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与清晰：盖茨时代的背影

【美国侨报社论】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7日正式退休了。退休后的盖茨将专注慈善事业，把580亿美元财产悉数捐给盖茨基金会。中国将是他今年慈善行的第一站。盖茨的退休被公认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历史由人创造，也因此打上深深的人格烙印。回望刚刚离去的盖茨时代的背影，哪些是盖茨赋予历史时 代的，哪些则是历史时代赋予盖茨的，界限还模糊。但盖茨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正如盖茨个人成功的诸多必然与偶然，却清晰可鉴。

　　这些清晰中，包括盖茨时代对美国商业文明的传承。路透社27日即引述资深调研人士赫尔姆（Rob Helm）的话说，盖茨可比美国历史上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更好或更坏”，他不一定为每个人称道，却“创造了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一大块”。

　　正是美国商业文明的双重性，塑造了盖茨个人及其时代的双重性。在形容人之个体时，佛教承认人性“十界俱全”，善恶俱备；《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亦曾说，无论人多么自私，在本性中，他会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将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必需，并从中感到满足。

　　以此推而广之，形容商业文明的美国社会也很确切，民主与霸权、贪婪与慈善、自利与关爱……双重特性无不用其极。

　　与洛克菲勒、卡耐基、古尔德、摩根等“四大巨头”所代表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那段商业文明史一样，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盖茨时代亦毁誉参半。

　　盖茨倡导的IT时代资讯爆炸、盖茨创办的微软利用富有侵略性的竞争策略、甚至咄咄逼人的垄断行为，把很多公司排挤出局，自己却逃避惩 罚。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崇尚竞争、乃至“垄断主义”，建设性却多过破坏性；如此的追逐利润，结果却是最终散尽家产，将一生所得奉献慈善事业。

　　这种“二律背反”，在美国商业文明史中不断重复出现，其中固然带有历史缔造者的个人特征，但难道不更与商业文明的双重主线一脉相承？

　　盖茨时代对美国商业文明、乃至全人类文明带来的创新，更将成为历史标志。盖茨错过了大学文凭，却丝毫没有错过创新，正如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所说，在推动标准化计算和新一轮生产力中，盖茨独特的创新能力和远见成为关键因素。

　　这种创新，首先体现于产业革新。作为时代的先行者，盖茨并非技术发明家，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对原先只有技术精英才能使用的电脑技术， 进行简化设计和推广销售，成为大众消费得起的普及产品。当他成为全球首富，他的公司成为“软件巨人”，盖茨仍一如既往倡导创新，视创新为企业和个人的生命 之源。

　　创新推进美国商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福祉；而盖茨身体力行的创新理念，更是其时代传给下一代的宝贵资产。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在被他看作有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中，盖茨提出“21世纪新资本主义”的理念，倡导“以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表达人文关怀。

　　盖茨时代的背影日渐模糊，但其传承与创新的清晰脉络却能跨越时空，泽惠一代代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千年文明之中国而言，全球化格局下，盖茨时代的启迪意义深远。

　　启迪首先在于不必急于以“慈善盖茨”的标准苛求中国富豪。26日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已达41.5万人，跃居全球第五，以 每年20%的速度递增。但盖茨是传承美国商业文明和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植根于“信托责任”的财富观有几近完备的税收法制为保障，“慈善盖茨”非一蹴而 就。

　　对中国而言，亦只有植根历史文化，寻回“均富共利”等传统伦理，并持续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建构良性财富观，打造自己的“慈善盖茨”。

　　盖茨时代的启迪更在于中国打造“创新盖茨”之迫切。从1990年代至今，中国亦涌现了柳传志、张朝阳、丁磊等一批批IT业界弄潮儿。与盖茨一样，他们以创新，推进自己国家的产业革新和全球化进程。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凡事“一刀切”特殊年代的影响依存。如何打破因循和守旧，如何“不断改革创新”，如何“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创新，这更是盖茨时代带给每一位中国人，尤其是带给执政者的思索。

　　还有一类朋友，其实是不相识的网友，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而且也不那么可爱了。比如，只要看到某篇文章中有几句不太顺耳的话，例如批评有些中国民众不懂得如何爱国云云，他们就立即火冒三丈，呼啦啦千言万语，宗旨就是咬定“此文作者别有用心”。

