义非常警惕和防范大资本对公民生活的操纵和奴役。比如，在自由市场中，一个资本家用不着出太高的薪水，就可以让工人为他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没有个人生活，没有家庭生活，更不可能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这样的资本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把其他社会成员都变成给自己没日没夜干活的劳工。当大多数社会成为被少数几个人雇佣、丧失了个人生活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后，他们的“身体”已经事实上被资本家所拥有，很难行使公民的职责。共和政体就走向“空洞化”。所以，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就出现劳工运动，提出了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这种运动的信条是：共和政体高于市场。作为一个资本家，你可以拥有私有财产，但不能拥有其他的公民。老板和职工之间有着的是有限的经济契约。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之外的社会生活时间必须得到保障。工人在工厂里靠给老板干活挣钱；但在社会上，则是和老板一样的普通公民，有充分的时间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一个工厂和工人之间的经济契约，绝不能侵犯全体公民之间在共和政体之下的政治契约。

　　简而言之，美国社会有两套游戏规则：一套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一套是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如果老百姓觉得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游戏中无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就会通过选票对这样的规则进行修正。同时，大资本拥有者知道老百姓或者自己的雇员有通过政治渠道改变现行的市场规则的力量，就对后者异常小心，乃至当自己在市场上拥有绝对优势时，也不把优势占尽，而是给老百姓留够“甜头”。十九、二十世纪社會主義运动席卷了欧洲和世界，但是在美国一直无法得势。美国对社會主義运动有一句“美国例外论”的格言：“它就是不发生在这里。”美国二百多年来之所以一直能保存着最少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一大原因就在于其文化中有着雄厚的自耕农主义、生产者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乃至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保护小民百姓的权利，限制大资本的力量。这样大家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都能保有充分的信心。与“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相反，在美国是只有小民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富人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财富。

　　中國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引发了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有两大突出的原因：一是缺乏共和体制的政治制度，老百姓无法通过选票及时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规则进行修正；二是文化上缺乏尊重小民百姓的社会伦理，乃至出现了改革所创造的财富全是企业家之功，工人、农民全不算数的怪论。另外，中國的改革虽然起步于一个农业社会，但中國没有一个富裕的、有獨立的政治权利的自耕农所主宰的农村。相反，中國的农民几十年来受到计划经济的政策歧视，是社会中权利最少的人。大资本不仅不需要以优厚的条件和富裕的农村竞争劳动力，而且可以占农民工缺少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便宜，人为压低他们的劳动力价格。

　　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底线，就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而市场经济则不过是实现这种伦理和价值的工具，并且受到建筑在这种伦理和价值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如果缺乏这种伦理和价值，缺乏以这种伦理和价值为目标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则会变成一个赢着通吃的规则，使少数人奴役了大多数。这一点，是中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理解的。

陈风：重刑主义者的立法幻象

2008年08月29日 星期五

　　报纸上说，中國最高立法机关２５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这一草案拟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专家表示，这意味中國有关方面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看到这则消息，确实难得高兴起来！想通过修改刑法来惩治腐败，无疑是在方式上本末倒置了。原因很简单，行为人在进行腐败活动时，肯定不会去研究刑法条文，去预设他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的。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总是在事后才得到发挥。而这时，犯罪已经发生了。明代朱元璋最狠贪官，行“剥皮实草”之酷刑，不过，客观效果并未与主观愿望一致。甚至这位和尚皇帝在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所以，探讨犯罪如何能得到预防，远比事后如何进行处罚要重要的多，而且意义更大。

　　对于如何预防官员和黨员腐败，世界上法治发达、政治文明的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制度经验。关键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借鉴，是不是还想搞所谓“中國特色”一类的东西。

　　总结文明国家的经验，无非就是新闻自由，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外部监督；要求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申报制，实行“阳光法案”；再就是司法獨立，排除一切外力干预，让司法者忠实于法律。现在只要看看台湾前总统陳水扁的海外帐户案，就可以知道新闻监督与司法的力量有多大了。

　　再者，从学理上讲，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罪名设置上是有问题的，与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因为它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关键就在于中國现阶段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果能够课予官员一项义务，即任职前必须申报自己的个人与家庭财产，否则就构成违法。如果要求其交代财产来源而拒绝之，则构成“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所以，我们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应该是“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要重构此罪，必须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设立“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的前提，而且“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通的。所以，从学理上看，现在对该罪的修正仅仅是在刑期上加重了，而没有从法理上来建立其他的基础制度来完善，这样，错误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制度仍然没有完善。

