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心得

2007-03-31

 ● 严孟达

　　上周末下午，在仁定巷内报业控股所属的媒体中心外排了长长为数几百人的人龙。他们很有耐心、很有期待的想进入媒体中心的礼堂里上一堂很特别的课，听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讲读《论语》的心得。这样的罕见场面后来被解读成一种“文化复兴”的现象，这也许是过度解读。到底挤满现场的一千几百名观众是因于丹身上的名人效应而来，还是为了听《论语》而来？也许是于丹的名人效应加上《论语》的经典效应在不少人心中起了化学作用，这让人看到一点可喜的文化现象。

　　如果不是于丹，而是一个学者，就算是多著名的学者，要来讲《论语》，恐怕没有那样大的号召力；即使是同一个于丹，若在未上北京央视“百家论坛”之前来新谈她的《论语》心得，能否叫座是个疑问。论坛前和论坛后的于丹身份、身价是不一样的，时势造英雄，论坛造名家，名家借经典而红，经典借名家而更经典，牡丹绿叶，相得益彰，因而造就了现代的文化盛事，本地听众是纯粹为了于丹，还是为了《论语》已不重要！

　　这里实不相瞒，我在上周末亲临现场听于丹讲《论语》心得之前，并未在电视上的“百家论坛”看过她的节目，只知道她因上了“论坛”而红得不得了，甚至在网上、在媒体上人称“文化超女”；也读到了一些关于她的争论，中国国内不少人对她的一些“心得”不以为然。之前由于偶尔看过易中天说三国，觉得这样的“论坛”，说书不像说书，教书也不像教书，看不出味道，就不明白未何还能造成“易中天现象”，也因此对后来的其他“论坛”未加注意。

　　现场听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没有失望，也看得出现场听众反应出奇的投入。其实，于丹一席两个小时滔滔不绝的演讲，与其说是在谈她读《论语》的心得，不如说听她谈生活经验、社会体验、人生领悟，《论语》只成了在必要时的引述，但也从中看得出她消化了《论语》的精髓，而无须句句皆《论语》的引述，却是句句皆《论语》的精神，颇有励志作用，这是她成功之处。

　　《论语》本来就是一本很亲切的读物，不是什么食古不化、只知训人的古书，更不是什么摆在殿堂上只让人供奉的经典。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从来不著书立说，《论语》的本来真面目就是一本孔子学生上学之后的集体project，是一本儿童必读，成人必温之书。全唐诗内收录了唐朝诗圣杜甫的一首《最能行》中有两句：“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说的是当时的人家无论贫富，小孩子的学识水平要求就是一本《论语》，读《论语》本来就是小孩子的启蒙教育。

　　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因此长久以来读《论语》被认为是一件伟大的事，这其间还有点误会。这句话出自宋初宰相赵普的记载，赵普读书不多，据说只熟读一本薄薄的《论语》。身为两朝宰相的他，“学问止《论语》”，连宋太宗赵光义都有点怀疑，有一回禁不住问他，赵普冷不防被问得不知所措，竟随口乱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把《论语》所学五五分，说一半助赵匡胤，另一半助赵光义，从此也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后人把《论语》说得太过神奇，并不是一件好事。

　　《论语》不是什么玄学，孔子也没有刻意把他的思想和价值观抽象化，他的许多道理是有针对性的，如孔子对“仁”的解释，对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讲法，这有点像后来的禅宗，但孔子来得更为直接，不会故弄玄虚。《论语》的伟大在于它的平凡，让平凡人读了都能悟出一些不平凡的道理。

　　在新加坡，《论语》的神圣大于亲切，似乎被当作儿童不宜阅读、ＣＬ2学生不读也罢的书。于丹的贡献在于把《论语》生活化、亲切化的本来面目借着现代媒体广泛呈现出来，《论语》是应该从“讲坛”走入新加坡的学堂。

