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此喜悦，又保有辉煌身价， 从第三者来看，应该归功于香港政府和人民经过前面几年跌跌撞撞之后终于抓稳特区定位：第一是经济，其次还是经济。当然，也应该归功于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力挺 香港经济。从全力支持港府击退国际金融“大鳄”，到签订“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开放大陆客“自由行”观光，批准大国企到港上市等等，不仅让 香港从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恢复过来，而且更繁荣富裕。对于中国国务院进一步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范围，港人也积极肯定这是中央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的重大举措。互动有了这样的交集，当然一切顺畅了。

　　从折翼而去的董建华手里接下烫手的特首宝座后最近终于顺利高票当选连任的曾荫权，日 前在介绍7月1日要上任的新一届“三司十二局”班子时重申，未来五年，工作有五大范畴，包括：第一，配合基建、文化，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维持港人生活质 素，不能对环境有负面影响，保持香港文化、遗产；其二，改善生活质素，加强食品安全，改善空气质素；第三，解决贫富悬殊，让人人有工做，每人都发挥建设 性；第四，改善人力资源，面对全球竞争下，要大力投资教育，开放入境政策，搞好医疗工作；第五，彻底解决普选问题。前四大范畴，都是经济与民生，还略有重 叠，纯属政治的“普选”，则放在最后，像是故意“稀释”掉。这样的稀释，就目前的香港来说，是不得不然，却也利多弊少。“以经济建设为纲”，香港才能发挥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前些年，人们爱谈香港“内地化”，现在，连著名的趋势大师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都说“一国两制”其实是“一个中国、香港制度”，意即全中国都逐渐变成香港的制度，即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对中国的冲 击，难道会小于“民主”？

　　不论是视香港为“明珠”，还是只当橱窗，中国对香港是非常照顾的。而恰恰是越照顾，香港对中国的影响越大。从 广东传到香港的“沙斯”，冲击了中国公共卫生意识；禽流感一来，香港一毁就是上百万只鸡鸭，也让中国农民上一堂震撼教育；去年，带有苏丹红、孔雀石绿的 “毒蛋”、“毒鱼”，更让中国农产品出口商受不了。不过，最终赢的仍是香港，否则，今年初上海市政府怎么能够“采取高于国家的标准”取缔毒鱼，从而引来山 东省5000渔民要向上海提出诉讼？总之，港人的生活跟大陆的关系越密切，对大陆老百姓的影响就越大。事实上，连港府领导班子都在发挥润物无声的影响。从 董建华“商人治港”的灰头土脸，到曾荫权“公务员治港”的风风光光，以干部治国的中国共产党可学的地方还不少。

　　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最近在香港说：“中央授予香港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有些港人气得跳脚，但是比起前些年，香港民众和媒体的脾气好太多了。或许今年七一仍有大规模的游行，却绝不会有50万人上街那样的场面。回归10年，港人已更明白应该如何与它的祖国相处。

　　十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小截，做一个阶段性的回顾未尝不可，但要为始自大清王朝终于网络时代的香港历史说点什么，难免显得捉襟见肘。

　　1997，自由惯的香港媒体，什么调查都敢做，却好像都没做过“你想不想回归”的问卷，笔者当时简单的询问，竟发现三十来岁以下的，大多宁愿留在英国人的治下，甚至有主张“可能的话，香港独立”的。

　　十年来，港人在回归前的疑虑和抗拒发生了什么变化吗？问，能问出多少真话？

　　但香港的历史无疑是独特的，生于东方王朝，被西方体制所养育；

　　九成五以上的中国人，却左中右还加一个“外”，各拥壁垒，在英国人的法律下并存；

　　在体会了高度的自由和法治精神后，必须回归一党专政的母土。至此，世人至少可以为接下来的历史设定几个看点：

　　一、资本主义民主vs“民主中”的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后，弗朗西斯·福山断言民主制度已经在人类近代的制度竞争中胜出，人类历史因此走到了尾声。但是十几年来，崛起中的中国开始让世界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可能“摸”出一条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长期并存的新路。

　　如果可能，这种新模式将对崇尚威权的亚洲社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也将为世界政治开创一套行之有效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将非常深远。

虽然现在看起来，包括中国政府鼓励媒体监督政府等作为，让人相信“民主中”的社会主义有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闻自由看齐的倾向，但至少在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等方面，中国的走向仍有待观察。

