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逸儒

日前，将近十位研究国际关系、战略安全、亚太区域和两岸关系的美国著名大学教授访问团访台，笔者曾两度和彼等分别就台湾政局发展、两岸关系及中美台三边互动交换意见，双方都觉收获良多。事后，还有几位学者特别对笔者表示，看来台湾是不会轻易学到教训，时间未必对台湾的未来有利。

　　当然，笔者在和彼等交谈时首先强调，大家在研究、关心台湾政治、中国现代化发展时牢记在心的事实是，台湾的政治非常卑鄙、肮脏、龌龊，台湾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形已然相当严重，而中国大陆方面问题重重，要看从何角度切入，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图像；其次，笔者在台属于“反革命分子”，所言多与政府当道不合，但笔者仍愿竭尽所知、所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官方的观点，敬供彼等参考。

不能一味学习西方民主

　　在具体的事务上，笔者以稍早在《联合早报》所发表的《台湾文化大革命》为例，从司法到媒体，从学术到官僚体制，历数民进党政府违法乱纪、干预新闻自由、戕害言论表达的事实，说明台湾的民主发展固然有其值得称道、肯定的地方，但也不尽如外界所想那样的美好，至少“自由之家”的评比就有问题。

　　听完笔者说明之后，有些学者询以政府采取不当作法的法律依据何在。也有人私下表示，即使美国也有类似情事，所以我等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挺身而出，勇于和当权者对抗。

　　在两岸关系方面，笔者说明，台独或非台湾的最佳或唯一选项，但一般民众委实搞不清一个主权、两个治权，现状不等于独立，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state）等等复杂的法理意涵，往往为民进党的宣传所蛊惑。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台湾而言也有多重意涵：军事上，它或许是个威胁；政治上，北京是个挑战；经济上，大陆也可能是个机会，绝非一如陈水扁政府所说全部是个威胁。笔者劝告这些美国学者应该多方听取不同观点，避免为民进党当局所提供的错误和偏颇信息所误导。彼等微笑点头以对。

　　在讨论中国未来发展远景的时候，彼等同意中国发展问题仍多，但势头已然不可阻挡，动能已经出现。关于政治改革问题，大家同意，中国大陆的人权、法治、民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彼等也同意笔者观点，认为中国当前的重点工作可能在于追求社会正义、整饬官箴，而非一味学习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民主。

　　笔者特别举出英国学者魏德(Robert Wade)的研究成果，说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除了香港之外，新加坡、台湾与韩国采取的既非中国大陆共产主义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但也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以发展为导向的控制型经济。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不错的成就。

新加坡的“控制型民主”

准此，笔者强调，如果中国采取一味西化的方式，追求所谓的民主改革，这反而可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北京或许应当学习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由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就是由专制、集权、威权，再由硬性的威权过度到柔性的威权，然后慢慢走向民主，或许这才是双赢、多赢的最好结果。

　　笔者并以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为例，指出控制型民主发展的论述，说明西方国家虽然公开对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问题有所批评，但私下也都承认，如中国大陆不负责任地进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反而可能会造成动乱，是大家头痛的开始。

　　到访的美国学者其实也同意笔者观点，甚至有人回应说，所谓民主国家不会主动生事的说法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当真，而且西方最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在一个国家成为真正的民主政体之前，必须经过民主化的过程，而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内政可能趋于不稳，而且其对外生事的可能会较前增加四到五倍之多。

　　当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控制型民主成功也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小国寡民、幅员不大有助于管理；其次要有一个清廉、有效、优秀的官僚体系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则是法治的精神，而中国大陆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北京是有可能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窘境。

　　总而言之，中国的民主改革不可不慎。根据笔者研究，北京领导层采取的是控制型的决策模式，而现阶段的控制型经济发展与控制型的民主改革也并非一无可取。不过北京当局或可加大一些力度和步伐，不能以社会安定做为抗拒、拖延改革的藉口，而台湾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不能存有不切实际、过度乐观的想法，也不应一味地加以批判，否认其成果，否则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韦弦

　　上周，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抛出了酝酿已久的伊拉克新战略。一天之后，美国对伊朗下手。美军突袭了伊朗驻伊拉克北部的领事馆。再一天之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就开始她的中东之行，推销新战略。