多点《论语》，少点鸡汤

2007-03-31

● 丁朝

　　北京的于丹教授在本地主讲《论语》，我也是在仁定巷传媒中心的1300多名听众之一。在听演讲前我早听说于丹在中国掀起的《论语》旋风，也读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

　　当时我觉得，她为《论语》的诠释给了一般民众认识《论语》的机会，这对今天的社会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当我看到报载清华北大十博士对于丹教授的批评，我很不以为然。心想他们无非是对于丹教授的成功嫉妒而已。

　　不过，我听了于丹教授的演讲后，才理解了十博士的愤怒。于丹教授不愧为影视学博士，她很懂得西方传媒文化中那些积极向上，以人文为基础，以情感为主线的煽情文化。她把这一切借用到当今的中国社会上，把《论语》做成了一碗“心灵鸡汤”。

　　也许这不是什么坏事，她知道这是草根民众所喜欢的方式。这些早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印证。但对于那些真正读过原汁原味的《论语》的十博士，自然就看得十分不顺眼。就连我也觉得，于丹教授是否要多放点《论语》，少放点鸡汤？

　　另外，我十分不赞成把于丹教授看成一种扫除五四运动坏影响的观点。五四时代的中国，需要积极进取的态度，需要从西方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而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过千年，它的保守平和的精神已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深信当年提出这个口号的五四青年远比于丹教授更熟读《论语》。

　　也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让中国走向了现代化的不归路。正因为有了五四运动，才有可能出现影视学博士的于丹教授。今天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走的太急太快，难免有些心浮气躁。于丹教授的《论语》心灵鸡汤应运而生。这对中国社会也是有益的。但是我们怎么能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运动呢？我想于丹教授也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吧。

中国走向冷静

2007-03-31

 ● 陈冰（伦敦）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

“第二共和”是大炸弹引信zz

2007-03-30

台湾陈水扁总统3月4日刚发表了“四要一没有”言论，说“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问题，只有统独问题”，引人侧目；不旋踵，被视为陈水扁高级参谋的陆委会前副主委陈明通就在3月18日高调发表了《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草案》，简称《台湾宪法草案》，并断言可在2008年付诸全民公投，震惊各界。如果结合去年春节陈水扁把“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家统一纲领》双双“终止”的行动来看，很明显，他在“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问题上已是越来越大胆，而且是对北京所画“红线”步步进逼，甚至有蓄意冲撞《反分裂国家法》的姿态。陈水扁主导的这一系列行动，未来如何发展，令人无比忧心。

　　若仅就“第二共和”的宪法草案看，不仅其中逻辑多有粗糙与不通之处，而且还潜藏着引发更大乱局的伏笔，此“第二共和”究竟意欲何为？不无予人各种可怕的想象空间。这份宪草别出心裁在于“冻结”了原有宪法，总纲却予以保留，国号、国旗、“固有疆域”都不变动，但是，草案“前言” 却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何形式政治关系，须经对等、和平协商后，交付公民投票”，看来是正式把“两国论入宪”。如今，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之初宣示的“四不一没有”——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在他任期仅剩一年之际再来检视，可说只剩断臂残肢。令人不解的是，这“第二共和”宪草前言怪异莫名，诚如台湾部分舆论所质疑的：为何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中自贬身价来单方面承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建立“任何形式政治关系”？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此主动邀请中华民国“协商建立政治关系”，中华民国如何拒绝？又，既是“对等”“协商”，则是否也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所“协商”议题“对等”地“交付公民投票”？更奇怪的是，如此劳师动众要全民公投的宪法草案，竟然又标明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终局政治安排”。诸如此类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之多，也就难怪有论者断言，陈水扁又是在玩危险边缘游戏，以捞取2008年总统大选好处，即：既要在表面上做到看起来没有触及“红线”（因为原宪法总纲还在），有托辞可以回避华盛顿的责难，从而使北京在对台决策上有所忌惮，又能把台湾搞得天下大乱，为民进党继续执政护航，并让陈水扁得以从国务机要费案脱身。这样的分析与研判，也是许多台湾问题专家的共同结论，因此，可以预见，在进入选季后，随着“第二共和”宪草议题热炒而来的便是煽动疯狂的民粹情绪和升高剧烈的宪政冲突。

