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南华早报》：中国财长金人庆 涉性丑闻被撤换

　　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前天才据传将调离财政部到一个政府智囊机构任职，传闻昨天又出现新转折，香港《南华早报》昨天报道，金人庆或因涉及性丑闻而遭撤换。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事件的暴风眼是一名年轻的交际花，她是因为涉及前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贪污案被调查，并供称自己与好些高官关系匪浅，其中包括金人庆在内的制定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官员。

　　如果消息属实，身为中共198名中央委员之一的金人庆，将是继中共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之后中箭落马的最重量级官员。

　　报道说，杜世成在去年12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政府和党内职务。据大陆媒体报道，杜世成涉案内容主要是介入房地产开发以及图利情妇。

　　在调查杜世成案的过程中，中纪委也拘捕了一名相信曾经和杜世成有亲密关系的年轻交际花，她还供称自己也与其他高官有染，而当中某些高官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女子谋取商业利益。交际花相信也同金人庆有密切关系。

　　路透社前日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消息称，63岁的金人庆已被调至一个政府智囊机构，他的职位将由60岁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接任。报道并没有说明金人庆调动的理由。

　　香港《明报》称，金人庆是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消息认为，他虽然接近退休年龄，但突然被调任现职，极不寻常。高官涉及违纪行为若无确凿证据，一般会将其调离现职以便调查。

　 　腐败官员涉及女色似乎有日益泛滥的迹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在2005年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 “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另有统计发现，被查处的贪官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超过60%与“包二奶”有关。

　　中共日前刚宣布在10月15日召开决定中共今后五年政策方向以及未来领导人位置的十七大，总书记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高官的讲话，被视为给十七大政治报告定调，其中强调了反腐败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胡锦涛前天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示，要充分认识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华网昨天报道，胡锦涛表示要把金融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打击各种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官方至今还没有就金人庆的动向发表公开谈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昨天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财政部长的人事调动时，以问题同记者会主题不合为由没有回答。

　 　不过，在中国财政部网站首页的“领导简介”栏目里，财政部部长一职，昨晚仍放着金人庆的名字，内页也附上金人庆的照片和简介。此外，网站仍然可以看到好 些和金人庆相关的新闻，其中包括最新一则关于他在8月2日到澳洲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财长会议、在“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议题下的主旨发言。根据网上的搜 索结果，金人庆最近一次的公开活动是在8月17日会见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

　　全球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新兴富裕阶层的投资态度越来越大胆，愿意接受中等或较高的投资风险，以换取较高回报，比率比新加坡及香港还要高。

　　麦肯锡表示，富裕投资者是指年收入达到5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士。根据该定义，调查发现，中国大陆近年的富裕人口增长快速，每年增长速度超过15%，目前已达到150万人以上。

　　有关调查共访问了亚洲区内12个城市的1万3000人。调查指出，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些中国大陆的富裕投资者平均持有6.3种金融产品，包括信用卡或基金投资，比新加坡及台湾多，但比香港的8.3种少。

　　尽管多数中国富裕投资者依然倾向不愿借贷，有一半受访者认为借贷是危险的，但此次调查发现，高收入阶层越来越乐于使用信贷，同时在投资方面也越来越大胆。超过40%愿意进行较高风险的投资，比香港高四个百分点，也较新加坡高17个百分点。

　 　麦肯锡驻香港董事林国澧昨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调查显示中国的富裕投资者已不再简单满足于储蓄及定期存款等基金金融产品。“他们希望银行提供这些基本服 务，但同时也要求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例如针对中小企雇主而做的产品可以是同时结合个人及企业帐户的产品。开发此类产品的市场空间很大，银行应该善加利用 机会。”

　　另一方面，调查也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富裕消费者对个人金融产品的使用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消费者对待投资的态度较为保守，64%的受访者认为风险应维持在最低限度。