国民心态没有梳理平顺

　 　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别有用心”的使用率很高，甚至高得惊人。虽然有时候是有道理的，比如西方社会确实有人总想找机会妖魔化中国，但是，在其他时候， 这种严厉的指控其实是无根无据。因此，当有些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别有用心”时，受到伤害或者感到失望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对中国抱持善意的人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遗憾之一就在这里。凡是能够看到和摸得着的地方，大致上都在持续地发展和进步，唯独国民心态至今没有梳理平顺。这里面既有国 民本身的原因，更有政治、社会和教育体制上的原因。以政治说教代替公民教育，以思想灌输代替信息传播，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最后使国民性格中搀杂了太多的政 治因素，虚无缥缈的政治立场成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在心理状态总是受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们当然就很难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现状， 也不大可能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由于敌我意识超强，很多人在听到不同的意见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揣测和追究对方的政治动机。久而久之，常识、常 理和理性思维就不再重要，一切是非对错都由政治情绪来决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不重视、不提倡理性思维 的倾向日趋严重，最终便形成了集体共有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所谓的“弱国心态”。弱国心态曾经使落后的中国越发落后，使没有开启的民智越发愚钝，使自身文化 中的创造欲望被掐死在萌芽之初。只是很不应该的是，在国运昌隆、经济蒸蒸日上的今天，这样的思维习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似乎总能振振有辞，甚至占据主导地 位。

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

　　以弱国心态与外部世界搞这样或那样的接轨，很多事情都会走样和变形，最终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接轨。 为什么当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国民素质的差距反而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都强调说，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很长的过程，说得有道理。但接下来 还要问一下：提高国民素质的进程是否已经全面启动？

　　看看一成不变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公民教育模式，特别是被各级衙门攥得紧紧的媒体舆论环 境，人们就可略知一二。不只是普通民众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为此感到彷徨和苦闷，而且知识精英和身居高位者大概更感压抑和窒息。上个月在中国遇到一位级别 相当高的政界人士，没想到比愤青们还要愤青，谈及媒体开放，口中竟然冒出“天天活在恐惧之中”的“反动言论”。

　　弱国心态既来自于外力的 压迫，也来自于内力的压制。在这两股力量的扭曲下，近代以来的无数良民都因为感到绝望，而最终走向极端和偏狭。当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兴致勃勃地前往中国，试图为清王朝的教育体制注入现代文明的活力，并通过普及科学知识使中国民众“接近上帝”。可是，他在广州登陆时，迎接 他的却是一大帮不明真相的民众，嘴里喊着“番鬼，番鬼！杀头，杀头！”

　　民众的集体心态，正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和反映。1863年，丁韪 良费尽心思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使清廷在与西方列强谈判中，终于第一次凭借国际法作为谈判的依据。可是在最初，当中文译本呈送到总理衙门时，朝廷以 “别有用心”论视之，怀疑丁韪良是要炫耀洋人“竟然也有法律”。

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

　　当代中国的国民心态继续被扭曲，同样 也有内外双重原因，但与过去相比，内力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回顾洋务运动的艰难过程和失败的结局，再看看当今中国依然挥之不去的“别有用心”论，人们也许 就能体会到，虽然中国社会的形态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但执政体制中的愚民化思维并没有多大改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验和教训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若要寻找更宽广的强国之路，那就应该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并且从现实和历史的比较中，有胆识、有远见地决定中国未来之路。

　 　事实上，以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现状，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尤其值得研究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 而且更因为现代化进程再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当年导致洋务运动前功尽弃的体制障碍，再次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目标构成了困扰。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员

　　一是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在 其新作《台海和平是谁维护的》篇首说，自己自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开始预测台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 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但局势的发展“不但没有引发军事冲突，反而伴随的是更加稳定的和平前景”，阎学通为自己“预测的不正确向读者道歉”，此举被视为 是大陆鹰派学者一次难得一见的自我修正，也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回归；

　　二是大陆的经济学者陆德在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解决两岸 问题，必须首先创新理念和思维，否则将引发政策、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和对冲，主张北京修订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主张两岸“可以最终建立一个联邦或者 邦联制度”。由于陆德目前也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路透社认为他的言论势必引起中共内部和学术界激烈的争论。

第三次国共合作呼之欲出？

　 　也可能是某种巧合，隶属国台办系统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6月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分管对台事务的戴秉国和新任国台办主任王毅均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 们均强调，两岸关系发展出现难得的历史机遇，希望有关专家努力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思路、新办法。而王毅在会议上一再强调，对台研究工作应切实 提高理论水准和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即绝大多数大陆涉台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甚少接 受或者被允许接受媒体专访。但与此同时，在两岸关系“难得的历史机遇”刺激和鼓舞之下，一批过往在两岸关系缺少系统研究的大陆学界人士，却到处撰文立言， 发表意见建议。诸如“第三次国共合作呼之欲出”、“用一中共表取代一中各表，用一国一制取代一国两制”等等，不一而足。类似的新思维似乎还有很多，限于篇 幅，略去不赘。