　　在这样的局势下举行大选，泛蓝阵营和像马英九这样柔弱的政治人物绝非民进党对手。如果与大选绑在一起的公投神奇地通过了新宪，那就更是大乱，因为“第二共和”不直选有实权的总统，而是实行内阁制，总统变成虚位，由“国会议员”支持的议员出任“国务院总理”，组织政府，掌握大权。换言之，2008年当选的总统，不论是谁，恐怕未待就职，就会被新宪废了，或莫名其妙变成了虚位元首，如此，台湾政局还会有宁日吗？

　　然而，这种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冲撞“红线”的危险行动，可能叫北京继续“稍安勿躁”么？北京已经早早警告，今年是反对“法理台独”的关键年，既然有此警告在先，则什么行动随后，外界同样也无法逆料。而陈水扁在两岸关系尚算相对和缓的时刻如此搅动，把本就被国际社会视为火药桶的台海加上引信，显然已是为一人一党之私而置台湾全民安危于不顾，也是对本地区的和平繁荣稳定毫不珍惜，如此，一旦不幸地有什么事发生了，台湾要想得到本地区国家的同情恐怕也难了。

众说纷纭的“第二共和宪法”

2007-03-30

● 陈子帛

　　由台湾大学教授陈明通等人草拟的“第二共和宪法”，在海峡两岸引起了政治涟漪。陈明通曾担任陆委会副主委，台湾媒体称他依然是陈水扁政府国安系统的智囊。由于此前陈水扁公开宣示“四要一没有”，因此人们增加了对“第二共和宪法”的关注程度，而大陆已表达高度关切。

　　“第二共和宪法”和“制宪”、“修宪”多种版本有两个不同点：中华民国宪法总纲均予以保留，国号、国旗、固有疆域不予变动；在既有宪法总纲基础上，另定 “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简称台湾宪法），以此作为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宪法连结”，并在新宪“前言”为协商两岸的政治安排提供“宪法授权”。

渐进式“法理台独”

　　解读“第二共和宪法”时，不能不注意到陈明通在前言所列出的三段论述，这些文字其实已彰显了该项修宪的关键内容：

　　一是确定了中华民国迁台之后，“国家管辖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空、领海与邻接水域”；二是强调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须经对等、和平协商后交付公民投票；三是表明海峡两岸的政治安排未完成协商前，特制定“第二共和宪法”，适用于国家现行管辖范围，原宪法中相关章节条文及增修条文，停止适用。”

　　“第二共和宪法”推出之后备受质疑和批评。为此，陈明通在3月21日台湾《联合报》刊文作了进一步澄清，表示该宪法草案并不是“两国论”入宪，有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的提法，是2000年12月“跨党派小组”的共识，是对现状的描述，民调也显示同意；对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何种形式的政治关系，他个人抱持开放态度，仅坚持“须经对等、和平协商后，交付公民投票”；两岸迟早要面对“协商建立政治关系”的事，他个人立意透过宪法的规范，由人民“授命”（mandate）执政者去谈，但人民保留对谈判结果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一项民主和平的做法。他还澄清，所谓“2008修宪公投一定会上场”，是《联合报》编辑所下标题，并非他个人主张。

　　把“第二共和宪法”规入“法理台独”范畴似乎比较简单，但无法说明何以选择在此时此刻推出。“动机论者”或者“阴谋论者”固然会将之置于今年立委选举、明年总统选举的背景之下，得出坊间耳熟能详的结论。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忽略以下三个事实：

　　和其他十多个台独宪法版本不一样的是，“第二共和宪法”没有完全丢弃“中华民国”政治符号，对这一个政治符号的认同，是它和泛蓝阵营唯一的主要交集；这个交集的必然派生物，就是多数民意和政治势力均认同和接受维持现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也是消极对抗北京和平统一诉求的现状。如果追究下去，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和国民党的“二中并存”架构，两者的共识点依然是可以找到的，唯一区别是，一个是未来时，另一个是渐进式。