　　如果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终究必须借助西风，香港在这方面的成熟与理性就是很好的借鉴。

彼此融合与变化

　　回归前后，一个争论是到底是香港会大陆化还是大陆会逐渐香港化，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民主定义与实质的竞逐。

　　然而结果却不会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更将是彼此在融合与变化中谁更像谁的问题。

　　二、自由主义vs集体主义

　　香港在一个世纪以来具体而细微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在东方世界的个人和社会落实的可能性，无论在政治思维、言行和商业经济各方面，都深入香港人心。

　　自由而谨守法治的界限，难道只能在女王陛下肖像下才做得到？港人——包括数百万1949年后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对回归的疑虑，其实更是对集体主义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是不是已经随经济的再度起飞而消除？还是大陆的经济起飞其实正召唤中国自由主义灵魂的回归？

　　集体主义在面对香港示范的自由与法治平衡的诱惑中，在中国特色的口号下还将维持几分？

或是它也能摸索出一种在集体主义中维持多元奔放的生态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能回过头来哺育集体主义一党专政的政治长期存续。

　　三、中央vs地方

　　集体主义仰赖强势的中央，然而崛起中的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争权或互别苗头的过程中，香港的“特别行政”地位无可避免会成为矛头暗指的代替品。

　　与此同时，香港能不能在崛起中的众多诸侯里长期保持特殊性与优越性？如何持续化解向中央要政治权力的内部呼声？

　　香港的回归是现代中国最大的考验，没有烽火、没有械斗与呐喊，却是智慧与观念的考场。全世界都关心它的得分，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在未来。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员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便逐步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有数据显示：在2006年以前的20年，中国法院处理民众来信上访投诉的次数增加 了近500倍。这一惊人的数据后面，都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其中，“三农”、拆迁、失业、治安、公民权利失去保障等等问题尤其突出。

　　因此，2004年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新理念，不仅受到各界重视，而且也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

　　所谓“和谐社会”，通俗地说，就是千百年来中国民众所期待的“政通人和”。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现在借用中共高层的表述方式，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和谐社会是中华文化中的固有特质，其中“和合”二字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和”字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而“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到春秋时期，两字 联用构成“和合”范畴。概而言之，所谓“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用，意在承认不同事物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前提 下，把它们统一于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

　　“和合”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学派中，也是佛、儒、道精神主 旨的统一。佛家讲究慈悲，注重对生命和一切事物的关怀；儒家讲究中庸，注重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因此，所以说，“和合”文化 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反映。

　　“和合”是中国特色的理念，虽然其他文明也讲和谐、和平，崇尚团队精神，但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并予以延伸，是中华文化所特有。为什么会如此？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国情所决定的。

“一国两制”

反映了“和合”思维

　　“和合”思想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是融合。因为世间万物都是融合的结果，比如乐曲需要五音配合。中国多民族共存，经历过统一、分裂、再统一的交替，最后呈现越来越稳定的趋势。文化和思想之间彼此认同，才能达到和，继而实现合。

　　现在适逢香港回归十周年，从香港回归以来的发展与变化中，也能看出和合思想的精神。实际上，“一国两制”就是和而不同思维的体现。

　　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有助于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近年来环境生态不断遭到破坏的趋势看，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和合”思想已经遭到市场化和工业化浪潮的严重侵蚀。

　　中国生存环境的摧残，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价值观混乱或者根本就没有核心精神价值观的后果。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之前，首先必须恢复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让管理者和整个社会都有“和合”的意识。

　 　以“和合”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排斥先进的西方文明。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更需要以“和与融合”的态度，对待西方世界各国的先进知识和文明体系， 用开放的胸襟予以借鉴与吸收。无论是哪个领域，若能做到中西文化和中西观念的融会贯通，那无疑也会促进社会素质的提升。

　　·作者是英国贝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edfordshire）研究生

　　布朗入主唐宁街10号的姿态是朴实的，既没有布莱尔1997年迈进时的人山人海，也没有布莱尔告别政坛前议会三大党的起立鼓掌，甚至首相府内的侍从似乎都没准备好为他开门。