　　所谓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新思路、新办法，最关键的前提是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是对所谓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有 深入的了解，对台湾社会方方面面大量的资讯有第一手掌握，有长时期的观察和跟踪，并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冷静的判断，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和看法，若此， 确实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发表建言者，至少对台湾内部过往数十年、最近三十年、近期十多年的政治社会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政治生态、民意诉求有大致上的脉络梳 理，至少也要有最起码的常识性了解，否则，恐怕还是慎言为好。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过往会出现若干可以理解和不可理喻的“预测不正确”， 主要症结点有四：对大陆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缺乏基本的自信；对台湾内部政治发展新的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台湾主流民意“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缺乏足够的把握；对中共对台政策始终以和平统一的主轴缺少透彻的理解。而当下的新思维，免不了出现许多异想天开、天马行空、标新立异，这种“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现象，既有长时期被压抑的思想情绪能量的释放，也有捕风捉影、迎合潮流的试探水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固然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正面意义，但 也会产生混淆视听、扰乱视线、徒生困惑的负面效应。

　　所谓的“胡四点”有清晰的“四个决不”表述，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 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其他功课或可以不做，但对胡锦涛主政以来所立的对台政策框架和 原则缺少必需的解读，形形色色的新思维就缺乏存在的意义。

没有把政策研究透

　　胡锦涛在台湾问题上的“决不放弃，决不妥协， 决不改变”，规定了在其任内处理两岸关系问题诸多新思维的框架和方向，任何逾越这个既定框架和方向的新思维，都很难被最终接受和吸纳。这是现实情况，任何 决策过程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也都有其局限性，诸如“第三次国共合作呼之欲出”的观点甚嚣尘上，并不是无因之果。目前形形色色的“新思维”，几乎忽略了台 湾政治生态新的变化，忽视了尽管遭到重大挫败但仍然固守在野地位的民进党的存在，忽视了台湾政治社会里，仍然有400万左右的台湾民众对马英九现行的两岸 关系政策心存疑虑，对大陆依然采取排斥态度，仍然赞同台独分裂主张。

　　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第三次国共合作何来呼之欲出？即使付诸实施， 也势必遭遇到更多的阻力和干扰。这些可以预见的问题，其实早已经呼之欲出，同时也忽视了一个更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两岸互动终究要触及和面对双方定位的问 题，终究要面对和触及所谓“活路外交”何去何从的问题，终究要面对“台湾主体意识认同”以及诸多意识形态领域里相互影响的问题。毕竟，搁置争议的最大启示 就是可见的一段时期里，双方无法寻觅争议的化解之道，甚至于权宜性的妥协方案都还在摸索过程，尤其是在最起码的互信都还无法确立之前，请别继续奢谈什么 “呼之欲出”。

不能脱离政策思维逻辑

　　思考大陆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 在中国大陆特定的政治生态之下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更不能忽略三个重要前提，这就是邓小平生前强调的“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江泽民在“江八点“彰显的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及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还有最近在博鳌“胡萧会”上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

　 　真正意义上的对台新思维，必须建立在上述三个基本前提下，同时也必须解决两岸关系“死结”，找到符合两岸民众最大利益、符合两岸“共创双赢”路径的方 案。目前的形形色色，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新思维亮点，陆德的观点更多是重复80年代以降他人的观点，无法归入新思维的范畴。正因为这样，我们对阎学通教授 坦然的公开道歉表示由衷的敬意。没有承认自己不正确的勇气，岂能有什么劳什子的新思维。不说也罢！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党政一体”、“以党领政”是威权政治的产物，台湾已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在野了八年，如今重新拾回执政权，不思励精图治再创新局，却有基层人士硬要把马英九与国民党绑在一起，真令人有今朝何夕之感。

　 　马英九上任，的确是没有做好准备，以致油价调涨、肥料上涨等决策均引来民意反弹，然而，民众心里毕竟了解，国际原油不断飙涨，全球粮荒问题严重，民进党 政府已“冻涨”多时，完全怪罪马英九政府并不合理。至于喧腾一时的政府官员拥有美国绿卡风波，的确对政府形象有所损伤，但如同出了麻疹，媒体炒作五分钟热 度以后，“绿卡风波”已无人闻问。

　　钓鱼台（钓鱼岛）主权之争则是马英九上任后的真正难题，延宕多年的保钓风波，如同一桶汽油加上一根火 柴，一引爆就不可收拾。日舰撞台船伊始，马英九政府是慢了半拍，“民间热，官方冷”，国民党籍县长或立委带头冲，拉高到“不惜一战”的情绪高度，民进党籍 立委则乘机起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摆明要马英九展现好战姿态。台日高层透过幕后协商，显然无意升高冲突，最后是以台船巡弋钓鱼台水域，日方做出道 歉姿态，双方鸣金收兵结束了“保钓秀”。