迎合了台独基本教义派

“第二共和宪法”既紧紧抓住2000年“跨党派小组”对两岸政治定位的共识，又迎合了台独基本教义派藉修宪构建“第二共和”的诉求，没有违背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精神要旨。它实际上是在朝野恶斗、两岸关系僵局下，试图跳脱困局的尝试。

　　很少人注意到，这部“第二共和宪法”拟定的“虚位元首”、“内阁制”，把“五院制”改为“三院制”，预示着陈水扁之后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将被虚化和阉割。在经历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之后，台湾朝野普遍对内阁制有强烈的认同。台湾舆论也注意到，这是务实台独路线的一次战略撤退和心理重建。不可避免的是，与即将展开的政治选举有关。

　　对于法理台独以及任何渐进式台独的尝试，北京的立场是明确清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不可心存侥幸。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两岸关系的关键还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大陆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近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出现良好的势头，是与大陆方面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采取更为务实、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分不开的。

　　其中一个关键是，对台决策系统和主要职能部门的思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和平是主旋律，和谐是主基调。但这不等于对“台独”予以姑息、纵容，任其为所欲为。

　　暂时还无法断言，“第二共和宪法”就是迂回踩红线的行为。在批判、分析、解读时，如果过于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就未必能切中要害。各位看官，对于这个有法理学养和坚定政治立场的学者型政治人物，若只是简单粗暴地批判，换来的可能只是轻蔑的一笑。隔靴而搔痒，不得要领是也。

·作者是香港资深评论员

学会与未来的中国打交道

2007-03-30

● 杜平

　　在新加坡生活十多年，很少有机会与教育部门接触。虽然我一直在用心观察，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认识和看法，但大多时候都是隔着花玻璃看窗外，所得景观都不够清晰。

　　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因为要陪同来自郑州大学的朋友周文顺教授，我有幸直接参与了教育部主办的首届“双文化课程研讨会”以及“中国通识”讲座，阅评了三所中学提交的总共30篇有关中国的调查报告，并且“客串”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的专题讲座。其间所见、所闻与所感，自然要比过去更为直接和深入。

学生论文令人惊喜

　　“双文化”课程在2005年开始实行，基本思路是在保证英语教育质量的基础上，从中学时代开始，就着手培养一批对中华文化和现代中国都有深刻了解的双文化精英。整套课程为期四年，首先在华侨中学、德明政府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实施，立化中学不久之后也很快加入。虽然各校整体方向一致，但教学方式和内容却各具特色，并且都卓有成效。关于这一点，我在阅读同学们的调查报告时，所得印象尤其深刻。

　　最初，当教育部课程规划司的朋友委托我评阅这批学生的“论文”时，心头立即掠过一丝惊讶。这批学生在前往中国开展社会调查之时，都是初中四年级学生，撰写论文时也刚刚升入高中。十六、七岁的新加坡学生，对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社会尚有很多不甚明了之处，他们又何以用“论文”的方式，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分析和评论？

　　带着一种好奇，准确地说是怀着很大的疑问，我非常认真和仔细地看完了华中、德明和南中三校提交的全部论文。在一般情况下，阅读学生的习作是一件苦差事。即便是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他们投给早报的某些文章有时候也难免令人头皮发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的大多数论文，却经常在不经意之间让我感到一阵惊喜。

　　儒家文化对新加坡人和山东人的性格究竟有什么影响？中国人对中式快餐和西式快餐的不同态度，是否折射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和新加坡两国青年的择业观有所不同？山东威海人的环保意识为什么比新加坡人的环保意识还强？新加坡各类学府究竟对中国学生有多大吸引力？从中国青年的消费意识中，新加坡商家能否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商机？

