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9）

● 苏荣（上海特约）

　　近一两年来，得益于中国股市的牛市行情，以及巨量储蓄资金“大搬家”，中国的基金业（包括公募和私募），不仅实现了规模飙升，也让基金经理人群体赚得盆满钵满。近日已有报道称，基金经理人百万美元奖金已在中国金融服务业内亮相。

　　据资料显示，到2007年底，由基金管理行业管理下的资产规模，已从低谷时期的人民币（下同）8000万元（1590万新元），一跃增长到3万亿元左右。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业绩更是实现了大丰收。

　 　《理财周报》的报道称，截至2007年10月底，59家基金公司共管理基金341支，基金资产净值达到3万3000亿元，为2007年初的3.8倍。以 1.5％的管理费计算，59家基金公司将分享450亿元的收入。其中，据分析人士估算，资产规模前十的基金公司占这一总收入的近一半。

　　就具体基金而言，截止到去年年底，华夏大盘基金一年内的净值增长率高达228%，成为中国内地基金“第一牛基”。该基金的基金经理王亚伟也成为业内明星，其年薪加年终奖金据称达千万元，可谓风光异常。

　 　安信证券一位基金经理告诉本报，基金管理人员的收入实际上相差很大，熊市的时候一般是一年十几万元；而近一两年来，收入飙升到30万到1000万元不 等。另据报道，今年中国内地基金业的年终奖金在12—18月之多，大中型基金公司经理人一般都能拿到400万左右的年终奖。

　　在奖金方面，属于公募范畴的基金公司会根据基金经理年度业绩排名来发放。一般排名同类型基金前50％算勉强及格，在25％以内优秀，而做到前10％的基金经理，除能保证年底钱包鼓胀之外，还会有职位升迁以及被行业对手高薪挖角的“额外收益”。

　 　在私募基金方面，操盘手的薪资更为丰厚。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操盘手告诉本报，他们的业绩一般以沪深300指数为基准，报酬就是业绩提成，将近一半私募是 提盈利的20％。以这位操盘手为例，他去年操盘的基金收益率为80％，提取20％之后，盈利几百万。他说，自己这点钱算是少的，在深圳信托私募圈子里， 8、9位数的佣金加奖金并不少见。

　　与此同时，基金业的火爆也掀起一波抢人才热潮。一位高管称，目前大约只有300名人具备监管部门要求的全部资质，于是，为数不多的明星基金经理，成为众多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争相挖角的对象。

　 　而随着系统性牛市的结束，许多公募基金的管理者纷纷“投奔”到管理规模较小、投资机制灵活的私募基金。据中国金融信息数据服务企业上海万得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Wind资讯）统计，2007年全年共发生了353起基金经理变动公告，其中，171只基金刊登了基金经理离职的公告，占总基金数的46％。

风光背后的幸苦

　　以前面提到的私募操盘手为例，他每天花10小时在股票上，每天不是看盘、读报纸、看新闻，就是跟券商朋友电话聊天，而且赚了钱就买股票，把炒股当成乐趣。

　　对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来说，他们的生活圈子同样狭窄，因为手里的基金是公开发行，又都握着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他们承受的压力比私募的高很多。上班时手机要上交，工作电话也被录音，还有种种投资限制；此外，他们还面临基金排名的压力，一不小心业绩不好就要“下岗”。

　　正由于此，很多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一拿到年终奖就努力消费，不是买房、买车，就是参加各种高端俱乐部，还有的把钱花在兴趣爱好上，比如收藏、帆船运动等等。

（2008-02-29）

● 陈子帛

　　和台湾任何一次重要选举一样，此次总统选举的参选人要端出政策“牛肉”。除了出版书籍，发表政见，参与电视辩论会，刊登广告之外，马英九和谢长廷还充分利用网络和博客等新媒体。但是，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诉诸文字，文字表达最权威的就是书籍。

　　谢长廷阵营这一次推出的书籍题为《幸福台湾，幸福经济——谢长廷不变的承诺》。这本书推出之后不久，谢长廷在金门拜票时发表了所谓的“金门宣言”，表示如果当选，首先要让台湾成为非战地区，金门成为和平特区；不但台湾要发展，还要促进中国民主化。