最大的突破是两岸关系

　　期许马英九上任后出现“贞观之治”，当然是缘木求鱼，但如 果用最苛刻方式口诛笔伐，也未必有道理；人民固然望治心切，但还是会给马英九一些改进空间。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百日，就因美国牛肉进口事件引来轩然大波， 百万人民上街头，李民调一下子掉到17％，“李明博效应”就是马英九的震撼教育，岂有不慎之理？

　　马英九执政一个月，最大的突破是两岸关系的改进，海基、海协两会恢复协商，化解了李登辉“两国论”以来的敌意，台湾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出现“法理台独”，中共领导人抓住了“战略机遇期”，7月4日周末包机、陆客赴台均可望落实，马英九也兑现了第一张支票。

　　可虑的是，马英九上任甫一个月，施政满意度就落到50％，。国民党人士习惯于“威权思考”，认为这是党政未合一所致，要求马英九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才能巩固领导中心，这是百分之百走回头路，是不长进的想法。

　 　两蒋威权时代，“以党领政”造成政治无法民主化，李登辉承续党政合一体制，将党政权威发挥到淋漓尽致，最后衍生出“黑金体制”，大掌柜刘泰英官司缠身坐 牢。陈水扁东施效颦，也是党政一把抓，有了大权却施政不佳、弊案连连。马英九上任一个月，就有党员劝进兼任党魁，国民党式的官场文化永远绕着“人治”打 转。马英九兼任党主席，难道就能改变现状吗？

　　考试、监察委员名单一出炉，无论舆论有何反应，这是马英九初尝权力的滋味，立法委员是否乖乖就范配合演出，的确考验马英九的声望。未来还有大法官提名，总统权力只会愈来愈大，如今再让党政大权合于一，是好是坏，马英九都宜深思，勿堕入权力诱惑的陷阱。

　　面对民意的高度不确定性，马英九拥有大权之时，或者做出任何重大决策，必须时时以民意为依归，陷入“权力的傲慢”正是与民意脱节之时。

　　民主政治的最重要设计是“分权”与“制衡”，“用野心对抗野心”。党政一体是威权政治的盲肠，总统兼任党魁是走回过去，有此想法者可以休矣！

·作者是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

（2008-06-29）

● 吴新慧

　　如果说美国著名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近期做的一大投资是什么，那应该是华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13亿人口每天都在“消费”这语文。

　 　他在去年出版的“A Bull in China: Investing Profitably in the World's Greatest Market”（《中国牛市》）一书中说，“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你的孩子或孙辈学华文，华文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语言。”

　　 去年，他本身就为今年5岁的女儿乐乐这么做。上星期接受本报记者潘星华访问时，他坦言，对未来最好的投资，就是给女儿提供一个最好的学习华文的环境。所 以，他在去年变卖了美国的资产，全家搬到新加坡来，让女儿先到重视华文教育的南洋幼稚园浸濡，接着又和妻子到南洋小学当家长义工，还要在学校方圆一公里内 找房子，确保女儿下来能“包进”南小。

　　作为投资大师，罗杰斯相信他的研究和判断；作为家长，他为女儿所看准的未来及大势而做的一切准备，用心良苦。

　 　新加坡的教育，也无时不在为未来作投资。投资与投机的最大区别，在于投入的心血和时间。打游击似的短期投资，对短期得失自然斤斤计较；愿意费心放长线的 投资者，即使眼前的障碍多、回报少，仍会相信每走一步是过渡到长远未来的一大步，并愿意为每一个过渡铲除障碍，边走边制造能方便更多后来者一起上路的一波 助一波涟漪效应。

　　换句话说，做长远投资者，除了对大势的把握要有一定的自信外，也要有接受过程中会出现挫折的大度，以及相信即使失败，过程中也增加了许多知识、友谊与人文经验的自信。

　　对于长远投资应有的心理素质，罗杰斯就有此看法。他说，即使基于种种原因，他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判断是看走了眼，但毕竟还是让女儿掌握了一个全世界每天有13亿人在讲的语言，了解这语文所蕴含的文化。

　　新加坡的教育近年来配合经济环球化、人才竞争环球化等大势，在提供广泛基础的通识教育上，以及促进莘莘学子多与外面世界交流学习上，也是用心良苦。只是除了政策，决策者及负责设计与执行的各方，更要有正确心态，以免模糊方向，使投资的基因突变为短视的功利与投机。

　 　像本地各大小学府的各种国外考察、浸濡或实习计划，参加的学生对这些计划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实地考察或实习的时间再短，也不能止于参加就为了扩大自 己的人脉，或只为让自己的履历更精彩。只顾忙着吸取养料却不懂得施肥及为他人施肥者，毕竟只是个小家子气及可能会给他人带来灾害的投机者。