　　无需阅读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些有趣的题目就足以令人感到兴奋。坦白地说，在我们平时的印象中，此类课题并非是中学生的知识、见识和分析能力所能承担，更何况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本地学生。可是，令人惊讶和喜悦的正在于此。他们在调查中非常投入和认真，并且很善于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充分的数据，论述过程中图文并茂，透过各种现象去分析深层的本质原因，继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提出解决某些问题的建议。

　　毫不夸张地说，有些调查报告所涉及的问题，恐怕连中新两国的有关学者和官员都未必完全了解。郑州大学的周文顺教授慎重其事地阅读了其中三篇比较突出的报告，然后感叹地说：说老实话，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在写论文时，也不一定有这么认真。虽然语带鼓励之意，但他对这批中学生以及“双文化”课程的高度肯定，显然是发自内心的。

了解中国的兴趣在增长 　　在我看来，这批调查报告只是“双文化”课程在短短两年里取得的具体成果之一。在“双文化课程研讨会”和“中国通识”讲座上，上述四所中学以及部分初院同学们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到鼓舞。 　　周文顺教授的三场讲座，分别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和困难、中国的权威思想以及台海关系。还有我自己所讲的中国外交问题在内，这些题目本身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学生都不具吸引力，何况与新加坡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几场讲座不仅获得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同学们在问答时间里所提出的问题，不仅相当有水准，而且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国际时事完全合拍。 　　令人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在立化中学举行的第一场“中国通识”讲座上。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年逾半百的资深教授面对满堂稚气的少年，侃侃而谈当代中国的思想权威。同学们倾听之认真，反应之热烈，恐怕连他们的家长都未必相信。 　　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现象，也许值得人们去深思。这么多年以来，我的耳边一直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一些家长口中的“华文无用”、“华文难学”，“孩子不愿学”，等等。可是，这几次讲座的过程以及学生们的论文，却给我以相反的印象。实际上，“双文化”和“中国通识”课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学习语言的范畴，而同学们没有抗拒，反而如此欢迎，这该如何解释？ 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在与教育部有关人员、上述学校校长和老师们的接触中，我能非常清晰感受到两点：一是他们对“双文化”课程充满热情；二是他们对培养适应未来世界的人才，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到目前为止，参与“双文化”课程和“中国通识”的学生虽然不是特别多，但人数却在增加之中。借用教育部课程规划司副司长余立信的话说，在传授有关中国的知识方面，要让一部分学生“先富起来”。在当前客观条件下，这是一个务实的步骤，并且已经跨越了“是否应该学习华文”的争论，因而是一项具有战略高度的决策。 　　面对不可阻挡的中国崛起之势，新加坡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必须采取更多相应的步骤，至少还应该有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参与到“双文化”计划中，让新一代新加坡人与中国的同龄人同步成长，这样才能学会更好地与中国人打交道。 　　南大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吴英成博士曾经对我说：在学习华文和认识中国方面，学生的家长们应该有忧患意识，千万不要给孩子们的未来留下任何遗憾。对这句话，我非常赞赏。  ·作者是新加坡著名时事评论员