　　看来，布什已经算准了民主党把持的新国会也奈何不了他，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实施新战略了。但与布什的霸王硬上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内外没有几个人真正看好这个新战略。

　　布什的伊拉克新战略的关键词是增兵。布什已决定向伊拉克增派2万多名美军，其中绝大部分兵力将被部署到巴格达。这个决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美国不长的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梦魇。越战文学、越战电影曾经的风靡与触动人心，足以表明越战的教训在美国历史上的烙印是如此深刻。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前后10多年，用兵50多万，其中十分之一或死亡或失踪，而且换回来一个仓皇而退的结局。

新战略的新意不多

　　为了唤起民众的支持，布什在电视讲话中明确列出了现在就撤军的种种坏处：伊拉克政府将崩溃，伊拉克将分裂，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屠杀将出现。仅仅这些恐怕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布什又列出了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失败将面临的惨烈后果：美国将无法赢得反恐战争，激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势力将增强，伊朗会更加大胆地谋取核武器，恐怖分子将会找到安全庇护所并在那里策划发动对美国的袭击。然后，布什才从正面给出了人民必须支持新战略的诱惑，言之凿凿地告诉民众，只有增兵才能实现早日撤军。

　　这和当年的越战何其相似！当年指挥越战的将军对约翰逊总统说，如果把兵力增加到68万人，就可以两年内结束战争，如果只增加到56万人，结束战争要三年。结果换来的却是越陷越深。

　　布什政府今天指望增兵2万人就可以实现早日撤军，连自己人都不相信。布什刚刚任命的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在一份评估报告中就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政策胜负的关键是能否在武装行动中达到美军与伊拉克人口的理想比例，即每1000名伊拉克人就有20名美军。按伊拉克现有人口统计，美军至少要达到50万人才有胜算，现在已有的10多万还差得很远，增兵2万只是杯水车薪。

　　可以说，布什政府伊拉克新战略是不得已举动，也是去年中期选举后的无奈之举。但苦心孤诣推出的新战略，并没有得到外界的认同和预期反响。一系列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增兵的民众总在六成以上，强烈反对者也超过五成。几乎在赖斯出访中东的同时，参议员希拉里也到访巴格达，尽管只在巴格达停留一天，但她关于伊拉克情况“令人心碎”的描述，无疑是给布什新战略的一记重锤。

关键在于目的是错的

　　当然，布什的伊拉克新战略不能说没有新意，新意主要表现在给伊拉克现政府强大压力，促其尽快发挥主导作用，以便美国早日抽身。布什还警告伊拉克领导人，美国的承诺不是无限度的，如果伊拉克政府不能兑现承诺，就将失去美国的支持。除了这一点之外，布什的伊拉克新战略这个新瓶子更多的装的是旧酒。新战略依然没有离开老战略的窠臼。

　　按常理推断，布什在中期选举栽了大跟头之后，应该有一个战略性的反思。但从推出新战略的过程看，尽管布什罕见地表现了承担政策失误责任的勇气，但既没有认真分析失误的原因，也没有说怎样承担责任。这种新战略只能是过往战略的继承，甚至深化，必然让许多人失望。

　　人们在对过去失误检讨时，经常检讨手段的错误、方法的错误。其实，很多失误往往是目的的错误造成的。美国深度介入伊拉克问题，目的就在于拿下伊拉克，改造大中东，进而称霸全球。这个根本目的就是错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和手段都难以实现。当然，在手段上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那就是，指望用武力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用强权解决制度问题。

　　30年前，美国曾有一本名为《一个战士的报告》的自传，写道：“为了东南亚这么一个小国家付出了这么大代价究竟值不值得？至少有四任美国总统和不计其数的华盛顿高官，都曾经把越南看作通往东南亚的钥匙，但现在历史却把卷入越战定性为这个国家的最大错误之一。”

　　其实，今天布什政府的高官们不也是把伊拉克看作通往中东的钥匙吗？历史不会重演，但一不小心，历史经常会出现相似的一幕。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欲拒还迎

● 伟　达

　　毫无疑问，民主的成功需要智慧的支撑。如果传统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民主思想和实践的基因，那么在现代化条件下实行民主，就需要更大更多的智慧投入，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但同时值得指出，民主的过程与操作也并非像某些人危言耸听那样复杂如“高科技“，相反，民主的智慧多是常识。如果多按常识办事，而不是搞出过多极端或犯规，则民主可以阔步前行。