　 　他说将邀请胡锦涛访问台湾，到金门协商，两岸间争议应先搁置，不要妨碍其他可以解决问题的进展。他认为与胡锦涛协商比较好的地方是金门，因为金门以前是 战地，如果把金门定位为“和平特区”，非常有意义，可以让金门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协商的议题是两岸共谋经济发展、和平相处，如何尽世界责任等。尽管两 岸关系在书中只占一个章节，却是大陆以及海外观察两岸关系的朋友们必须甚加关注的内容。

主张不放弃协商谈判

　　诚如“红衫军”一位重要参与者魏千峰律师早前在《联合报》撰文所指出，谢长廷对马英九持有绿卡与股票大肆批评，也提出“台湾维新”的政见，前者受到媒体热烈报道，后者甚少见报。其实比较两位候选人的优劣，除能力与品格，政见高下是重要一环。

　 　魏千峰对谢长廷的政见多有评论，指出：“台湾维新”政见中最大突破者，乃系不畏民进党基本教义派反对，主张与中国协商谈判，惟必须先致力内部团结稳定， 才能在谈判时争取较好条件。谢氏此种主张，较马英九一党倾斜式的大陆政策自有其周延之处。惟谢反对中共与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也未对联电公司荣誉总裁曹兴诚 的两岸和平共处之道是否可行表示意见，此似有所不足。

　　我们也注意到，在有关两岸关系的章节中，谢长廷超越了台湾主体认同，提出了开放性的概念，而开放性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大陆的开放，无论是否增加了固本自主、台湾福祉为先的前提，但这是对基本教义派立场的修正。

　　在目前的政治情境之下，很难要求谢长廷接受九二共识。但我们注意到，他在书中委婉提到了追求共生的愿景诉求，其中有几个要点值得一提：

　 　谢长廷主张，先凝聚内部共识基础，作为和大陆谈判的前提条件；其次，强调台湾绝不会、也不应该放弃和平协议与对话的机会；再次，绕开九二共识概念，主张 两岸应建立“方法上的共识”，其中包括时间的共识（即两岸之间不存在立刻解决的急迫需求），程序共识（两岸问题的解决，一定要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意 愿），继而提出，如果两岸领导人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都有共识，就可以对话，不一定立刻有结论，但紧张情势可以缓和，双方对有共识的事情先做，没有共识的就 等营造共识之后再做。谢认为这就是他的务实，也是推动两岸关系和解化、正常化的一步。

　　谢长廷阐述了互信和共生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度德量力的观念，建议大陆学会强者的妥协，以为这种仁者的胸怀才能化威胁为互惠，为世界创造和平，普受各国尊重。

　　对于政客在政治选举期间的话语，我们很自然会将之归为选举语言、欺骗选票的范畴。加上李登辉和陈水扁无数次出尔反尔、违背诚信，北京早就对类似的政见丢弃幻想，冷眼相对，甚至不愿意深入剖析解读。

　 　我们当然可以认定谢长廷的书是在骗选票，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利用两岸关系议题来骗选票？原因无他，至少说明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是主流民意，不可拂逆；连 民进党也无法规避发展两岸关系的议题，这一点必须被重视。而在台湾政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面临重大转折的当下，无论是马英九还是谢长廷，他们涉及两岸关系的 政策主张，都应给予必要的重视。

　　谢长廷所谓的“台湾维新”能不能成功，我们无法确知，但“幸福经济”或者“幸福台湾”的落实，不能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在冷眼旁观马英九和谢长廷之间的泼墨战、口水战以及彼此之间恶质化选举语言之余，不妨从两个阵营的政见书中，把握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色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脉络。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2008-02-29）

● 邱震海（香港）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司匹堡）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的职务，海内外舆论有关中国国际公关技巧的评述正在增多；而中国官方似乎也做出了某种有意与西方展开更为良性互动的举动。

　　首先，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不久前再次飞赴苏丹，并表示中国和苏丹在石油领域的合作“透明、互利、不排他”。据西方媒体报道，刘贵今表示，中国愿意在苏丹问题上成为西方与苏丹之间的传话人。

　　其次，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职务后，北京有报章发表文章，认为他很天真，奥运政治化不得人心；也有报章认为，中国部分网民发起的抵制斯皮尔伯格行动不符合大国风范，中国相反应该邀请斯皮尔伯格到北京观看奥运会。

　 　与此同时，美国有中文媒体则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奥运论战亟需危机公关，应参照国际通用规则未雨绸缪，其要义第一是把握立场，第二是讲究方法，第三是面对 客观批评善意应对，同时不能仅依赖新闻界，还应发挥管理和服务经验，以危机公关的理念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介绍情况，公布客观资讯。