　　此外，他们更愿意选择传统的银行服务渠道，几乎四分之三的东北地区受访者宁愿选择与银行职员打交道，而不愿通过电话或在自动柜员机（ATM）上理财。

　　但西部地区则意料之外地对信贷及投资持更大的开放态度。比如，尽管与沿海地区相比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低，但西部地区对待借贷的态度却与富裕的沿海地区具有同等的接受度。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访问印度，引起广泛关注。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一、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时，提出亚洲民主价值的问题；二、原外长麻生太郎不久前也提出 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设想，可以延伸到东欧；三、最近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和战略领域里互动频密，有评论认为这是四国有意组建一个所谓针对中国的战略与安 全联盟。

　　其实，有关日印接近的问题，在去年年底就已经成为媒体的话题。当时，印度总理曼莫汉星对日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受到高规格接待。这是印度总理在五年来首次访日。最近半年来，美日印澳四国的各种联系确实有所加强；澳洲国防部长数月前访华时，还专门就对华政策做出解释。

各国有自身考量

　 　从安倍、麻生以及前防长小池百合子最近的动作来看，人们确实可以得出结论，日本试图寻求美国、印度和澳洲牵制中国。问题是：这一努力是否得到其他几国的 支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8月9日，当小池百合子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加强四国安全合作时，赖斯的反应是：这一合作有可能引起中国的不安和反弹。可见，即 便是美国对日本的意图也未必完全赞同。

　　一系列迹象显示，日本出于其自身的利益，正在试图联合国际上的一些力量牵制和围堵中国。问题是，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加上国际格局已经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冷战时代”，日本的这一战略意图实际成功的概率极低。

　　由上述赖斯的反应来看，美国显然不愿意进入与中国直接对抗的状态。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人所皆知，但奥妙和境界也就在于，双方不但已经认识到关系的复杂，而且正以“利益相关者”和“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思维重新定位、整合和指导双边关系。

　 　同样，印度虽与中国存在恩怨和竞争情结，但就目前而言，印度也视二十一世纪初期为其发展和崛起的黄金时期；而且中国对印度的贸易地位远胜于日本对印度的 贸易地位。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印度近年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中国威胁论”大幅降温，而且两国在边界问题上也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模式。

　　当然，在“后冷战时代”，无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日本，似乎都在拉拢印度，因此印度外交处于有利位置，印度也需要在大国间相对平衡的态势；但印度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不会陷入冷战模式的同盟关系；澳洲也会如此。

　 　即便日印关系本身，也并非一马平川，晴空万里。以印度非常希望的民用核技术合作而言，去年12月曼莫汉星访日时满怀希望，此次印度又希望日本提供支持， 但仍遭到拒绝。由此可见，日本希望牵制中国是一回事，但由于各国自身利益的考量，最后能否达成这一目的则又是另一回事。

中国策略上关注，战略上自信

　　对中国而言，到底如何认识和评估这一现象？应该承认，在“后冷战时代”，各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较冷战时期更为频 密；其特征是合作和潜在对抗兼而有之。伊拉克战争后，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明确提出要联合中国“平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后被中国巧妙地予以化解。但中法 接近乃至后来的中欧战略接近，对美国一直如芒刺在背。近年中国的影响力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也引起美欧的高度关注。

　　但问题的巧妙在于：无 论中欧如何接近，双方都不会针对美国，而且都与美国发展双边关系，但国际秩序将不再过分向美国倾斜。从国际秩序民主化的角度看，这是有益的。正如中欧、中 非的接近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影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以中国为潜在目标的接近，也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影响。

　　当然，这是就宏观、长远的战略 格局而言。就微观、短期的战术层面而言，一些国家之间以中国为潜在目标而接近，可能会在政策层面对中国构成一些影响。以美欧关系为例，去年上半年开始，美 欧之间加强了对华政策的协调，这不但在相当程度上对美中欧三角关系构成影响，而且还实际体现在欧美协调解除对话军售禁令、加强对中国能源需求评估和出台有 关政策方面。

　　因此，对于日印的接近，中国一方面须在策略层面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注意其政策协调的情况；但从宏观上，这些所谓的合纵连 横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一些论者的观点，发展的中国应该摒弃“二奶心态”，既不天真到对各有关国家的战略接近不予关注，但 也不过分敏感，而是以一种开放、多元的心态与各国交往，尤其注意以合作双赢和利益绑实多边外交的基础。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曾提到，“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今年6月，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党的领导。