罗杰斯在接受中国等地的媒体访问时，经常提到他对中国前景充满信心，是来自他对中国的长期研究，这包括他经常到中国考察旅行。而深入调查及研究是他做任何投资时的基本功课。

　 　今年4月间，他在北京接受中国湖南卫视和《证券日报》记者访问时提到，亲自研究一个国家和公司发展潜能的重要性。他说，“当你近距离看到这个国家，你要 自己找吃的、过夜的地方，自己去找汽油的时候，你就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了解中国的方式。在两年以前，我就了解到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 家，这就是因为我在中国旅行的经历，使我得出这个结论。”

　　他还说，作为长期投资者，只要是做足了功课，在做了投资决定后，“就可以不去管它”。“即使有的时候它可能会下跌，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在正确的国家，投资在正确的行业，买的是正确的股票。”

　 　新加坡的教育是在做长远的投资，政府也相信它为国人所做的教育投资及投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投资与深入研究，不能止于政府及行政机构的层面。在探讨 及准备更进一步投资于通识教育及促进学生的国际经验、在准备设立通识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环境时，由上至下都应对这准备过程有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投入。不先有正确认识和了解，即使有心投资，往往会被随时冒出的投机心理牵制， 衡量投资价值时仍会钱途至上。

　　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候任校长陈祝全受访时说的，要设立通识大学，首先是加强公众和学生对它的认识，明白通识大学的教育对人类的长远和深层意义。

（作者为新加坡媒体工作者）

（2008-06-29）

● 陈华彪

　　在美国以批评时事著名的脱口秀谐星刘易斯·布莱克（Lewis Black）曾在表演中说过这一段话而得到观众如雷掌声：

　　“自从70年代石油危机后，我还以为美国政府会急于开发太阳能。然而，咱们30年后却依然为同样的问题烦恼。这绝对不是我当时所憧憬的未来。如果没有飞行车也罢了，不过，太阳能的科技还属于开发阶段，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近来石油价格不断飙升，使到许多民众的生计都受影响，也很可能会使已在近期内调高的食物价格更加高涨。不仅如此，许多财经专家也预测，石油价格在近期内 不会降低的趋势，这意味着近来的生活费用增涨或许只是开端罢了。当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石油的价格会随着中东局势稍微稳定后会逐渐恢复到较合理的价格。 然而，无论石油价格在近期内会继续高涨或者降低，我认为，各国政府都该从此危机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各国政府都应该投下大笔资金，更 积极开发类似太阳能的能源供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近几年都建造所谓太阳能农场的计划，而美国有些州已开始试验启用这些太阳能农场了。不仅如此，德国、荷 兰、丹麦和英国也已开始启用所谓的风能农场，在沿海和外海上设立了巨大的风车以摄取能源。尽管这些都是令人非常鼓舞的迹象，不过，由于现今的太阳能吸收板 把阳光转换成电力的效率还并不理想，因此开发太阳能科技应当刻不容缓。

　　除了太阳能和风能以外，现在许多国家已开发了生物燃料的用途。有 关当局较早前也表示，新加坡可成为东南亚区域处理生物燃料的贸易中心。然而，许多科学家指出，生物燃料所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跟石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仅如此，在全球面临饥荒威胁的背景下，利用田地来制造燃料而非食物，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尤其是提炼生物燃料的过程原本就不是很有效率，必须用上大量的农 作物才能提炼出少量的燃料。由于太阳能和风能农场通常都会建设在原本就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因此不会直接与作为粮食的农作物所需的土地竞争，在某种程度 上，会比生物燃料好许多。

　　当然，开发太阳能科技或许是属于美国、日本或欧洲国家的企业科研部门的责任，本地或许还未有完善的基础设备。 然而，在全球未来因石油价格高涨而或许会引爆能源危机的状况下，大量仰赖石油为能源来源的新加坡肯定会受到此石油危机，和以后可能持续飙升的石油价格的极 大影响。本地政府绝对不能够被动，因此，当局最近为了鼓励私人发展商在新建筑项目中使用太阳能技能，提供高资助额的太阳能力计划（Solar Capability Scheme），就显得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当局也颁发奖学金给本地优秀生，让他们赴澳美研究太阳能。由此可见，本地政府非常重视太阳能的发展，并且正 在考虑效仿许多欧洲国家逐渐利用其他的能源来替代石油。当然，除了鼓励发展商在新一代建筑物里融入太阳能科技外，当局或许也可考虑效仿美国亚利桑那州 （Arizona）于沙漠建设太阳能农场的做法，在外岛建设太阳能农场。