　　一个贴切的比喻是，民主的智慧就在于如何分享和做大一个蛋糕，而这个“蛋糕”是由国家、社会及资源等所组成。

　　提起“蛋糕”，就必须涉及“做大”与“分享”这两个要素，其内在的良性循环关系是：蛋糕的分配结构比较合理，于是鼓励了分享者不是“捞一把就走”，而是不断把自己的份额做大，甚至可以协助别人把份额做大，也就在总体上促进了整个蛋糕的增长及更好的分享。

四种典型阻碍民主发展

　　如果只关心分享而不是做大，那很快就会坐吃山空；同时，如果手里有一个蛋糕，却不能较好的分享，那么分配的不合理必定阻碍蛋糕继续增长。

　　这也就要求成功的“蛋糕管理”。首先要有比较合理的分配原则，即至少要保证每个成员的最基本权益，从民主角度讲，就包括了物权产权、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利等等。在此基础之上，应该在法制原则下放开竞争，使得不同的能力水平、追求方向和发明创新，都各有合理的发挥渠道，拥有份额，以及成果归宿。

反之，有四种典型却是非民主的，也必定阻碍民主的发展。首先，“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虽然可能让每个人都各尝一口，在初级层面尚可接受，但如果将平均分配延伸至持续发展过程中，做大蛋糕的动力就必定受到严重削弱。

　　另一种极端是“独霸”式的专横，即只满足少数人的愿望，却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权益。很可惜的是，人性的贪得无厌倾向与体制中缺乏对权力的制衡限定，都会导致此种极端的出现。当一个人的所得与给予比例发生“一边倒”时，即出现所谓“蛀虫”效应，蛋糕的总体状态必定趋向萎缩。

　　再一种是“强权吞并”，即实力强大者推行垄断或者豪夺，而没有独立公正的规则对此种行为加以约束管制。金融寡头，官商勾结，买官卖官，贪污腐败，黑社会肆虐，缺乏司法独立与公正等等，必定破坏到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和积极性，严重干扰良性竞争机制，导致蛋糕总量很难有效增长。

　　最后一种情况是“混乱哄抢”，即事情进入无政府状态，众人抛弃规则一拥而上，将蛋糕洗劫一空而后作鸟兽散。这样虽然让不少人逞得一时痛快，但决不是民主的过程及所要期待的结果，也从此失去了建构更大蛋糕的有效依托。愈是民主就愈要讲究“排队”规则，民主不意味着大家胡乱伸手。

蛋糕分配须合理均衡

　　有人会说，我原来连蛋糕味都闻不到，现在已能分上一小块，算是不错了。从这个角度讲，这当然代表着一种进步，尽管其层次还是属于“初级阶段”。

　　一个关键的认知应该是：民主蛋糕的整体与份额，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竞争发展优势，而且，在中高级发展阶段，具体份额的大小及分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大块蛋糕除了体积优势外，一般来说还占有成分优势，即小块蛋糕里面可能只有钱和物这样的有形资产，而大块蛋糕则可能同时拥有有形资产，及广泛的公民和探索权利等无形资产，于是发展便更为均衡、有力、有后劲。

如果一个蛋糕块头不小，但在份额分配上不甚合理均衡，大小分布太极端，那么这就是一个畸形的蛋糕，不太可能拥有恒久的竞争力和增长力，因为其普通的小份额过于孱弱了。

　　健康的民主智慧如是说：既然大家都要依靠同一块蛋糕生存发展，最合理的手段就是有规则的利益均沾和共同发达。如果尚不拥有这样的常识和行为，竞争与文化的劣势就不会轻易靠边站。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和战略研究与咨询

增量民主和民主陀螺

2007-01-17

中共政治理论家俞可平最近突然红了起来。据报道，他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经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后，引起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对此，笔者觉得有点意外。因为，这并不是作者突然间提出来的说法，至少在2005年初他就公开讲过这样的话。

　　上述文章其实是去年10月出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一书的前言，写于2006年5月20日。这本书收集了作者过去几年来接受报章和杂志的访谈录。当中有一篇题为《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原载《大公报》2005年3月14日，里面就有“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