　 　在步入唐宁街10号前，他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承诺新政府将超越狭隘的政治利益，“保持强烈的目标感，坚定的意志、采取坚决的行动，来为英国人民的重 要利益服务。”在三分钟的演说中，他一连用了八次“变革”，引用母校的校训“我将尽我的全力”表达变革的决心，并且以“现在让我们开始变革的工作”为结束 语。

　　布朗的质朴，已经表现出与布莱尔“表演式”领袖风格的不同，也顺应了英国人对“可信政府”的心理诉求。但是，政治本身是一门表演艺 术，雄辩的口才、煽情的举止、推行新政的果敢、随机应变的灵感，均是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素质。而且，一流的政治家特别是领袖人物，均是“性格演员”，能在不 同“剧目”中扮演主角；一般的政治家则多是“本色演员”，只能在适合其本性的“剧目”中演好戏。布莱尔是超常的“性格演员”，而布朗却是典型的“本色演 员”，他能在唐宁街10号住多久？能在气候阴冷、争斗激烈的英国政坛上挺胸几时？

树立“可信的政府”形象

　　在布朗刚踏进唐 宁街10号就谈论他能在这里住多久，也许有些败兴，但这却是英国政界和媒体的热门话题。布朗是个“可信的人”，在经济掌控上具有高超的才能，但那是对一个 杰出大臣的评价。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公众号召力却是至关重要的，不管是表演还是务实，能赢得选民青睐就是“当领袖的料”。

　　布朗缺的恰恰 就是亲近感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性格严肃而内向，没有伶牙俐齿，也难在遇到困境时机灵地说出幽默的话来摆脱尴尬，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本是稳重、可信、英国经济 的10年繁荣。政治评论家把工党两巨头标签为“布莱尔是表演家，布朗是战略家”，其中隐含的是对布朗首相任期的不看好。

　　但布莱尔的表演 才华施展过头了，凭借自身雄辩的口才和与媒体的良好关系，他渐渐喜欢用豪言壮语治理国家，并且把权力中心从议会转移到首相府，依靠在媒体制造头条新闻来维 护声誉，让未经选举的朋党而非久经考验的公务员去执行政策，这使得许多好政策变成了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布莱尔被朋党和媒体托举起来后，也就脱离了现 实的土壤，以致他不顾民意反对在伊战上一意孤行，用油腔滑调来掩饰真相。布莱尔政府，成了不被大众信任的政府。

　　布朗现在接替了布莱尔， 能够重树工党“可信的政府”形象是他立足的根本。他已宣称把权力中心归还到议会，以后对外开战与否要由议会投票表决，摒弃哗众取宠的执政方式。但“可信的 政府”是建立在对民意的充分把握和革新领域的准确判断上。对布朗来说，教育、医疗、社会治安、住房、税收等方面均需要富有新意且扎实的改革，真正考验他的 是会把哪些列为优先，能否在三个月内有雷厉风行的革新措施。如果把主攻目标选择在见效慢、民意要求不很迫切的项目上，布朗的政治权威很快会受到挑战。

　 　在布朗接任首相前，民调表明他的支持率高于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这是卡梅伦当选党魁后民意支持率首次低于工党领袖，表达了民众对诚实政治家的期待，而卡梅 伦有布莱尔一样的“表演天赋”，并且自称是“布莱尔的接班人”。如果布朗能在一年时间内把执政风尚转变到求真务实的轨道上，那么反对党的吸引力会减弱。不 过，在“了解普通人的心愿”这一项上，布朗的得分低于卡梅伦，在政府工作10年之久的布朗是否已沾染官僚气质，则有待观察。

　　布朗尽快树立政治威信的敏感点在外交上。对伊开战不仅是布莱尔被大众厌恶的政策，也是他不诚实的标志。布朗赢得信誉的捷径是与布什政府拉开距离，进一步减少在伊拉克的驻军。做不到这一点，布朗不仅摆不脱“不诚实”的影子，还会有“更不诚实”的后遗症。

　　布朗感到幸运的是，英军在伊拉克的人数已减到5000余人，工党政府所言撤军的条件是“只要安全状况允许”，这实际上是可以随意诠释的。另外，美国民主党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是反对的，布朗宣布撤军时间表不仅能显示“英国的尊严”，也为民主党的竞选助了一臂之力。

“本色演员”

转向“性格演员”