须娴熟运用国际公关技巧

　 　凡此种种，都折射在距离奥运仅五个月之际，面对来自西方各种形式的压力，如何与西方展开良性互动，以使北京奥运成为中国开放、进步的里程碑，正成为不少 人们思考的问题。关键在于，与西方展开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共同寻求相互接近和认知；惟其如此，如何把握和施展成熟的国际公关技巧，才更成为 人们关心的问题。

　　首先，就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而言，正如笔者在《北京奥运：如何研判和回应西方压力》一文中所指出的，北京在苏 丹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做了不少调整，中国的回应已经顾及到西方的关注，也是与西方在苏丹问题上的一种良性互动。问题是：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努力迄今未能有系 统、完善的阐述，也未能向西方新闻界作有效的传递。中国特使不久前关于“传话人”的表述，由于没有辅以系统、完善的公关阐述，西方新闻界至今得到的仍是支 离破碎的信息，由于也增加了西方媒体的猜测和揣摩。

　　西方媒体的猜测和揣摩，有的具有一定逻辑性，而有的则仅流于自我解读。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若中国官方能主动发表有系统的、完善的阐述，至少可以帮助西方获取相对准确的定位。

　 　德国《柏林日报》不久前的一篇评论写道：“中国委任了一名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建设基础设施并派遣四百多名士兵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若干西方国家的政府 称赞中国的投入，但在公众舆论中，批评中国的论点仍占上风。北京的一名欧洲外交官说，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信性在西方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问题，中国在苏 丹的作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负面，但是中国不会交际。”

　　在这方面，中国有必要 制订系统、完善的国际公关策略。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和规则开展国际公关，必要时也可聘请著名国际公关公司。在距离北京奥运尚有五个月之际，则更有 必要选择一些重要而急迫的议题，制订至少为期六个月的国际公关策略，并通过国际专业机构得以实施。

首先需要解放思想

　　如果说，对这些国际公关技巧，中国早已不陌生，也不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那么在另一些问题上遇到的挑战，就不局限于公关技巧，而是涉及到中国在应对国际组织及其压力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承认，西方非政府组织中，有一些是具有特殊目的和背景的，对此保持一定警惕是应该的；但绝大部分 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并不必然具有对华战略敌意，而只是拥有与中国不同的立场而已；这种立场来源于中国与西方发展程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同，而非双方发生冲突的 必然性。

　　而恰好在这方面，中国目前实际上陷于两难境地，即一方面希望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产生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又对其保持高度警惕。这 种以偏概全的思维和做法，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身的手脚，自然也就无法展开成熟、自信、有效的国际公关工作。因此，作为国际盛事，自然也是中国自身大事 的北京奥运，唯有解放思想，才能放开手脚，也才能真正以宽容、多元的心态，拥抱世界，其中包括对华充满误解乃至敌意的人们。

　　中国和西方 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方面，都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由于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这两个世界正在逐渐接近，而北京奥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桥梁。冲突、 交锋和磨合，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但如果处理得当，当北京奥运过后，双方的人们都会发现，原来彼此又接近了一大步。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思想解放须为经济转型和民生服务
——谈服务型国家在中国的必要

（2008-02-29）

● 赖洪毅

　　最近，中国领导人和官方传媒呼吁思想解放，为下一波改革开放创造理论舆论准备。此次思想解放是中国的第四次思想解放。其具体内容是什么，还有待探索。

　 　从中国的情况和过去三轮思想解放看，经济改革相关的问题仍是中国当今要务。突出的问题，包括经济的转型、民生和社会保障的落实。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服 务型国家和清廉高效的干部官员。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要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后续发展服务，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民生服务。

过去的思想解放在于确立经济改革

　 　自中共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大陆经历过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在1978年前后。当时，主要的争论点，是真理的判断标准。保守的一方，是毛泽东钦定 的接班人华国锋。他认为，毛晚年下过的定论，应成为真理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胡耀邦、陈云等务实派，则代表开明的一派。他们认为，真理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实 践，即政策的实际结果。这场争论的结果，务实派取胜，中国经济改革从此展开。

　　第二轮思想解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中国改革开放 正处低潮。中国刚走出六四风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便出现巨大事变，许多执政党下台。中国政坛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要务，是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市场 经济和对外开放，会腐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宜推行。但是，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仍是当今要务。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巡视中国改革 前沿的南方数省，呼吁确立市场经济。邓的呼吁，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积极回应。