　　这篇访谈的最后一段如下：

　　记者：“你在电视上说过，‘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这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而言的，是对执政为民的政府和政党而言的。但对自私自利的和短视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仅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东西。所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定要站在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角度来看待民主，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势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实现民主需要现实的条件，它是一个增量的进步过程，必须采取极其审慎的策略，否则，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推进民主政治，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极高的智慧。”

　　那么，为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最近才被“炒”热起来呢？分析家自是众说纷纭，诸多臆测。我个人却独喜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赏析。

增量民主有四层基本意义　　

在俞可平的许多著作中，最早引起我阅读兴趣的是他所提出的“增量民主”（Incremental Democracy）（载《增量民主与善治》，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谓增量民主，有别于渐进民主，“尽管两者都强调民主发展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和后果；‘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深化党内民主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见《民主是个好东西》附录）

　　俞可平认为，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四层基本意义：一、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二、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三、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增量民主的概念显然得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的启发。俞可平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渐进改革，这一点在经济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他认为，政治改革也应当是增量改革。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则是发扬民主。

　　不过，必须指出，这里的民主绝不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也不是两党制的民主，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我国政治传统中没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从国外学来的；但国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的民主政治形式，这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与陀螺》，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主取得“突破”

　　这样的阐述其实完全在邓小平的民主理论框架之内。邓小平说过，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他认为，多党选举、三权分立、两院制，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以政治稳定为前提。

　　因此，俞可平的民主治理评价标准并不包括多党或两党制，而是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多样化（如妇女参政、民主党派参政、少数民族参政等）、政治透明度、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基层民主、民间组织的状况、合法性（政党是否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政府行为的公正和正当程度等）、责任性（官员的廉洁、官员对其行为的负责、对渎职官员的惩罚、官员与公民的沟通等）、回应（党和政府的咨询机制、公民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等）、效率、程序、稳定等。

　　不管是什么民主，这种配合国情、增量发展的理论，我想还是有其普适性的。经济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罢，都是如此，不存在什么一蹴而就的方案。拉丁美洲各国就是照单全收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所开的“华盛顿共识”药方，不顾国情，试图一步到位，盲目的进行私有化、自由化，结果都吃了大亏。前苏联更是用了“休克疗法”而一举瓦解。

中国人走的基本上还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俞可平给这个做法想出了一个政治名词“增量民主”，并公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他所做的其实正印证了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二十多年的“增量”前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但并非“突变”。过去，不允许谈或大家不敢谈的，现在公开谈了，这是突破，但谈的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非西方式的民主，因此，没有突变。

民主陀螺不会自转

　　对于民主，俞可平还有一个很妙的比喻，那就是陀螺。民主像陀螺，这样的表述确实能够让人发挥丰富的想象。“民主是什么？民主当然是主权在民，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的统治。但是我常常更愿说，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

　　“说民主像个陀螺，除了强调民主运转起来的程序和机制外，还强调民主也像陀螺一样，需要推动力和技巧。陀螺……也不会自动运行。抽打陀螺需要一定的技巧，特别是要顺势用力，要是抽打的方向与旋转的方向相反，陀螺就会倒下。推进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技巧，特别重要的是要顺应民心，借助时势，循序渐进，增量发展。”“民主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重要的是旋转的过程。离开了这个旋转的过程，民主政治这个陀螺就会倒下，个人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同上）

　　最近，我们看到泰国的民主陀螺倒下了。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主陀螺虽然还没有倒下，却已失去了劲头。要陀螺不停的转，转得好看，转得大家看了都心花怒放，真不容易。陀螺自己不会转，“民主政治如若没有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也不会自动运行”。因此，俞可平的理论也很强调善政（good government）、善治（good governance)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些对我们而言则是相对熟悉的。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员

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

2007-01-17

● 陈冰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2006年世界外交旋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可能选择“现实主义”。布什政府在中期选举中遭选民“教训”后，开始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问题上采取量力而行的策略，单边主义让位给多边合作。

　　欧盟国家在全球变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理性和进取心，没有在“知其不可为”的领域摆出“大牌”的架子。英国这样紧随美国的国家，也在萨达姆被绞、中东和平等事务上弹出与美明显不同的曲调。

　　日本鉴于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考虑，主动向中国示好，两年多的“外交冷战”正在解冻。尽管从历史问题到军事战略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已很明显。俄罗斯的“石油牌”玩得过大，在引起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强力抵制后恢复冷静，刚签署的与白俄罗斯的原油进出口协议，向邻国和欧洲输送低关税石油，是俄外交在畅饮“伏特加”醉后清醒的标志。