　　太阳能在现阶段或许没能完全取代利用石油所产生的电力，而且在 费用上会比利用石油来得昂贵。然而，如果咱们现在不逐步采用太阳能的科技，在各方面想方设法将此科技融入本地的基础设施里，难道真的要等到石油几乎用完才 开始行动吗？因此，本人非常赞许当局近几个月针对太阳能而实行的政策，并且希望他们可以持续地实行，更积极地推广太阳能在本地的使用程度。如果当局继续推 行类似的政策，我想，本地将来大概不会出现类似布莱克的表演者或者时事评论者，用上述的话来批评当局的能源政策吧。

　　（作者是在美留学的博士生）

　　汶川地震中，不少地方的教学楼不堪一震，将数百学生惨埋地下。事后大家发现，原来教学楼该用粗钢筋的地方乃被代之以小钢 筋，该用小钢筋的地方乃缩减为铁丝，水泥乃被代之以泥沙。看似坚固的楼体不过是一块硬撑起来的豆腐渣，地震命案的真凶是否竟是豆腐渣？这即使不是结论，也 是该追究的重要疑点。

　　有死亡学生的家长请愿上访，要求查明真相，惩办谋财害命者。马上有学者出来发话，意思是叫大家不要再捅乱子， 反叫外国人抓住把柄。原来，中国豆腐渣早闻名于世，官商勾结偷天换日都不足为外人耻笑，有人一要查明真相，反倒因破坏了团结形象，成了国羞国耻；而中国人 要不要真相，说不说实话，竟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以外人的观瞻为准？

　　还有个不让追究的理由是，全国人都为你们孩子默哀了，他们就要成佛了。这大概意指连国哀的排场都有了，为何还不知足？似乎有了面子，连死去的孩子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痛失亲人者也该苟且下去，不追究真相和凶手了。

对“真”是如此地严苛

　 　学者的动机据说是爱国，也有一部分国民同意他，以“家丑不外扬”的传统美德引申出“爱国必遮羞”的理论来。于是，面子当前，人命关天的事情也可以遮掩、 敷衍。可国是谁的国呢？如果是人民的国，那人不是最该珍惜、最该爱的吗？还有什么东西竟重于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呢？可见，他们爱的国乃是一个没有“人”的 国。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高深、抽象的大利益，大利益的背后又是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啦。

　　此学者不仅劝诫，而且还“含泪”。为何要含泪？含泪的应该是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啊！孩子已死了，请求追查真相屡屡受阻，连申诉一点儿冤屈、不平，也要被学者、各级干部、民警同志、甚至某些同胞劝诫个没完。还有什么天理可言？

　 　错就错在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不应该追求“真”和“理”。你一较真儿，一篮子的词儿都能砸死你，什么“死心眼儿”、“直肠子驴”、“惹是生非”、“不知忍 让、不识大体”、“捣乱分子”、“害群之马”，等等。自古以来，较真儿或是说真话的没有几个好下场。古有汉武大帝治下司马迁因说真话被割了生殖器，近有文 革时张志新因谴责领袖左倾思想被割喉、枪毙。

　　对于“真”是如此地严苛，那对于“恶”呢？反而常常不予追究，以优雅世故之风度摆摆手说，“算了，算了，都过去了”。这个“算了”，并非出于宽容、人道之心。否则，对于求真的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儿宽容呢，对于小民的罪怎么就不“算了”呢？

　　再说一普通人范美忠，虽然没有高尚的道德，但也没有害人之心，未干什么害人之事。只因出言不逊，坦承自己 不能高尚到舍己为人，便遭到举国的口诛笔伐，有人给他起诨名，有人写谩骂的歌曲，制作丑化的卡通，更有教育部砸毁其谋生之饭碗，使其姓名权、肖像权、生存 权无不一一被践踏。这里头可有宽容可言？更有被称为“郭跳跳”的学者按捺不住地“畜生”、“杂种”哇哇叫，好像不这样做就无以显示他的纯种道德。可见， “算了”是对某些人说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的。

　　这个混蛋逻辑之所以茂盛，因为中国乃几千年的文明之邦，比其他一味追求什么个人权利的民族都懂得“大局”。譬如这次的豆腐渣命案，一旦深究下去，也许会牵扯地方贪官，贪官背后也许还有靠山。原来，“大局”通常是某部分人的面子、声誉，而决不会是事实、公道和人的权利。

　　正是这“抑真隐恶”、“姑息养恶”的国粹哲学，使得历代贪官污吏依然高枕无忧，甚至可再勾结起来重建豆腐渣；使得受害者求告无门、忍气吞声；使得说真话、求真理者反遭陷害。