钉子楼——保护私权的精神堡垒

2007-03-29

● 陈寿章（重庆） 　　在网络时代，不仅是“超女”能从草根阶层迅速崛起，扬名海内外，而且许多人也能凭借网络平台迅速走红。 　　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杨武、吴苹夫妇，在陷入搬迁窘境之际，竟靠一张视角独特、强烈震憾人心的照片，走红中国、扬名世界。 　　迅速成名让他们颇感意外，惊喜交集之余抗争精神倍增。最感意外的还是重庆当局，匪夷所思的另类宣传热潮和海啸般袭来的网络信息，打乱了他们的全盘宣传计划。 　　今年是中国西部重镇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十周年纪念。从去年起，重庆就在策划盛大的纪念活动。出于对网络媒体的重视，官方人士精心构想从3月起，全国网络媒体采访帷幕拉开，一直持续到6月18日。 　　 弱势钉子户超强宣传能力 　　 　　而网民推动的“史上最牛钉子户”炒作浪潮，与官方安排的时间大致相仿，甚至热烈程度并不亚于重庆同期举办规模盛大的糖酒会和火锅节。交通方便的杨家坪轻轨车站旁的“钉子户小楼”，犹如海中孤岛，竟然也成为市民休闲或赶路空隙时观赏的景点。 　　震憾人心的照片仅仅一幅，一周多来就足以让中央省市和外国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电台等作现场直播和专题报道。当然，最火爆还是网络媒体，通过直播、视屏、QQ、MSN、博客等多管齐下。杨武、吴苹夫妇拒绝拆迁的新闻，当牵涉到是否被法院强拆之际，轰动效果达到最高潮。中国国内无数媒体云集“孤岛”附近安营扎寨，也吸引着许多外国媒体专程赶赴重庆。有新闻业内人士称，即便6月官方的直辖庆典，也不一定请得动这么多外国媒体，这种另类的宣传，让当局哭笑不得。 　　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频频出现。颇为生动而戏剧性的一幕是男房东杨武爬上20米高悬崖形成的孤楼，悬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同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能言善辩的吴苹则手持房屋产权证和宪法，现场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滔滔不绝申明自己的要求…… 　　不管是非曲直，这起网络炒作案例中有几个颇引人思考的问题。 　　第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城市拆迁问题上都赋予政府和司法部门强制搬迁的“特权”，让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在必要时为更大的公益利益让路。为什么这次司法机构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第二，搬迁场面频频出现的五星红旗和宪法，将这起搬迁纠纷案，上升到必须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或许应该从国家宪法上寻找答案。 　　第三，在事件闹大之前，事主其实势单力薄，但通过网络连结世界的炒作，他们变成希腊神话中的安泰（Antaeus），在“网络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和支持。 　　新闻及舆论本身力量，折射出的复杂世界，已经远远超出这起小小的房屋搬迁纠纷案。 　　 草根阶层拥有强势舆论 根据查访的结果，杨武是首届渝州散打擂台赛重量级冠军。但即使他有一身武功，但他事实上却无法抗拒十多年来强大的搬迁力量。可是，为什么他们俩却能坚持三年之久呢？在一团乱麻的纠纷案中，相信钉子户有充分不搬迁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相信得到政府和法律支持的开发方也有拆迁的充分理由。从尊重了被搬迁户的利益方面，则证实重庆有一个法制的政府。 　　短短半个多月的网络炒作，这事件就轰动中国全国，也扩散到世界传媒，说明钉子户现象在中国并不孤立。最新的网络调查便显示，近九成网民支持钉子户维权，这也显示，弱势群体在搬迁和被迫搬迁过程中，双方交易关系普遍存在不平等。 　　过去常常是政府、司法机关和开发商主导新闻发布会，草根阶层很难掌握舆论工具。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一个怪异的现象是，面对网络舆论，中国政府、司法机关和开发商很少有自己的言论空间，使草根阶层主导着强势舆论导向，而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直到3月24日，据说中国国内所有网络媒体均已接到国务院新闻办紧急通知，这种网络一边倒的态势才有所改观。消息灵通人士称，有关部门不允许再对钉子户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所有新闻全部压到后台，专题全部删除，网友评论也全都关闭。 　　衡量“重庆钉子户”有多热，在开始政府引导舆论的24日，笔者输入该词，在谷歌搜索中就有95万7000项查询结果；还有62万3000项符合“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查询结果。26日，重庆市长王鸿举就承认，“钉子户点击量达1000多万人次”。 ·作者为媒体从业人员

布什最新的谬误

2007-03-29

● 索罗斯

　　布什政府积极支持以色列政府拒绝承认包含哈玛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团结政府，已再度在中东犯下严重的政策错误。正当巴勒斯坦问题的进展，将有助于避免在大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时，这一举动排除了任何朝向和平协议的可能性。