　　第三轮思想解放，主要是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改革的 争论。在1997年前后。当时，中国左派对私营和外资经济，颇多非议。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又重新再起。中共领导人宣布，私营经济是对中国经济的重要 补充，为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他们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带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要务—经济转型、民生落实

　 　从上述三轮中国的思想解放看，其重点，均为经济改革的展开和持续推进。那么，这次思想解放能否突破经济改革的领域呢？看来，中国当今要务，仍是经济改革 相关的问题。其中重点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的转型，民生的落实，社会保障的建立。这些问题，也自然成为思想解放的重心。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服务型国家。

　　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劳力密集型与投资粗放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基础上。在近几年，这种发展模式面临着如下重大挑战和调整。

　　二、另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的沿海地区，也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原有的低层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要向中高层升级。

　　三、中国近年来从紧的土地使用，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使投资粗放型的建筑业的发展势头受到遏制。中国沿海居民和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四、中国沿海和内陆，要大力发展相对滞后的服务业。这既包括现代服务业如物流、咨询、技术顾问、法律、金融、高等教育，也包括一般的服务业，如饮食、简单运输、零售摊贩。

　　亚洲成功和发达的经济体如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显示，现代化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要有高效、法治、透明、负责和宏观调控能力较合理的政府作后盾。

　　中国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实行名为清理市容的城市管理政策，打击了许多一般的服务业，如饮食、简单运输、零售摊贩。另外，这些城市在为小摊小贩建立充足营业网点与设施方面，举措较少，让个人创业成本上升。

　 　五、中国近年来就业方面的挑战。近数年来，中国经济虽然以10%的速度增长，但工作岗位创造的增长速度，每年仅为1%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增长特别 是大量农村劳力到城市就业的需求。城市居民就业，因近年来工作机会增加的减缓，遇到困难越来越明显。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越来越成为头疼问题。

　 　六、民生与社会保障。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民意调查显示，医疗、物价、住房、就业成为居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些方面都和政府的社会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近二 十年来医药费用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医疗治病成本大幅上升。另外，医疗保障制度还未完善，居民靠自己掏钱支付越来越高的医药费。这是民众几年来把医疗作 为头号问题的原因。

服务型国家的必要性

　　要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保证民生，中国要建立服务型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要确实为绝大多数民众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为各种守纪合法的企业与企业家服务，保证中国经济能持续快速发展，为民众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在上述各经济问题上，国家可提供以下相应的服务。

　　一、在经济转型方面，中国内陆地方政府要吸引沿海低层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特别是对环境污染较小的企业），就要为其提供有效的服务、良好的投资环境。否则，这些制造业，将转往其他有丰富和低廉劳动力的国家，如越南、印尼、印度、柬浦寨、老挝（寮国）等国。

　 　二、在沿海地区，制造业从中低层次向本土的中高层劳力升级成为趋势。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的创新、设备的更新、管理与销售技能的提高。为此，沿海地方政 府要帮助本土和外来（包括境外）的中高层次制造业培训中高层次人才，为技术发明提供优良保障、高效的服务、通畅的交通运输。这样，才能留住这些企业。

　　三、要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企业要提高环保技术，减少环境成本。政府既需要落实环保政策，也要帮助相关企业引进环保技术，减少污染。

　　四、另外，要大力发展包括现代服务业，政府要高效、透明、负责地运作，合理实行宏观调控，大力推行法治。在推动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方面，地方政府应帮助小摊小贩建立充足营业网点与设施。

　　五、各地政府通过留住制造业企业，大力发展包括现代服务业，推动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这样，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另外，政府也是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相结合，防止高校泛滥扩张。

　　六、政府可就民生与社会保障努力施政。要解决医疗问题，政府可推进医疗制度个改革，帮助居民支付部分医药费，也控制医疗治病成本的上升幅度。政府已对收入低下层的补贴，来减弱物价上涨对居民的负面影响。

　　与东亚较大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相比，中国政府的优势在于控制土地的使用。中国可鼓励对民生有利的经济住房的建设，解决居民住房难的问题。

　　总之，服务型国家的建立，关系到民众的生活，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也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的升级和转型。服务性国家的建立，要靠清廉高效负责的官员，也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包括合理的政府结构、有效的监督、基层和党内民主的机制。