　 　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却是布朗最头痛的事。英国是美国在伊拉克最后一个盟友，如果宣布撤军无疑把布什政府狠踹了致命的一脚，美国政府包括布什之后的政府都会 耿耿于怀，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布朗处在两难境地，不在伊拉克问题上与前任划清界线，意味着他所有的承诺都是“不诚实”；与布什政府翻脸，日后的麻烦多 多，英国的外交能量很大程度是借美国势力发挥的。

　　布朗需要给英国人“果断”和“鲜活”的感觉，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上，都需要有快刀斩乱 麻的魄力。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布莱尔已迅速离开英国政坛，许多信奉布莱尔主义的工党政治家也主动撤离权力竞技场，因而布朗新政府的人事安排相对容易，也能 在较短的时间内展示新的领导风范。

　　不过，布朗最关键的“革新”是革新自己，把不善言笑、严肃老成甚至有些拘谨木讷的“老布朗”，蜕变成亲民、灵活、雄辩、开放的“新布朗”。

　 　在大选中，政党间是进行理性的政策辩论，选民则是看个人魅力如何。花言巧语也好，机智幽默也好，能让人青睐、产生好感就行。这就是说，布朗需要从“本色 演员”变成“性格演员”。这对布朗是最大的挑战。如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样，没有表演天赋一定要当“性格演员”简直是强人所难。

　　另外，英格兰人不喜欢苏格兰人（布朗是苏格兰人）来领导英国，布朗的政治前途着实扑朔迷离。可以这么说，布朗当首相能当到2010年是成功，能在下届大选中获胜则是奇迹。

　　27號黑石集團股價震蕩下 行，跌至29.92美元，跌幅達2.7%。昨天，黑市的股價繼續下跌，收盤時股價為每股29.69美元。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當初投資30億美元買進的價 格是每股29.61美元。黑石股價第一天的上漲為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帶來了5.5億美元的創收，但是，第二、第三天連續的跌價轉瞬蒸發了4億美元。分析 人士認為，黑石這兩天的大跌主要原因在于投資者擔心其股價被高估，另外這個星期兩家對衝基金投資失敗，讓投資者意識到了此類公司存在的投資風險。

　　黑石編後

　　據日本當地媒體報道，日本政府正在考慮仿照新加坡的淡馬錫，建立一只特殊的政府投資基金，管理其9090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部分資金。有專家指出，成立專業投資公司管理外匯資產，已成為東亞一些經濟體的共同選擇。

　　当中国山西洪洞县砖窑场在政府保护下演变成了奴隶窑被媒体曝光后，眼前首先出现了京剧里妓女苏三被判了死罪，捆押着走在洪洞县大街向路人哭诉的绝唱。

　　点击洪洞县政府的网站，有关黑工、童工等新闻一律是零。能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正在该县报道寻根祭祖的笑脸以及高官参观洪洞县的记载。

　　是的，如果没有400名父亲联名请愿，求能救出自己被拐卖的孩子，洪洞县依然是黄河文化的旅游中心，让华人寻根。但是因为黑砖窑奴役劳工事件，还有八岁的童工被活埋，以及民工被搅拌机搅死等罪行，它的恶名也将被载入县史。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丑闻，还是有许多从各省骗抓来的民工和穿着校服的孩子被推进地狱般的砖窑、煤窑。女孩则沦为窑妓，50块钱就可以嫖一次。

　　这400名父亲发出了绝唱：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谓的“和谐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又体现在哪里？还有多少孩子将会在我们这个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沦为奴隶？这些事情发生后究竟由谁来负责？

　　他们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孩子，但是政府却满心怀疑地监视着他们。而且，这些父亲们只许要回自己的孩子，不能要求索赔。毕竟，他们每人是窑主花了400元钱买来的，所以他们的产权已经被典押了。

社会主义制度被贪婪所取代

　　四年前，大学生孙志刚只因走在广州街头，就犯了法，被抓起来打死在收容所。这一事件表明了警察可以如何把普通中国人变为奴隶。媒体报道这一事件引起了群情激愤。

　　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人口买卖转移到了职业介绍所和劳工监察部。国家干部们是最黑的人口贩子。最坏的情况是被揪出户口的孩子们再被转卖到另一狼窝。

　　七年前，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曾经去山西省的黑砖窑救人。当时，被救的民工们纷纷跪倒，痛哭不止。幸好，他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去轮班而被活埋。全国有一千多所受到贪官保护的黑砖窑和黑煤窑。