　　所以，仅仅想加重刑罚来惩治腐败，绝对是重刑主义者的一种天真的幻象罢了。

　　作者:陈风

薛涌：美国孩子们的权力游戏              2007

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上小学两年级了，班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她不时回来讲讲，令我想起了我同龄时的小学生活，也得以把中美的小学作了一番对比。

我们小时候，从一年级起就有班干部，全是老师指定的。老实说，我班里的几个班干部，确实属于好孩子，功课特别出色，不能说老师偏心。但渐渐长大后就不同了。象我这种不争气的“平民百姓”，对“干部”多少有些气，觉得他们就知道巴结老师。中学时更明显，选班干部的标准，主要还是“听话”，而且班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都有隔阂。

女儿上学，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班干部。第一年上学前班，老师给全班同学分配任务：有的是把门人，即孩子们列队进教师时，把门打开，等全班进去后再关上；有的是领队，走在第一个，引导全班进入教室。可想而知，孩子们都想当领队，不想当把门人。不过，这些角色，从来是每个人轮流，绝对平等。目的是教育孩子，每个人都要给大家服务，对别人都应该尽责任。这大概也是培养集体精神的第一步吧。

女儿上二年级后，这套把戏没有了。班里照样没有学生干部。不过，人是权力的动物，从小就希望当头头，支配别人。上午有一个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一个年级的孩子在游乐场自由活动，小小的权力角逐就从这里开始了。

女儿班上的一位叫阿利克斯的男孩，组织起一个虫子俱乐部。女儿喜欢自然，赶快去参加。结果她发现，阿利克斯把自己封为老板，另一个女孩子是副老板，还有一个是老板助理，她则是个普通雇员。女儿是个谦和的人，对此并不太介意，跟着玩了不少时间。俱乐部有种种规矩。比如新成员要考试，即抓一个小虫子，但要好好照顾，不能有任何伤害等等。

不过时间久了，女儿觉得自己总听人指挥，有些不耐烦，就决定退出，发起了一个自然俱乐部，马上招来三个小朋友加入。这次她可神气了。她当老板；她的好朋友尼克当副老板，另外一个叫奥莉维娅的女孩，当老板助理。

当我听说奥莉维娅加入时，心里多少有些吃惊。这孩子我知道，非常聪明，是个典型的孩子王，什么事情都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从来不甘居人下。她怎么可能安心当老板助理呢？果然，几天后，俱乐部中的权力就发生了变化。女儿作为老板，定下了规矩，要给手下人评分，根据工作成绩确定职位。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捡树叶，捡垃圾。那个奥莉维娅特别机灵，马上捡了许多，比尼克的成绩好。女儿找到尼克，问是否应该让奥莉维娅当副老板，他当老板助理。尼克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不过过了几天，尼克宣布退出，自己另立一个快乐俱乐部，女儿还答应去参加。

这个小小的游乐场，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俱乐部。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有限，不能什么俱乐部都参加，所以俱乐部之间就要竞争。你想当头，就得发起一个俱乐部，并能把持俱乐部的领导权。同时，你要能吸引人来参加。如果最后成了光杆司令，俱乐部就失败了。可想而知，成为领袖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要比较人气，人家愿意和你玩儿。第二，你发起的俱乐部要比较有意思，能够吸引人。第三，你要比较能干，会管理，能服人。那个奥莉维娅，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女儿说，她常常带一些小东西分给小朋友，而且主意特别多，许多孩子都喜欢和她玩。另外，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包括她父母在内的家长俱乐部，大家凑在一起，当着孩子的面，夸奖孩子作的好事。奥莉维娅的母亲讲起自己的女儿来说：“一次，奥莉维娅组织一个音乐剧，在开始时，她特地停下录音机里的音乐，问大家是否都能跟上。这显示了她对别人的关心，显示了她的领袖才能。”

我当时听到“领袖才能”一词，心里一惊：七岁这么点一个孩子，谈什么领袖能力？但再一观察学校游乐场上的情况，实际上许多孩子都在为确立自己的领袖位置而努力。和我们班干部的法则不同的是，他们都懂得，自己是不是领袖，不在于老师怎么评价，而在于自己的小伙伴们是否认同。一个领袖，必须能照顾他人的利益，给大家带来福利。象奥莉维娅的母亲这样的家长，平时也潜移默化地鼓励这样的行为。