韩咏红 (2008-02-29)

　　中国物价涨势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如今不只是基层老百姓，连城市白领都明显感觉到“痛”。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份数据印证了林先生对物价的感受不虚。

　　统计显示，1月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7.1%，刷新了1997年以来的纪录。而且带动价格涨势的是食物，食品类价格总体上涨了18.2%，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1.2%，猪肉价格上涨58.8%。

　　1月份的数据还没有体现出南方雪灾对物价的冲击。本周二，中国银行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2月份CPI将再创12年历史新高，升至8.7%。

　　这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据报道,2007年越南通胀率同比增长12.63%。以单月计，刚公布的越南2月份通胀率更飚升至15.7%，那是12年来的最高。新加坡1月的通货膨胀也达到6.6%，是26年来最高。

　　“今年的物价涨得有些邪乎。”北京超市里的大婶如是说。

　　换一个角度看，这可能是城市人过去太习惯了廉价的食物。去年底《经济学家》杂志一组报道提出的数据说，在1974年至2005年的30年间，全球食品的实际价格下跌了75%；反之从2005年以后，全球食品的实际价格在约三年内又上涨75%。

　　很多专家相信，当前的高物价走势和全球资本与资源配置失调有关。简单地说，中东国家食品资源匮乏，却有丰富的石油，而美国和欧洲的农业资源优越，但在政治关系变化以及新科技所带来的条件下，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双方试图不再倚靠贸易来换取对方的物资。

　　海湾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过滤海水，去灌溉沙漠中的小麦，而美国与欧洲正在尝试将玉米变成燃料。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已经将20%的玉米产量用于生物燃料，欧盟用于生物燃料的植物油产量达到68%。

　　据说，2007年美国用于制造生物燃耗的3000万吨玉米，相等于去年全球储量降幅的一半。

　 　高食品价格所带来的影响，目前还在传导到世界各国。乐观人士相信，这或许是世界上贫国与富国拉近差距的一个机会。因为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农业人口占 了所有就业人口约三分之二比重。不过，对于那些本国食品生产也不足的贫穷国家，这场全球食品价格大涨势可能是一场噩梦。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食品价格也可能转化成政治压力，让当政者左右为难。在中国，为避免物价涨势过快冲击民生，国家发改委1月中采取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但这项措施备受企业和研究机构非议，据说当局正在讨论如何择机取消。

　 　另一方面，食品价格上涨似乎没有给农民造成很大的增收实惠，反而让他们频受伤害。其中原因复杂而多方面，如农民作为销售的散户对农产品价格缺乏话语权， 农资（如饲料价）和生活支出成本的增加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与此同时，在全球高食品价格的背景下，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当局有可能再思 考城镇化的步伐是否需要缓一缓，而这又可能引发其他连锁效应。

　　这场波及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趋势会持续多久，外界还没有定论，但能够肯定的是，其影响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地释放。

【侨报记者余东晖2月27日华盛顿报道】美国财政部高官周三重申欢迎外国投资，包括追求商业回报的主权财富基金。他透露，主权财富基金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之一。

　　近来中国和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纷纷参股华尔街金融巨头，引起一些美国人的忧虑；而中国华为公司参股3COM也因为受到美国国内强大的政治压力而退出。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当天称，基于主权财富基金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自然会因引起更多的关注。G7希望以 协作的方式应对这个问题，确保主权财富基金的运作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不是政治目的。从目前看，主权财富基金有很强的愿望在美国和欧洲寻求更高的商业回报。

　　具体到中国，基米特透露，他最近与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华府进行了非常开放的会谈，楼继伟重申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商业回报，而不产生政治争议。中国是IMF和世行主持的关于主权基金行为准则商谈的积极参与者，希望各方继续就此进行积极的讨论。

　　基米特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仍将就双向投资进行讨论，而中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来美投资自然是议题。

　　2007年美国有1万1千多起并购，两千起来自外资，其中143起因为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被否决。基米特认为，90％多的外资收购案子并没有引起国家安全的担忧，说明美国对外资是开放的。

　　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基米特承认，主权财富基金有关国家确实抱怨他们遇到一些“假设性”的忧虑，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出报复性反应。

　　美国去年夏天通过法律，最近布什总统又签署行政令，对受外国政府控制的资金投入美国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基米特说，这些法律对既鼓励外资又加强国家安全做了更明确的界定，目前美国还没有打算制定专门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法规。