　 　自秦朝至今，贯穿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应该由谁来统治？秦王嬴政灭掉六国之后，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过“五 帝”，故自命是秦“始皇帝”，并竭力要建立其家族万世一系的统治，其子孙也将是“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也无不为维系万世不替的 统治而绞尽脑汁。

　　一旦“应该由谁来统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整个社会必然会分裂为统治和被统治的不同阵营，而那些据说注定要统 治他人的人也必然是以形形色色的面目示人的“精英”。他们要么是柏拉图笔下能够防止社会衰败的哲学王，或是黑格尔眼中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普鲁士王室；要么是 舍我其谁的“真命天子”，或是马列理论中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通过它那代表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先锋队）。

如何统治与由谁统治

　　 实际上，上述种种主张既无法通过逻辑推演来证明，也难以通过生活实践来检验。因此，当各种不同的人群都纷纷表示自己掌握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秘诀，因而最适合 进行统治时，人们不是通过理性的辨认，而是通过残酷的厮杀来寻找“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见，“应该由谁来统治“是一个已经预设了答案的问 题，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强权政治和专制统治。

　　在一个政治生活主要是围绕“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而开展的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泾渭 分明。对于不同的政治阵营，获取统治权力都是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社会，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存续，就必须竭尽全力去攫取统治权力，而获得和保持权力 的唯一办法便是将政治对手彻底歼灭。

　　“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使政治生活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不同的政治阵营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的空间。这一问题经常在一个民族的内部人为地制造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恨。存在这种仇恨的社会往往貌似秩序井然，实则四分五裂，一旦遇到外力的冲击总是难逃解体的厄运。

　 　用“应该如何统治”取代“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在政治文明方面最主要的进步。提出“应该如何统治”的问题，即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政治上都是 平等的，它不承认一部分人天生具有统治他人的资格。政治制度是人们实行自我治理的机制和手段，人们通过这一机制逐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改善自身的生存 环境。

　　人们并不指望某种政治制度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因为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没有人可以将自己对幸福的定义强加与人。历史一再表明，那些旨在为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努力最终只能制造苦难。

赋予民众必要的政治权利

　　在政治生活围绕“应该如何统治”的问题而开展的社会，也会有某些人或某个政党获得政治权力并处于领导地位，但他们的权力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授权，并且这种权力始终都具有临时性质。被统治者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摆脱他们不甚满意的统治者，是这种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对那些从事政治职业的个人或政党，获得或失去政治权力并非性命攸关的事情。他们要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最主要的事情不是尽量歼灭对手，而是努力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更及时地关注民众的诉求，以及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更为廉洁。

　　政治改革是中国社会目前讨论得较为热烈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政治改革的前提是坚持乃至加强党的领导，好像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这种领导受到了强大的挑战，而不是因为政治权力过于集中。

　 　在中国，最核心的政治问题似乎仍是“应该由谁来统治”，而不是“应该如何统治”。人们最关心的仍是如何维系一个政党的权力，而不是努力赋予民众必要的政 治权利，使他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选择及改变统治者。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和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相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 步。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前一个多月宣布，中共十七大将在10月15日召开。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原本一直在猜测开会日期的各国媒体，立即把目光聚集到中国最高领 导层的人事变动上。最近两天，很多媒体上已是传言漫天飞，各种版本的推测相继出笼。可以预料，在十七大闭幕之前，这种揣测都将一直存在。

展示软实力的窗口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过去也会引起外界的关注，但广泛性和密切程度到最近几届才明显增加。无论是猜测，还是关注，至少都反映了两个事实：一 是中国政治运作的模式和过程依然带有神秘色彩，外界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揣测；二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用说攸关治国方略和政治走向的重大事 件，即便是一个小举动都会牵动世人的眼球。

　　然而，越是受到全球的瞩目，就越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十七大备受关注，只能说外界重视中国，并 不意味着他们欣赏中国。美国的历次重要选举都牵动着全球的政治神经，有关选举的新闻在其他国家的媒体上被一厢情愿地“本土化”。这里面除了对美国的重视之 外，更有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欣赏。中国的国力还在提升，世人今后对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势必会更加关注，但中国的政治除了令人关心之外，是否还能散发出价值观 的魅力？