　　南美、非洲国家则依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以更独立的外交政策谋求政经利益。即便是“桀骜不驯”的朝鲜，也在强大国际压力下有所克制，至少已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现实主义的主旋律，跳动着“和谐”、“合作”、“民主”、“人道”、“平等”的音符，领唱者之一就是中国。毫无疑问，地球村又一次动了起来。冷战结束、苏东解体后的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正在启蒙世界走向新的旅程。

“善意型”外交启程

　　当“中国制造”拥挤在海关急于登上远洋货轮时，当更多的“中国制造”需要输入能源才能流出生产线时，中国的外交先行了，主动出击于全球各个角落。

　　与盛行于世界半个世纪甚至数百年的“力量型”和“利益型”的外交不同，中国新的全球外交充满善意。“善意型”外交不排除利益争取，也不排除政治钳制力，但高高在上的总则是“睦邻”、“友邻”、“富邻”。这里的“邻”既指美洲、非洲、欧洲不接壤的远邦，也指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等接壤或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其实“邻国”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态术语。

　　“善意型”外交的第一特征是急友邦之急，以诚恳的行动“雪中送炭”，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穷国。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这是欧美歌星和社会名流呼吁20年而八国集团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由政府主动实现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是体谅非洲的贫困，帮助“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没有境界，也不浪漫，只显得落伍！。

“善意型”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充分理解有敌意的国家的苦衷，化解误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朝鲜核试射后，中国反对美国对朝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硬制裁计划，却支持联合国通过柔性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这既给朝鲜悬崖勒马的机会，也体谅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的困境，终将把气氛紧张的争端疏导到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径上。

　　日本新首相安倍就职后，中国政府体谅其急欲通过外交突破树立政治信誉的愿望，也考虑了日本民间对“靖国神社”的复杂感情，中方从大局出发，以宽厚的气度导引出中日外交冷战的解冻，促成两国在经济和东北亚区域安全上先行合作。中国对日的善意外交并非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将会平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善意型”外交的第三个特征是力争在与各国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自如地表达支持和反对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敌国”与“友邦”的划分，同样也超越了西方 “大棒”与“胡萝卜”交替使用的策略。

外交思想融汇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主动出击的善意外交，赢回的不仅是世界的尊重，也是丰硕的外交成果。去年，全球各国首脑中有一半到中国访问，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与中国对话。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疏通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络；“中国—东盟（亚细安）纪念峰会”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更友好地走门串户，经济和文化合作越来越火；中非合作论坛吸引了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北京，居然比非洲首脑会议的出席率还高；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白宫把三分之一内阁成员派往北京，强大阵容中显现着“中国的重要性”；欧盟目前又开始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外交实践是卓有成效的，正如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所言，“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把球投在他手中的球员。”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要和媒体，都承认中国全球外交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水平、交往频率和不菲成就，但在解释中国外交成就背后的思想内涵上，很多人是没有触及到本质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专家。

　　“善意型”外交实践的背后是“和谐世界”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既成定律，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中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能聚合全球人气。

　　“和谐世界”思想，“和”的是人类文明成果，致力“谐”调出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和平竞争的新世界。

她把民主国际化，无论国大国小，国强国弱，都尊重其主权和国格，维护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以“礼”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在外交运行中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和博爱精神，去掉种族、贫富、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标签，以大写的人的眼光、人的方式去处理国际争端，争取利益，不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与霸权主义、武力主义和强盗逻辑等非人道做法相反；在国际关系中倡导自由，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自由地发展贸易，自由地追求幸福，只要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规则就好。美国在外交上叫嚷“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中国在外交上实践“民主、人权、自由、法治”。

启蒙作用的持续依赖国内改革

　　勿庸置疑，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思想正在启蒙世界，正在说服朋友、影响敌人好说好商量，和平生财，平等互助，以义托利。但是，这种启蒙作用能否持续地发酵，进而影响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认同和谐世界观，改变功利至上的外交思维，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国内“和谐社会”实现得越完美，就越能激励世界走上和谐道路。