　　山西省两年前出了一个杀了两名贪官的好汉胡文海，在临死前他说：“现在是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自己将死，但是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

　　所以，中国不仅没有因为黑砖窑事件的新闻而举国愤慨，媒体反而受到了审查，而400名父亲上了政府的黑名单，无法离开居住地去寻找自己的孩子。政府每天的日常工作看起来就是禁止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以此为“和谐社会”粉饰太平。

　　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全被荒诞不经的贪婪所取代。黑社会引导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部分。以前穷人的天堂已经沦为黑狱。那些贪官们又如何呢？毫无疑问的是，明年这个时候，他们又将会上演寻根祭祖节，而被活埋入土的童工也将被游客的脚步踏得更平整。

·作者是旅英中国小说家，著有《红尘》和《拉面者》。

文章原题China's Slave Pow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7年.

迄今为止，台湾社会依然认为香港“一国两制”模式不适合台湾；台湾朝野的两岸政策也忽略了香港和澳门的存在。这在一个竞相表现本土认同的政治环境里，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对马英九，还是对谢长廷而言，情况大约都是如此。

　 　但在香港回归十年之际，预测国际趋势的大师约翰·奈思比对两岸四地的互动却有自己的观察和结论。他认为，从香港回归之后和大陆经济的进一步结合，以及从 “中国元素”对香港的影响中，可以预见到，虽然两岸整合不会那么快，但迟早都要发生，至少经济领域的整合是不可逆转的。

曾是两岸之间的重要桥梁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香港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桥梁和中介角色。无论是政治信息的传递，还是经贸及人员之间的往来，这个桥梁功能都不能被第三方取代，无论是在1979年之后，还是1987年以来，都是如此。

　 　九七之后，两岸在各主要领域的交流出现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突破，但在直接三通之前，香港的功能性作用依然无法被完全取代。即使直接三通实现了，香港成熟 的营商环境、完备的法律制度、稳健的金融服务业，都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继续被两岸所倚重。这是可以确认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历史发展中呈 现的交集和错位，往往让政治观察家们慨叹不已。1984年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前后，台湾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的前夜。1985年之后，香 港、台湾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向大陆转移，前者呈现了日益明显的空洞化、泡沫化，后者则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产业向高新科技产业的转型。紧接着，香港进入 了长达14年的过渡期，台湾则在1987年出现了最为重大的政治变迁：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启动民主化进程。

　　1997年之后，香港进入“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纪元，大陆持续进行改革开放，台湾继续进行民主转型，这三个地区构成了中国当代史上多棱角、多元化，而且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画卷。

港台之间 此消彼长

　　香港回归之初，台湾对港台关系有期待，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尝试和努力。但在政治层面，两地关系乏善可陈。特区政府谨慎地采取无为而治的消极策略，使得台港关系长期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香港的桥梁功能明显减弱。

　　在经受了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考验之后，香港今天依然保持着相对繁荣稳定的发展态势，不仅使国际社会有严重偏见的人不得不自我反省，而且也让台湾舆论自我感到当初误判了形势，错失了很多机会。

　　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在过去十年间，先是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导致台湾的亚太营运中心目标束之高阁，接着就是民进党执政七年多的政治封闭，经济锁“国”，自外于大中华经济圈。

　　而正是这十年，大陆在“六四事件”以及苏东剧变之后站住了脚跟，经济崛起举世瞩目，香港并没有像国际社会所悲观预测的那样，或者沉沦，或者死亡，其优势地位虽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动摇。相比之下，台湾的经济以及曾经拥有的骄人地位却江河日下。

　　对这种此消彼长，该社论用了两个比喻，认为台湾过去的二十年呈现的是“漏斗型”特色，越走越窄，大陆以及香港却宛如“喇叭型”，越走越宽。其中的酸甜苦辣，自可以从这两种比喻中获得更多的感悟。

台湾能否自外于大中华经济圈？

　　孤悬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台湾，以及主权虽然回归但仍然以特殊地位存在于母体之外的香港，构成了两岸三地政治互动的基本框架。台湾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亦是前无古人。

　　在告别威权、实现政党轮替、人民当家作主，并尝试以崭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志等方面，台湾的一切得失成败都可以作为两岸三地的借鉴。