　 　只是如今有些国人学了“民主”、“人权”的新词汇，变得不那么温良本分了，吃了亏便学秋菊要“讨个说法”，被上头的人踩痛了竟要呛声。“含泪学者”熟读 历史，深谙隐恶遮羞之功德，于是慌忙顶着被某些不识大体者指责“冷血”的危险，跳出来扯起遮羞的大布，还题写上“爱国”两个大字来压人。

　　可今日的爱国应该是每个国民都拿出勇气来认死理儿、较真儿，撕破厚黑而堂而皇之的“面子”，不放过任何藏污纳垢、不清不楚之处，不停地扫描病毒，不停地据理而力争。唯有这样，才能洗涤出一个公正、清明的可爱中国，改造出一个勇于认错、不断精进的政府。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自由写作人

　　６月18日新德里《印度教徒报》头条新闻报道印度塔塔通信公司已与中国企业通信公司签约，收购后者50％的股份，同时登载 印度政界名人兼“中国通”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的文章《用超越边界纠纷的眼光展望》。斯瓦密在文中写道：“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印度和中国是天然的伙伴，是有很长边界的邻国。它们和平地、正 常地进行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和宗教交流，只有1958至1978这暂短的20年例外。”他说：“没有任何洲的任何这样大的邻国有这样长的和平共处与文化交 往。”

　　斯瓦密和我是多年熟识，他属于西方所形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类型却对中国一贯友好，平生敢说敢为，当过国会议员和部长，多半 时间是“异议派”。斯瓦密的历史观点和另一位印度友人、商务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的相同，这也是后者发明英文新字“Chindia／中印大同”的动机。《联合早报》3月3日刊载拙文《中国和印度应该紧密合作》被中国《草 根网》转载后，有位读者评论说：“Chindia这个字很丑陋，中国不但被去掉尾巴，读音也变了，对我中华大不敬！印度则原样保留。”这是一种误解。

斯瓦密文章的观点

　 　从“零和游戏”观点来看问题就会认为“Chindia”由“Ch”和“india”两个部分组成——“保留”了印度、“割切”了中国。但从“双赢”观点 来看，“Chindia”所包括的是“Chin”和“india”，这儿“in”的重叠，正是代表社会科学文化交往研究所注意到的“文化重叠”现象，通俗 地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读者说到的“China”的“读音也变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China”这个现代英文字起源于古代梵 文“cina”（其“i”读短音，古代中日高僧到印度听到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便把它译成“支那”，不包含贬义）。我热爱而且极力推广 “Chindia”这个概念，因为它既是理想、又是现实（我和家父两代人都生活在“Chindia”这个世界里），能把两大文明相互包容，能使当代两个人 口超级大国紧密团结、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共同变成经济超级大国。

　　我认为6月18日《印度教徒报》这张报纸生动地反映出当今中印关系中 的“热情”与“冷淡”互相衬托。印度塔塔通信公司和中国企业通信公司结合是中印合作“蜜月”的事例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印裔学者侃纳（Tarun Khanna），最近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造它们的前途——以及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用了生动的事实说明中印两国企业可以合作而开拓国际市场，并且形容一些成功的例子（比方说，印度摩亨德拉拖拉机厂和南昌市政府合资，在中国 造出畅销美国的轻便家用拖拉机）是“dance mutualism／舞蹈协同性”。他说：“就像两位舞伴之间跟着随意而响亮的音乐彼此改变领舞与伴舞的角色”。他说的“音乐”形容中印交往的旋律—— “随意”表明两国政治关系的不稳，“响亮”表明两国经贸合作要求的强烈。

　　斯瓦密在文章中说：“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比 中国对印度明朗，因为中国舆论是受到控制的。这种态度不够明朗造成了中国不重视印度的印象。”它使人捉摸不到：究竟中国认为印度将来是“战略伙伴还是强劲 对手，是经济合作者还是激烈竞争者”。斯瓦密形容印度政府只采用了“中印伙伴”为“buzzwords／时髦名词”，却没有“明确的对华观念”。这些话又 道出了中印关系中“冷淡”的一面。

应该看到合作远景

　　斯瓦密的文章进一步劝告印度政府说：“特别要做出一个关键的选择。第 一选择：印度和中国结成紧密同盟。第二选择：印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部分。”文章说：“或者是印度从根本上与战略上和中国亲善，或者是印度和中国作 对。没有第三条路。”虽然有点绝对化，斯瓦密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我不知道中国的“印度通”中有没有人这样大胆泼辣地向政府进言。

　　综括来 说，中印两国之间有经济的热情和政治的冷淡，民间的热情和政府的冷淡形成对比。政府之间有表面的热情和实际的冷淡，口头的热情和行动的冷淡形成对比。政府 领导人之间有务实性的热情和想象力的冷淡，短期性解决问题的热情和长远性理想策划的冷淡，对事项的热情和对人情的冷淡。