　　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内政主张可以有所不同，但世界在研判一个国家的外交声誉时常常联系其国内行情。美国在外交上实行的是强权主义，但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且被不少国家认同或苟且，与其国内基本实现民主自由有直接关系。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构速度越快、力度越深，将会更有底气地在外交上推行和谐世界观。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选秀文化有如新科举制度

2007-01-17

● 吴韦材

　　如今中国电视上的选秀活动，形形色色，数之不尽，只要在选秀中独占鳌头，或打入总决赛名次以内，就能青云直上，在十多亿芸芸人口中成为风头人物。那时名利齐来，命运从此彻底改变。

　　选唱歌的、才艺的、表演的、特技的、厨艺的、职场精英的、训练宠物的，只要能想到，屏幕上都能开辟“秀场”。

　　这类电视选秀，对中国社会上下已造成极大冲击和影响，说它们是大陆当今最热的“新文化运动”，一点不为过。

　　 更值得注意是他们的“选秀精神”，与我们新加坡平日所见者更有迥异之处，那就是参选者父母家人的支持热度。

辍学父母也不介意

　　许多父母都不介意儿女为参加选秀而放弃他们原有的工作或暂时中断学业。多数父母更不惜耗资，支持儿女们在选秀培训期间内的种种开销。有些，更是千里迢迢从一开始海选就当起“陪选父母”。

　　而电视台，更深谙某种能“横扫中国民心”的煽情炒作，许多选秀节目都在后台处另辟“喜极而泣、歇斯底里、悲壮惨烈”等等花絮镜头。

　　谁家的牺牲大？哪位来自偏僻穷困背景的选手抱着改变命运的志向？谁家背后有种种家庭伦理悲欢离合元素可以“放大”？再通过这种种“镜头的放大”，就如魔术般，中国纯朴的传统民间伦理价值观，竟能紧紧扣住这些纯粹服务于商业炒作的赚大钱选秀节目。

　　如此巧妙炒出来的文化景观，逐渐造成一种“堂堂正正为命运赌博”的风气，确实叫人叹为观止。

多少老百姓能真正懂得市场经济的意义呢？反正这时就是个“样样讲价”的社会，因此哪怕只有一个最狭窄的缝隙，钻进去为自己拼出一点身价来，绝对是天经地义的事。

原有价值观被颠覆

　　但命运的赌博其实代价不小。原有工作或学业打乱了或许还能力挽狂澜，但原有人生价值观被颠覆了，也许一辈子就在人生某个层面永远蒙上一层阴影。

　　从最底层一下子赢得最高点，中间欠缺正确价值判断的过程，得回来的成绩也不易维持。输了，打回原点，但价值观已经养成了，仍不放弃下回再拼。因为一举成名天下闻。

　　从某个角度看，这类全国选秀之能够横扫中国民间，仿佛其中着实还带有某种“科举情结”。

　　全国海选，那就如科举里的乡试、县试，然后一直考上去，考到一些较大的地方电视台已很不错。“四川的冠军”，概念大约就如“两广举人”；到了中央电视台，那就是金銮殿上的面圣殿试了。

　　现实是这样的科举折射出什么？就算每年从正统学府毕业出来的顶尖生，要如何才能抢个外资企业领导层职位？但参加电视的公开挑战就是一道可以赌赌运气的捷径。

　　正统训练近年出过多少名成利就的红星？倒不如赌它一把，冒着价值观被颠覆的危险，飞上枝头再说。

　　若问什么最好赚钱，当然就是选秀活动，手机短讯每条一元人民币，随便几分钟内全国就能打上百万条。除了支持的还有反对的，能赚就不放过。

当然还赚了激情，参赛者的，父母的，电视前代入情绪的。最笨的是，现场观赛看得汗流浃背，手机快按爆还赔上嘶喊及泪水的愚蠢粉丝。

　　大哉选秀文化！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新加坡写作人

中日历史问题并未软着陆

　　本月1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菲律宾宿务举行双边会谈，温家宝确定将于4月访问日本，并邀请安倍访问北京。

　　至今为止三个多月内，两国领导人三次握手，未来三个月内再次会晤，显示出自去年10月安倍访华而解冻的中日关系，开始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但这是否表明历史问题已“软着陆”呢？

