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越南股市微 跌1.3%，这已经算“企稳”。20多天来，越南股市一直在暴跌，今年以来的跌幅已达60%以上。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与楼市崩盘。一场类似 20世纪末从泰国爆发、波及数国的金融危机是否将要重卷东南亚？而由于中越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能否独善其身的讨论这几天在国内如火如荼。

六国“经济走廊”初具雏形

本月6日，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六个成员国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高级官员在云南昆明达成“昆明共识”，提出加强东西、南北及南部经济走廊合作。

6国将交通走廊转型为经济走廊的决心没有因为“越南危机”而笼罩阴霾。

“昆明共识”标志着GMS合作在更广的领域发展道路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共识包含两个重要文件，即GMS南北经济走廊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要点和GMS经济走廊论坛的职权范围。通过此举，中国将获得内陆省份的南部出海口，合作国家在经济上的融合也将进一步加深。共识签署的敏 感时机，让各界急于从中探寻中越经济的未来走向。

共识签署之前，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紧急访问。农德孟特意前往中国东部的江苏省，考察那里发达的工业经贸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越南希望汲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越南经济恶化并非泰国翻版

无论是经常账赤字、外汇储备，还是通胀情况，越南的经济指标都显示一场货币危机已在酝酿中。今年以来，越南股市跌幅达 60%以上，外资银行甚至担心越南盾有可能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泰国铢一样一年贬值30%多。而胡志明市等越南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平均下跌达 50%以上。一度被视为“制造工厂”接班人的越南，其经济前景突然阴云密布。

作为国内研究CPI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欠发达地区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表示，“越南对资本进出有严格控制，与泰国 资本过度开放导致热钱大进大出有根本不同，将越南的经济恶化理解为泰国金融危机的翻版过于简单。越南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CPI。”越南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 首先表现在通货膨胀上。今年5月，越南CPI涨幅达到25.2%，创下1992年以来最高水平。“一旦CPI涨幅超出民众承受能力，高物价必然引发居民恐 慌心理。为了抵御高通胀，民众会尽快将手中的越南盾换成黄金、美元，这就导致越南盾贬值，并导致其他一系列危机。”袁钢明分析称。

“昆明共识”不是“危机救援”

虽然中国发生类似于越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袁钢明和很多学者一样，建议中国调控部门对于目前的CPI形势有足够的认识。“中国CPI涨幅连续第9个月达到或超过6%，调控部门一定要防止目前的上涨超出食品范围，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全面通货膨胀”。

贸易专家梅新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GMS合作是多年来的既定计划，“昆明共识”并非一个“危机救援计划”。但是， 中国很有可能对越南伸出援手，只是帮助的时机和方式还有待确定。“与直接的信贷措施相比，中国通过加大从越南的进口等间接方式更为适宜，但是这可能需要一 个制度性的安排”。

晨报记者 邢飞 刘映花 北京晨报

（2008-06-10）

● 韦弦

　　近期，中国外交比较活跃，尤其是与周边几个主要国家的元首外交频繁。

　　先是胡锦涛十年来首次以中国元首身份访问日本，接着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上任伊始就访问中国，紧随其后的是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最后是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中国与周边四个主要国家进行了元首会晤，实属罕见。

战略关系是主旋律

　 　值得注意的是，四次元首外交不仅分别开创了中国与四国关系的新篇章，而且都把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放在突出位置。胡锦涛访日提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 系；梅德韦杰夫访华宣示中俄将继承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明博访华把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农德孟访华提出在原有的“四好精 神”和“十六字方针”下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胡锦涛主席访日提出要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发表了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把2006年提出的战略互惠关系最终以政治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正式确立了中日作为亚洲两个强国同时并存的关系准则和战略走向。

　　梅德韦杰夫访华虽时间短，但战略内涵和象征意义巨大。这是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访华，而且把中国作为其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国之一，表明俄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此次访问实现了中俄关系第二次平稳过渡。第一次过渡发生在耶尔辛与普京权力交接后，普京继承并大大充实和发展了耶尔辛时代确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梅德韦杰夫此次访华实际上发出了俄罗斯在完成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权力交接后维持和强化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信息。