美国的生机是基层自治，一切事情要靠自己解决。比如你到一些偏远的小镇就会看到：政府是业余的，消防队没有什么经费，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当地的志愿人员，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习惯。这种自我组织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记得九一一时，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知道真相后，死到临头居然一起投票，决定反抗。此事让许多国人感动不已。后来我发现，七岁的女儿在房子里用几个娃娃玩儿游戏，在决定哪个娃娃坐在哪里时，还要问我：“爸爸，在这几个之中，你投谁的票坐在那里？”她已经有通过正当程序组织自己玩具的概念了。

我们要培养未来有责任感的公民，就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组织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班干部，三好生等等，是否都能免掉？没有这些大人的奖赏，孩子们反而能够懂得如何为自己负责，如何当领袖。毕竟，孩子不能一辈子都听家长和老师的。他们长大成人后，应该是一个独立思想的公民，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们的教育，应该为他们日后对自己的责任作准备。

薛涌:体育必须教育化            (2007-04-28 20:37:52)

我一再提出，中国的体育要摆脱政治体育，民族主义体育的“奥运战略”，走商业化和教育化的路。商业化还比较好理解。但是，体育的教育化，不仅体育部门的人不理解，教育部门的人也不理解。

最近，教育部公布了自己的发现：“2005年一项针对38万多名学生的监测显示，7至18岁的城乡男生平均身高比2000年监测结果分别高出0.7厘米、1厘米。体重和肥胖的学生比例也在迅速增加。但是，学生的多项体能指标却呈下降趋势。如肺活量，2005年7至18岁城市男生和女生肺活量分别下降了285毫升、303毫升；乡村男生和女生肺活量分别下降了237毫升、259毫升。另外，2005年和2000年相比，大中小学生的立定跳远成绩也绝大多数下降，如7至18岁城市男生和女生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了3.7厘米、3.9厘米。 ”

怎么解决这种青少年的健康危机？根据教育部的介绍，目前出台了有关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一系列措施，如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度，将达到标准作为“学生评选三好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体育课时；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延长课间操时间，推广课间体育活动；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与公告制度等。体育考试成绩不但在中考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增加，而且将作为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参考依据，并与高校、示范性高中招生指标适度挂钩。

这一套改善设置课程，和“三好学生”，升学等挂钩的作法，我们这代人再熟悉不过了，可以说已经断断续续地实行了几十年。有效果吗？没有。这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在计划经济时代用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等方式贯彻不了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能贯彻吗？我看大家还是不要做梦了。

其实，改变学生健康状况并不难。中小学多建运动队就可以。青少年处于长身体的时期，天性好动。你不管他们，他们也会从事体育运动。记得文革时期，学校的课时有时无，家长去干校，城里的孩子无所事事，没有人管。于是，他们以公寓楼为单位，自发组织起球队。互相比赛，而且还挺有秩序。

可惜，到了我们的学校里，教育和体育就成了截然分开的两块。一个是教育，一个不是。似乎体育只管健康，和人的思想，品行，性格等等无关。功课一紧，体育就被抛在脑后了。

我们不把体育当教育，等需要培养学生的品性时，就以别的方式代替，比如军训。军训要培养学生组织纪律，克己服从，吃苦耐劳，集体观念等等。其实看看美国的学校就知道，这些东西人家并不是不重视，只不过人家是通过体育来培养的。因为大部分体育，都要组织成团队。孩子们进了运动队后，个个想赢。而比赛的经验会反复告诉他们：没有组织纪律，不知道克己服从和吃苦耐劳，没有集体观念，球是赢不了的。这是活生生的人生功课。这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枪击惨案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强调学生教育中的道德培养，特别提出家庭，牧师，老师，教练是孩子的价值观念形成的最关键因素。其中家庭和牧师讲的是社会环境。老师和教练则讲的是学校。在美国，从中小学到大学，在学生的生活中，教练的作用常常能和老师相比，地位也相当高。

我们则不知道利用孩子们好动好胜这种天性来激发他们的求胜欲和成功欲，并通过体育向他们展示要成功必须怎样做。我们把体育都归结为什么“达标”，“三好学生”，升学考试等等枯燥乏味的要素上。这种体育，其实就是告诉孩子：好好听大人的话，我们就按你有多听话来奖励你！最后孩子被教育得唯唯诺诺，暮气沉沉，一点自发的冲动也没有。

我希望教育部门能换换脑筋，以符合孩子天性的方式，通过把体育融入教育来激发他们的人生志向和理想，强化他们的身体。我也希望体育部门早点从奥运战略中醒来，通过体育的教育化来为中国的体育发展开拓一条新路。