　　非常明显，正是由于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有想象力和长远性理想策划 的“冷淡”而使最最关键的中印边界纠纷夜长梦多地拖延下去。中印边界纠纷的两大性质是：（1）它从来没有划定过；（2）它位于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地 形，是“生命禁区”，“高处不胜寒”，生物（包括人类）不宜久留，更不必说防守、开发。

　　从第一个性质来看，现在划界只是把未定变成已 定，不牵涉到“领土”（从来没有“领”过的土地当然不是“领土”）纠纷。既然没有领土纠纷，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谈不上谁“侵略”谁。如果双方能够这样来 看问题，边界纠纷的档次就降下来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领导人的热情就可以增长了。

　　从第二个性质来看，这样的边界只可能是象征性的（像 象棋盘上标明的“楚河汉界”），划得靠北或靠南一点都不会构成“输”或“赢”的形势。既不能防守（印度军队每年都要从北部边境把成百上千的得到高山病的士 兵撤回，把他们派去实际上是慢性伤害生命）、又不能开发，就只能使它成为不设防的“和平”边界——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那样。如果看到了这一点，领导 人对解决边界纠纷的热情就会高涨。

　　中印边界纠纷解决了，两国就会合作无间，变成发展伙伴，铁路就可以跨越喜马拉雅山口，由哈尔滨可以坐 直通车抵达南印度的处女角，这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会有很大好处。两国友谊大大增进，新德里就会让“西藏流亡政府”从印度领土上搬走，西藏也就太平了。看到了 这一远景还有什么理由在政治上“冷淡”呢？！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教授，旅居芝加哥

　　远离台北的城市喧嚣和拥挤人潮，处于台湾南端、富有热带情调的垦丁果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冲浪者天堂”，随处可见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游客嬉水逐浪，乐在其中。

　　那天在垦丁蔚蓝的天空下浮游海中，之后坐在沙滩椅享受习习海风，聆听海浪潮起潮落的拍打节奏，心情完全放松；不知不觉，一个慵懒惬意的盛夏午后就这样度过了。

　　这次休假也鼓起勇气做自己在台北或新加坡从来不敢尝试的事—骑着租来的机车，沿路一面观赏海岸线，一面在空旷笔直的路上迎风缓速行驶，偶尔加速前进，感觉无比清爽。

　　也因有了交通工具，才有机会去到垦丁周边、位于台湾最南端的两处景点：猫头鼻与鹅銮鼻。在那里看着一望无际的远方，无论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或是太平洋，都在映衬着台湾海岛的迷人风光，让人神采飞扬。

　　能够悠然自得沉浸在垦丁特有的假日气氛中，并且自在地走动、随性地消费，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旅游形态。拍照、沉思或休憩，每个地方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无须被动地配合预先安排好的行程，或受活动规划的限制。

　　两岸周末包机从下周末开始启航，而台湾也将同时正式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观光。鉴于台湾当局的管制措施尚未开放“自由行”的旅游形态，刻板化的台湾旅游经验看来将是陆客未来无法拒绝的共同收获。

　　按现行管制条文，台湾当局规定陆客必须“团进团出”，而每团最少要由10人组成，签证有效期也只有11天。在时间和成本效益的压力下，台湾媒体形容，业者规划的环岛行程只能用一个“赶”字形容。

　　要在短短几天全台走透透，陆客其实注定只能走马看花，无法深入感受台湾的风土民情。地处偏远或缺乏购物机会的景点，往往不被纳入行程设计的考量之中。阿里山、日月潭、故宫博物院及台北101等著名的旅游地标，很可能将是他们所有的台湾旅游记忆。

　　台湾观光局设定旅行社对陆客每人每天最低接待费为80美元，但却难以真正确保陆客的观光品质。

　　过去曾到过台湾，并有过类似体验的陆客就向媒体抱怨，在台湾旅游几天下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搭车”，而据说大陆还流传着一段在台湾旅游经验的顺口溜：“起得比鸡早、跑得比马快、吃得比猪差，睡得比贼晚”。

　　除了观光经验无法精致化外，陆客商机也被打折扣，观光大饼最后只极可能变成如一辆辆游览车呼啸而过的观光迷思，毕竟团体旅游难以真正将商机带入民间每个角落。这也是各地方政府与旅游业者对开放“无人数限制的自由行”抱有深切期待的原因。

　　台湾想必不愿只做不再回头的陆客生意，但要让他们愿意不断探索台湾，进而带来源源不绝的商机，合理给予陆客深度旅游的机会绝对是一个必须改进的方向，其中时间和自由度的政策放宽更是关键。

　　迎接包机直航登台的陆客如今进入倒数时刻，台湾对他们的新鲜感应该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吸引力，未来长期的发展还有待台湾观光业者和当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