【侨报社论】依据目前的初选态势， 美国总统竞选将有可能在民主党的希拉里、奥巴马两人中的胜出者与共和党的麦凯恩之间展开。认清并分析他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有助于观察未来美国的 新走向。正如麦凯恩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面临的核心挑战，美中关系也日益成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政策之一，无论今年大选是共和党人还是民 主党人最终入主白宫，美国对华政策都必然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希拉里2月25日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高调亮出自己的“中国牌”，强调她有与中国打交道的亲身经验，如果当选总统，她将“以坚持的态度对付中国”，诸如人权问题、美中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中国收购美国债券、含毒食品玩具进入美国市场等状况“都将改变”。

　　希拉里批评布什执政七年多，面对崛起的中国束手无策。前第一夫人的这番强硬宣示，就是要在党内初选的关键时刻让选民相信，这一切，只有 她的经验与能力足以应付和改变，并确保美国未来在全球的超级地位。面对中国的崛起可能威胁美国的地位，她不希望中国的投资侵蚀到美国的经济主权。

　　希拉里的“中国牌”中的“人权牌”以及以贸易逆差、债券等问题凸显的“经济牌”，都符合民主党的基本思维与路线，也继承了当年“克 林顿主义”的外交风格，有可能赢得相当部份选民的认可与同情，也是希拉里在3月5日“次超级星期二”选举之前力图挽回颓势赶超奥巴马的最后一搏。但她身为 “克林顿主义”的精明继承者，相信抵制、打压中国的行不通，而把中国当作合作夥伴以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奥巴马在关于所谓中国含毒玩具充斥美国市场这个议题上也曾经“失言”，声称他若当选总统将禁止中国玩具进口(稍后几天又“收回”自 己的这番话)，这样轻率的表态如果不是由于外交经验缺乏，那就意味着他骨子里具有强硬的排拒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观念。当然，奥巴马也保证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他在爱荷华州初选拔得头筹时，曾以书面方式回答爱州华人社区提问时正式谈及中国问题政策。他还认为，中国崛起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 不会把中国妖魔化”。因为他清楚，建立建设性的赖以维系长久的和平与繁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不过，奥巴马视为追逐“美国梦”的支柱基于拓荒、自由等所谓“美国立国精神”，本质上与布什政府千方百计抵御中国崛起、不断输出“美式意识形态”的政策有天然的联系。

　　再看共和党热门候选人麦凯恩的对华政策，更有相对完整和更强硬的表述。他1月26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直言，“中国将是超级强权，我们对付中国，一定要强硬。东亚的安全很重要，美国要坚持立场，不能对中国手软。”

　　麦凯恩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出版的《外交事务》季刊曾刊登一篇名为《持续的和平建立在自由之上──确保美国的未来》的专文，宣称面对中国 崛起的重大挑战，美国必须采取围堵中国的战略，必须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这位前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之子主张美国必须强化与盟邦合作，并支持日本进入联合国 安理会出任常任理事国，还热衷于建立美澳印日“四方合作”的安全架构。

　　麦凯恩也挑战中国强调的“和平崛起”论，声称那就需要军事上的透明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表示愿意与中国加强贸易交往之际，要求中国表现出一个经济夥伴的责任感。

　　麦凯恩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布什唱反调，但他的对华政策则相当“正统”。他相信发展美中关系既有利双方也能惠及亚太地区和全世界，主张跟北 京发展各方面关系，同时坚持美国应当信守对台北的承诺。他又认为，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的迥异，两国关系只能是阶段性的利益共享，而不能是以价值分享为基础的 双边关系。可见他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成份极强，在他的“中国牌”中这一点尤其突出。

　　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也证明，任何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的言论与其被视为美国未来政策，不如看作各自的政治理念阐述，或者更多存在竞选过程的作秀意味。愈是高调愈是激进就愈可能只是某种竞选策略，最大目的在于吸引选民的“眼球”。

　　因此，无论是希拉里、奥巴马还是麦凯恩，无论他们的言论是何等强硬、圆滑或出格，都不可能完全代表他们各自当政后的真实政策导向。只是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一位总统参选人而言都比以往更不容忽视，任何人接掌美国大权，都不得不面对美中两国利益密不可分的现实。

　　即使在依旧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圈内，下任美国总统也不可能排斥一个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否则就是莫大的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