杨恒均:陈水扁，这次你该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

还记得陈水扁那本“台湾之子”自传体的书出版时我第一次拿到手的情景，书里有一句话在我后来写的文章中反复出现过，那就是“一路走来……”——陈水扁多次使用这个文学性很强的语句描述自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一路拼搏，考上大学、当上律师、踏上从政之路，随后位居台北市长，登上了权力的阶梯……如果说当今陈水扁成了贪污犯，就否认他当时的奋斗之路，否认他曾经的“民主斗士”形象，也许欠妥。可是，事实是，自从陈水扁当上总统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后，他那“一路走来”越走越让人胆战心惊。

究其原因何在？最近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众说纷纭，都不乏一定的道理。可是我想强调的是陈水扁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他自身，说白了，就是他对民主没有好好理解，或者他不知道民主制度的厉害。

这话说出来，反对者众。想一下，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不懂得民主？难道就你杨恒均懂？其实这“国家”和“总统”还是打引号的，而且台湾实行民主也就不到十年，想一下美国，还记得尼克松在总统职位上黯然下台，让白宫总统宝座蒙羞吧？尼克松最主要的毛病就是“不懂得民主”，当时杜鲁门对尼克松的评价一针见血：“他（尼克松）读过宪法，但没有读通。”

在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登上权力顶峰的总统“没有读通”宪法，可见说陈水扁不懂得民主，不知道民主的厉害，一点也不为奇了。

按说，陈水扁对民主的厉害是知道很清楚的，是什么让他一个穷小子“一路走来”最终打败了大陆政权牺牲了无数先烈才赶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民主！陈水扁的民进党正是顺应历史潮流，使用民主这个“致命武器”不费一枪一卒把百年老店国民党赶下了台。

可问题就在于他一旦夺取政权后，就忘记了民主的本质，就把民主当成了登上权力的踏脚石弃之不顾，甚至玩弄于鼓掌。他忘记了民主是个不归路，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做主”，民主制度也许有很多缺陷，但却有一个好处：从长远来讲，是人民做主，任何人、政党和团体都不可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而可以全身而退，可以永无后顾之忧。

民主制度看起来漏洞百出，但实则是世界上最严厉和残酷的制度。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任何利益集团都不可能长期胡作非为。我在国内常常被一些年轻的朋友质疑，他们说，你难道真相信美国的政府没有贪污腐败？我说，世界上再好的制度都不可能阻止贪污腐败，就像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限制一个罪犯去杀人一样。可是，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民的知情权等等，让任何一个想作奸犯科或者偷鸡摸狗的公众人物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尼克松的例子太残酷，那就还拿克林顿的例子。克林顿属于耍小聪明的人，他闹出那么多事，其实都不危及他的总统地位，唯一危及总统地位的竟然是他那句谎话“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他差一点为这一句每一个偷吃的男人都会顺口说出的谎言丢掉了总统宝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政府官员和掌握权力的人，如果给他们机会，说你贪污后永远不会被发现，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他们那里的贪官污吏绝对比中国大陆多好几倍，贪污的数额更大（人家的钱更多）。可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再残忍地告诉所有掌握权力的人：只要你做了坏事，千万别指望任何人给你保密（揭露任何恶行的人都会被保护，甚至会成为英雄），你迟早会付出代价，到时人民不会放过你的。

我早就说过，台湾过去十年政治舞台上使用民主最熟练的是陈水扁，但对民主最没有经验和知识的也是他陈水扁。陈水扁是当今台湾政坛中少有的几个土包子，不但没有到欧美留过学，而且他的所学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的民主知识。可台湾的政治架构就是从美国ＣＯＰＹ过去的。如果陈水扁象李登辉和马英九一样懂得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也看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那狼狈的样子，他还会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的权力宝座上忘乎所以、唯我独尊？

陈水扁是“民主斗士”，而当他通过民主获得权力后，他恰恰不具备民主领袖的最基本素质：宽大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和谦卑的态度等。他上台后，始终像在竞选时一样用一个一个口号来忽悠台湾老百姓，如果说前四年还可以谅解（为了连任），那么后四年就让人没法忍受了，我也是到他第二任才发现此人原来仍然是“民主斗士”——他在和自己曾经为之奋斗的民主做斗争。

陈水扁让百年老牌子的国民党知道了民主的厉害，登上权力顶峰，自己却忘记了民主的厉害！如果他稍微有一些民主知识，就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转型成功的民主国家——东南亚诸国、韩国等等，前几任总统几乎都不能善终。而他们无法善终的原因都是忘记了民主是把双刃剑——你可以用这把剑刺伤政敌，夺取政权，政敌也可以用这把剑伤害你。可是——