　　美国和以色列都寻求只同巴勒斯坦当权者阿巴斯(Mahmoud Abbas)总统打交道。他们希望新的选举，将会改变哈玛斯目前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拥有多数席位的局面。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策略，因为哈玛斯将会抵制提前大选，而且，即使选举结果能将哈玛斯从政府中剔除，但如果缺乏哈玛斯的支持，任何的和平协议都是难以持久的。

不承认哈玛斯则陷入僵局

　　目前，沙地阿拉伯正寻求另一途径。2月在麦加举行、阿巴斯和哈玛斯领导人迈沙阿勒(Khaled Mashaal)两人的峰会上，沙地政府撮合了哈玛斯和法塔赫之间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协议。在此之前，法塔赫和哈玛斯之间暴力冲突不断。

　　根据麦加协议，哈玛斯同意“尊重国际决议以及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包括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沙地认为，这一协议是向以色列提出和平协议的前奏，沙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会担保这一协议。但是，只要布什政府和以色列奥尔默特政府坚决不承认包括哈玛斯在内的团结政府，就不会有所进展。

　　目前这种僵局的许多根源，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前总理萨隆在不与当时由法塔赫所控巴勒斯坦政府协商的情况下，决定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这一行动强化了哈玛斯，造成哈玛斯在选举中获胜。

　　以色列然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承认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哈玛斯政府，并扣留代为征收的数以百万计的税款。这带来了经济困难，并削弱哈玛斯政府的行政能力。但是，这并不降低哈玛斯在巴勒斯坦人之中的支持，反而加强了拒同以色列谈判的伊斯兰和其他极端主义分子的势力。形势已经恶化，乃至巴勒斯坦不再有一个可以同以色列谈判的政府。

这是一个大错，因为哈玛斯并非单一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并不为外人所知。但是，某些报告称，哈玛斯有一个军事部门，主要是听从大马士革的调遣，并且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者感激涕零。它还有一个政治部门，对于把他们选上台的巴勒斯坦民众的需求，更为在意。如果以色列接受了选举结果，这就有可能加强了温和派政治部门的势力。不幸的是，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并不允许有这般微妙的区分。但是，随后的事件，为相信哈玛斯不同部门之间已出现间隙提供了理由。

武力不足以解决问题

　　哈玛斯同意加入民族团结政府不久，军事部门就策划绑架一名以色列士兵。这挑起了以色列的猛烈军事反应，阻碍了这个政府的形成。真主党又抓住机会从黎巴嫩进行偷袭，绑架了几名以色列士兵。尽管以色列的反应有失偏颇，真主党还是站稳脚跟，赢得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阿拉伯大众的敬仰。正是这一危险的局势，包括巴勒斯坦政府倒台，以及法塔赫和哈玛斯之间兵戎相见，才促使沙地提出倡议。

　　当前政策的辩护者说，以色列无法从弱势的立场谈判。但是只要以色列维持现有的行动方向，其形势就不大可能改观。军事升级中，不仅仅是以牙还牙，而是十个巴勒斯坦人换取一个以色列人，这已经到达了极限。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的道路系统、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报复之后，人们不禁想要知道，以色列军队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同哈玛斯和真主党相比，伊朗对以色列构成更为巨大的危险，而前二者只不过是伊朗的客户。现在，大规模地区冲突的危险与日俱增，以色列和美国都有可能在这一冲突中失败。真主党有能力抵抗以色列的猛攻，而伊朗正跃升成为潜在的核子国家，以色列生存所受到的威胁，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来得大。

　　以色列和美国看来都不愿意同包括哈玛斯在内的巴勒斯坦政府谈判。难点是哈玛斯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但是，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可作为最终解决问题的一项条件而非谈判的先决条件。仅仅展现军事优势，并不足以作为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现在沙地带来了政治解决哈玛斯问题的机会，丧失这一机会将是悲剧性的，因为布什政府已陷入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之中，至今无法自拔。

·作者George Soros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公开社会研究所主席。

文章原题：Bush's Latest Blund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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