　　香港依然能够维持资本主义原色、资本主义的营商制度、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依然可以在渐进式的民主化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依然享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香港生活的原生态没有发生明显的异化和病变。

　 　与此同时，人们普遍看到，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保持自己的政治诚信，北京抑制和克服了来自内部的各种干扰和冲动，同时也对香港经济采取了诸多政策输血措 施。尽管在民主普选以及23条立法问题上，北京的认知与香港社会还有距离，但驻港部队十年来获得的普遍认同，使人们看到了了大陆同样可以做到依法守法，从 而展现了外部世界所不太了解的重要层面。也就是说，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以及这个政党亲自统领的武装力量，居然能够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局部实现了现代化意义上的 转型。

　　从大陆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台湾二十年来的民主转型、香港近十年来的“一国两制”实践中，人们应该能够梳理出一个整体的思考方向。特别是眼下香港回归十周年，大家不妨试着做一次认真的省思。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科索沃在没有俄国默认的情况下能否实现独立，而在没有中国积极善意的情况下能否给达尔富尔危机带来人道主义的和政治解决方案？这两大危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其解决之道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否动用其否决权。

　　比较中俄两国阻碍主要国际倡议的能力没有意义，但这却是理解美国全球实力相对下降而直接导致国际体系转变的有用工具。从这一观点来看，中东混乱的加剧给中俄两国带来了机遇和风险。这些机遇和风险有可能促使两国确定它们在世界上的角色和形象。

　　关键问题是：俄国是否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而中国在“正确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中国高度自信 俄国缺乏信心

　　从表面上来看，俄国和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当骄傲地宣称“重返”世界舞台之际，它们正在追寻相同的道路。但是这一宣扬对于这两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中国是一个高度自信的国家。对它而言，所谓“重返”只不过是意味着在缺席两百多年以后重新获得历史上的世界中心地位。毕竟，在十八世纪末，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商品国家，而且，中国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即使不称雄世界，至少是在亚洲无可比拟。

　 　中国重新树立起来的自信建立在其突出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其经济实力并非来自自然资源，而是来源于生产效率和创造力。无论有多大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上 的紧张局势，人们还是有对中国“感觉良好”。人们觉得中国取得了进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成为一个标志时刻，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成就。

　　除了台湾问题以外，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转变上首先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耐心发挥作用的国家，它认为举止得体而又被世人认为是全球第二大强国，完全是合理的。

　 　与此相比，俄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依旧感到不牢靠。在最近的大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俄国爆炸性的“修正派”行为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心怀不满”的本性。因为 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如此强大，特别是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因此俄国人感觉到他们要“有所作为”。对于他们而言，说“俄国回来了”意味着令人羞辱的耶尔辛年代已 经结束，而且他们必须耶尔辛与美国平起平坐。

　　俄国人并非对冷战本身怀旧，而是思恋冷战结束之际他们所失去的国际地位。现在美国不再是一个没有战略性挑战者的“超 级强权”，因此俄国再一次宣扬其作为“超级大国”地位，而这一宣称并非与事实相符。俄国人不像中国人，他们并未创造经济财富，只不过是利用了其能源和矿产 资源。而且，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并不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自信。俄国从文化和政治角度而言在欧亚之间徘徊，他们深受自恋本能所害。这一本能贯穿于他们 对历史的解读和对未来的观点。因此，俄国现在像是一个“修正派”大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人对于内心认同感到不满足，他们需要更为安全和自豪的变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不到20年前，捷克共和国和波兰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所以俄国无法接受美国在那里单方面部署其导弹防御系统。

　 　当然，西方特别是欧洲人对俄国和中国作出判断可能会表现出选择性的倾向。因为我们趋向于将俄国人视为“欧洲人”（至少是在文化上如此），因此“我们”趋 向于对中国不像对俄国那样苛刻。结果，身体上的暴力以及言语上的挑衅文化在普京统治下的俄国扎根，非常令人担忧，而我们却对中国的不良行为即使不是无动于 衷，也是怀有更大的距离感。

　　但是，如果中东局势恶化，构成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集体责任感，那么，如今中俄两国的差别在明天也就不再重要。中俄两国利用美国在从卡萨到喀布尔的范围内不断恶化的困境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局势恶化到整个地区总体上失去稳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和高级顾问，现在担任波兰华沙欧洲学院教授。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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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赵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