这把剑归根结底不掌握在你或者你政敌的任何一方的手里——这把剑始终是像它名字昭示的一样：掌握在民众手里，由人民做主。

这也是民主制度的犀利之处。民主制度以其权力来源（民选）和权力制衡以及权力监督（例如媒体等）等把真正的权力交到了普通大众手里，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看到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人模狗样地在那里表演，但他们其实都是民众手里的牵线公仔。如果陈水扁懂得这个道理，他不但会避免重蹈南韩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覆辙，而且他应该想清楚：你贪污的那些钱准备怎么用？难道你不知道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至少到你的子孙辈，他们无论身在何处，台湾的媒体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任何一点钱财来源？看一下美国和欧洲的总统的孩子，有几个能够花费超出他们经济能力负担之外的钱财而不被公众质疑和追问的？

陈水扁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亲自奋斗，促成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形成，而这个民主制度是不可能让那些贪污腐败份子——哪怕是你贵为“总统”长期逍遥法外的。

有些网友的评论让我非常吃惊，他们竟然说陈水扁的贪污腐败让台湾的民主制度蒙羞，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严重缺陷。其实大家应该搞清楚，陈水扁无论是洗钱还是接受贿赂，都是犯罪行为，而任何一个制度下，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集权专制独裁制度，不管你的法律如何完善，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你都可能犯罪。例如受贿罪，美国总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接受贿赂，而且非常巨大。这和制度没有关系。但一个掌握权力的人犯了罪，是否能够被揪出来，是否能够被依法办理，是否能够被媒体报道和一追到底，是否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就绝对和制度有关了！

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民主制度下，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制度才能够制约、威慑和彻底揭露贪腐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家族贪污被揭露出来，难道不正说明台湾的民主制度优越无比？

不要横向比较了，就来个纵向比较吧。台湾国民党执政期间，不要说权力顶峰的人，就是各级官吏包括将军们，总共贪污了台湾人民多少民脂民膏？可是，除了权力斗争造成的偶尔官员落马外，有几个贪污腐败的分子落网？我想说到这里，台湾人都心知肚明了。你们想要一个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还是要一个中国实行了两千年，成熟得有些腐烂的专制制度？你们要一个能够把“总统”绳之于法的民主制度，还是想回到蒋介石那个一党专政，腐败盛行的时代？

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犹豫，难道民主制度在成长之初都要经历最初几任总统落马的阵痛？难道这是民主制度必经的道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全世界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以总统的鲜血来铺垫民主之路，而不是以民众的鲜血来祭奠独裁者的绝对权力！

写到这里，我还想罗嗦几句，算是给马英九的几句忠言，你虽然很熟悉美国的民主，但你的团队好像没有很好地研究白宫的故事。知道你为什么上台后民调下滑如此之快吗？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福特总统的故事，他是美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为人也最善良的总统之一，但他接替尼克松后只干了两年，就永远告别了白宫。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太软，他突然宣布赦免了尼克松，也原谅了尼克松，然而，美国人民永远没有原谅他。

所以，你千万不要顾影自怜，不要一念之差放过陈水扁家族，放弃一个提升台湾民主的机会。你一方面可以让陈水扁、你自己和那些今后会登上权力顶峰的人知道民主的厉害之处，另外一方面也让台湾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民主是用来保护他们，限制执政党和“总统”的权力，阻止那些掌握大权的人贪污腐败的最有力的武器！

杨恒均 2008-8-22 广州

泰戈尔：《吉檀迦利》

中国人也应该淡看“金牌第一”
盛大林

截至8月15日，北京奥运会奖牌榜上中国队以26枚金牌雄居榜首，列第二位的美国队只有14枚金牌。《今日美国报》预测，中国将得到51枚金牌，而美国则只能获得43枚。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超过一半的美国体育迷并不介意中国的金牌数超过美国。相比之下，中国对金牌榜首位的热情要狂热得多。（据8月15日《环球时报》） 

北京奥运会的赛程还不到一半，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田径项目才刚刚开始，现在就说中国将获得金牌第一为时尚早。不过，中国代表团的夺金势头确实比较强劲，最终登上金牌榜王座的可能性确实很大。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谜底就将揭晓。假如中国真能荣登王座，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呢？

欢欣鼓舞是理所当然的，举国庆祝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这样的成绩是在“主场优势”下获得的。由于是主场，中国运动员更加适应赛场的气候、气氛、环境等；由于是主场，中国代表团的规模超过历届，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夺冠的几率……在各类各届运动会上，东道主成绩比较突出是普遍的现象。以东道主的身份能够获得“金牌第一”，非东道主的时候可能又要回到老二老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