　　而李明博访华的意义在于把中韩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台初期，李明博强烈的亲美倾向引起了中国的担忧，而上任后首先访问美日，更加剧了中国对李明博可能进一步靠拢美日、疏远中国的担忧。

　　李明博此次访华特地考察韩国在华投资集中地山东省，并作为地震后第一个外国元首访问灾区，显示李明博政府希望借此消除中国担忧、发展中韩关系的愿望。

　　农德孟访华也具有特殊意义。此前中越因为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的“四好精神”作为双边关系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都希望借重中国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作为“金砖四国”和越南作为“钻石十一国”的新兴经济体角色越来越突出，双边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农德孟访华正式明确了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意味着中越将在原有的四好精神和十六字方针指导下更加突出战略性。

　　四国都要求与中国建立和强化战略关系，是因为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尤其是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深刻演变，都从长远战略角度来运筹各自外交战略，不再满足于发展单纯的经济关系，而越来越把中国作为重要战略借重力量。

　 　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的关系没有受到政局变动和具体问题的影响和冲击，反而更上一层楼，战略性不断突出，关系更加深入，说明各国越来越注意从战略层面和长远 角度考虑对华关系，这对加强亚洲区域合作、建立和谐亚洲、推动亚洲战略格局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2008-06-10）

● 伟达

　　45年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从那以后，经过综合的奋斗争取，美国社会在政治平等与种族和谐等方面确实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变化。

　　现在，甚至有了黑人参议员奥巴马史无前例地赢得了民主党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提名。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虽然离全面实现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毕竟是在希望的轨道上不断前行。关于奥巴马的成功崛起，笔者曾在今年2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 上的《2008年主旋律——解放思想》一文中有过分析，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敏锐准确地把握住了美国社会急切期盼变革的脉搏，才有可能击败试图依靠强势和经验 取胜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希拉里）。

　　奥巴马目前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作为人类社会一大特有现象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权力，乃无法逃脱“事在人为”的内在规律。即无论政治立场，种族文化，社会背景，个人经历等的差异如何，依然是有志者，事竞成。

年轻一代拒绝放弃

　 　不错，作为黑人，也包括美国其他多元族裔在内，在进军长期以欧裔美国人为主导的国家政治中心时，自然会遭遇更加艰巨复杂的考验和挑战。懦弱者的普遍选择 就是放弃。但譬如奥巴马这样的年轻一代开始拒绝放弃，因为放弃只能导致失败。坚持和奋斗反倒开辟出了柳暗花明的希望前景。

　　这也昭示出“梦想”的实现一定是源自双向的努力，即外在环境和因素的改善，以及自身的提高和奋斗。某些人片面地把希望寄托在外界的承认甚至恩赐上，却不太专注自己的全面成长壮大，这是很消极短视的。

　　奥巴马的崛起，也为正在努力争取美国社会中更多政治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华裔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借鉴。这说明了美国主流政治并非铁板一块或为某单一族群所垄断，只要努力为之，无限风光在险峰。

　　有人会说，美国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立，某种程度上乃限制了美国华裔的手脚，很难在主流政坛上发挥自如。其实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不错，美国与中国是有不少冲突对立，对此也不用回避什么。

　　再者，就算中美之间最终严重冲突，但结果会如何呢？是一方可以彻底打败灭亡另一方吗？应该是没有可能。于是中美之间冲突就不如不冲突，万一冲突了也应尽快悬崖勒马。否则于双方都没有任何益处和意义。

美国华裔可以扮演积极角色

　　依据以上分析，美国华裔其实是可以在中美关系之间扮演很积极、沟通，和建设性的角色，为维护中美关系的良性运作贡献力量。

　　譬如4月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奥运会圣火传递，在面对各种巨大干扰的情况下，有不少华裔参与的旧金山市政部门临时采取了调整圣火出发点的策略，既保证了圣火传递的顺利进行，也顾及了“美国特色”的表现。