胡锦涛时代的人事布局

　　最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热烈讨论如何增强“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究竟从哪里来？最重要的 来源之一，就是具有吸引力的政治文化，或者其政治文化至少能够获得较多人的认同。以“三个代表”理论来看中国执政党，十七大应该就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精英的 “群英会”，是13亿中国人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精华所在。但是，它能否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窗口？

　　十七之后最高决策层的人事变动，一 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缺乏根据的揣测，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十七大是胡锦涛在中共总书记位置上，独掌全局之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 运作过程。这就意味着，未来多年内，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将以这次会议为正式标志，清晰地留下“胡锦涛时代”的印记，其中当然包括最高决策层的人事安排和 权力分配。

　　因此，就大局而言，中央最高决策层在十七大之后的组成情况，已经没有悬念。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甚至谁有可能成为胡锦涛的接 班人，固然对当事者本人非常重要，但在全局上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人们反而关心的是，胡锦涛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在全面巩固和强化之后，最高决策层能否呈现 出多姿多彩的政治面孔？

　　也就是说，除了共青团体系的官员之外，上自最高决策层，下至各级党政机关，都应该虚怀若谷，容纳和重用来自不同 从政经历、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地域的人才。中国执政党和政治文明进程，曾经深受各种“帮派”和“党内山头”之害，并且一直为人民所不齿。自从出现了广泛传 说中的“上海帮”之后，中国民间对可能会出现的“共青团帮”已开始有所议论和担心。一旦人们形成这种印象，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威信和政治形象，就难免会受到 负面影响。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发展目标早已明确，简单地说就是“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但自从胡温体制提出这个目标之后，中国社 会的不和谐局面不仅没有明显好转，反而还有加剧之势。这就说明，在十七大之后，若只是延续原有的管理思维和模式而无创新和突破，和谐社会仍将遥不可及。

　　中国的问题异常庞杂，不和谐因素处处存在，任何一届政府哪怕再有智慧和能力，都不可能在短短五年任期之内立即收效，人民大概也不会有这种苛求。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并非是没有去做，而是无心去做。

　　首先，中国社会的不和谐，绝大部分原因与“三农”有关。可是，除了改革初期之外，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举重若轻”，绕开了这个大难题。现在虽然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但并没有一套必须持久贯彻的战略规划。

　　其次，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言路堵塞，媒体噤声，整个社会仍缺少真正能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的公开渠道，结果导致上下通气不畅，社会关节失灵，很多问题被强行压抑而瘀积，最后变得积重难返。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大多领域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唯有“三农”问题和新闻媒体一直处在改革开放浪潮的边缘。在未来五年里，若这两个方面有所松动，稳妥地迈出几步，那就是新的历史起点，并且为胡锦涛时代写下独特的注解。

·作者是新加坡知名时事评论员

　　该协会表示，美国房屋与抵押融资市场状况的恶化，已经影响到了新兴市场，令这些市场的风险偏好出现“急剧逆转”。

　　从更长期的角度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可能趋黯淡，而且目前还不清楚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者是否因美国次贷市场问题而遭遇严重亏损。

　　该协会说：“尽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目前面对着成熟市场的震荡，依然表现出令人难以忽视的韧性”。

　　国际金融协会的会员包括银行、活跃于全球的证券公司以及在新兴市场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昨天发布一项报告指出，最近国际金融市场振荡，到目前为止，对新兴经济体冲击相当有限，但俄罗斯、东欧与阿根廷等国，则显示出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脆弱。

　　它说，金融市场振荡之后的信用紧缩对新兴市场“基本面的冲击非常微小”。但报告警告，一些国家已显示出紧缩的初步讯号。

　　报告中指出，目前正在观察中、可能有上述风险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及阿根廷等。

　　专家也表示，不像是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等危机，这次新兴市场整体而言，对全球股市振荡“更具弹性，且较不易受伤”，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制与投资部门经过改革后，更具透明度，对动荡市场的反应也更具弹性。

　　不过，他警告说，“弹性能力”不等于“免疫力”，而且美国经济是否会因为房市动荡而受创，目前还言之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