　 　奥巴马的成功也提醒美国华裔，政治力量的增强一定要遵循所谓“金字塔”路线图，即先广泛从基层做起，充分打好基础建立背景，不能只狭隘顾及自己的社区利 益，不必总是好高骛远地期盼一夜间美国政治的顶端就出现强势的华裔面孔。应以全美国社会为己任，只要底子厚，就不愁没有更多华裔或华裔血统的政治新星可以 高高升起。

　　最后的一个点评是，奥巴马是否会遭遇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悲剧？这就要看美国的命运如何了。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仍有人利令智昏采取极端手段，那其实只能准确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息：美国开始堕入二流国家。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咨询与研究

（2008-06-10）

● 郑永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被视为封闭和被政府所控制，但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这种刻板的看法。

　　大多数西方人（甚至包括反华力量）在惊叹于中国媒体剧变的同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当然，更多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真诚希望中国媒体的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直会延伸下去，最终达致媒体自由的制度化。

　　中国媒体这次在报道四川大地震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感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救灾报道中的表现。平时对媒体自由显得过分吝啬的中国媒体主管部门这次也对媒体的表现称赞有余。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媒体有个客观的评介。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 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

须保持和追求领导权

　　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这次救灾报道过程中，中国媒体首先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

　 　在西方，媒体一直是社会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 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个现象在前不久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暴露无遗。

　　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过程中，没有人编造故事，没有人撰写蛊惑人心的稿件，更没有人为了报道而妨害救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反映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很显然，社会责任不是从天上能够掉下来，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价值的报道原则促使中国媒体的自律。也同 样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如同任何权力，媒体的权力也同样需要监督。中国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国的网民这次对媒体的报道扮演了有效的监督角色。有了社会力量的监 督，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和改正。

　　中国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为救灾抗震奠定了基调，那就是，“救人”。这一基调成为了抗震救灾方方面面的行为原则，也是中国这次令世界惊讶的原因。为什么方方面面能够在“救人”上达成高度共识？原因更为简单，只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觉和本能。

　　那么，中国的媒体未来往何处走？抗震救灾以来的这一份经验值得总结，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

　　对执政党来说，这份经验已经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媒体自由来获取领导权？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领导权的强弱可以通过媒体自由度的多少来衡量。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执政权包含统治权和领导权。

　 　一些政党在获得了执政权之后，简单地行使统治权。但也有些政党在行使统治权同时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领导权。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执政更具有可持续性。 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获得和行使领导权比行使统治权更为重要，或者说领导权是中共长期行使统治权的基础。

思想解放以媒体达成共识

　　如何通过促进媒体的自由来行使领导权？在这方面中共自身的历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远的说，中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确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就可能就没有共产党。

　　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通过媒体的自由争论达成共识。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大的难题的解决都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媒体的自由的获得。

　　可以说，媒体自由是中共行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到的。一些人经常把媒体自由与领导权对立起来。

　 　任何国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都会规制和管理媒体的行为。但中国的一些具体管理部门，为了方便，往往简单地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给媒体自由设置障碍。没有 了媒体自由，执政权就演变成为简单的统治权。这样，一些媒体主管部门不是引领政治进步，反而拖了政治进步的后腿，甚至变成阻力。

　　中共高层对行使领导权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知的。执政党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要行使领导权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也就是“立党为公”的主题。

　　因此，前些年高层主管就向媒体界提出了“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话”和“贴近群众”。中国媒体这次成功报道和所展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这三个"贴近"的最好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权。

　　本栏上周提到过，在很多年里，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支持。这就是领导权。由此看来，作为执政党，中共不仅仅要善于使用媒体自由，不仅仅要成为媒体自由的支持者，更必须成为媒体自由的推进者。只有站在媒体自由的顶端，才能牢牢掌握执政党的领导权。

·作者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