　 　在中日双边关系的战略利益格局中，历史问题究竟居于何种位置？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王屏认为，历史问题不属于“核心利益”。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国力对 比的变化，中日之间几个主要问题的排序也发生着变化。比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核心位置不言而喻，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则不断地向边缘利益发展。走出历史 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历史问题，对双方都有利。

　　作为官方智库之一，社科院学者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有代表性。但是，精英阶层走出历史阴影易，普通大众则很难。而在中日关系层面，中国外交走出历史阴影易，日本主流社会则很难，因为皇民史观、神道国家意识等从未被彻底清算。

　 　从迹象来看，中国高层基于多方面考量，决定暂时不能将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核心利益”选项中剔除，因为它目前仍是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化，至少促使或者逼迫 已经右翼化的日本政府，在迈入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旦主动放弃，日本右翼很可能误读为中国示弱而得寸进尺。

　 　经过小泉时代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抗，中国高层对日本近期谋求政治大国的诸多举动，如修改教育基本法、防卫厅升省等，能够理性、平静对待，但对于日本的“拥 核论”、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协定和所谓有事法案范围之内，劝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以及所谓构建“亚欧民主弧带”等冷战言行，则让中国忧虑不安并万 分警惕。

　　同时，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给安倍政权的压力未曾放松过。在此背景下，让中国甩开历史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

　 　这也是温家宝和安倍在宿务会谈时，再次谈到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虽然提及此事，但言辞不多而且较为委婉。而媒体纷纷对中国正式 允诺温家宝4月访日做出相应解读，认为具有牵制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明显用意。这些都充分显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并未根本放松对日压力，只是施压手段和方式 较为间接和巧妙。

·作者系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和谐之道的本源是中庸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主张，是中共立国几十年来关于治国理念的全新思想。它的由来无疑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本源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孙、战国初期哲学家子思所作。它的内容包含了孔子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很多深刻哲理。所谓“中庸”，是指宇宙和世间万物，各种物象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与规律。

　 　中庸即中和，它的含义并非光指思想不偏不倚，而是更为广泛，指各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通过相互协调以实现平衡状态为归结。自然界失衡就要发生天灾，人类 社会失衡就会产生动乱、革命和战争。“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阶级斗争使社会失去和谐

　　中庸是和谐的基础，因为只有中庸才能达致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实现和谐，只有和谐才能获得发展。之所以要提倡和谐，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曾经很不和谐，现在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内部矛盾纷纭，整个世界动乱不宁，为了“治国平天下”，要用和谐来取代不和谐。

　 　回顾历史，50年代中期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是经济建设中以中庸求平衡发展与排斥中庸而冒进的斗争。毛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 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不惜主观武断违抗客观规律而强行促使生产关系大大超前，结果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 与“文革”两场人类史上空前浩劫，一使自然资源极大损耗，二使人才资源遭到严重摧残。两者的灾难性后果造成中国社会严重失衡，经济频临崩溃，国家发展为此 推迟了20年。

　　在人类发展史上，革命是以强力手段改变现状的一种突破。但革命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成为常态。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与 改善民生，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必须物质先于精神而不可本末倒置，人们在思考问题进行选择之前必须解决衣食住行，意识形态可以装满脑袋却填饱不了肚子。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盛世，都是在明君施行仁政，朝廷轻徭薄赋，民间修养生息，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具备了物产丰饶、社会稳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国泰民安。

　　邓小平懂得这个道理，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发展与民生的角度来看，毛推行的是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弊政，邓小平察民情而思改革，推行的是符合国情深得人心的善政。由于力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经济高涨民生改善的昌盛局面。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相继而来。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空间，只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公平，治国而不治吏，使贪污腐败现象遍地为患，不法犯罪分子猖獗，贫富差距有增无减，中国在革新与复旧同时并进的过程中再次出现社会失衡。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它要求以人为本，注意社会公正，实行民主法治，建立一个具有人情、理性、道德，能够化解矛盾，实现利益均衡，全民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争取国家强盛的社会共同体。

　 　马列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是阶级斗争，“和谐社会”的提法即使不说背道而驰，也与之相去甚远。但这是随时而进，符合客观规律与形势变化，也符合国情与人民利 益的思想和政策。和平发展时期再也不允许任意制造敌我矛盾，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谐”就是“中和”，使社会各阶层与各利益集团 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通过政府政策与社会协调来求得平衡。

当前三大不和谐因素

　　然而，建立“和谐社会”并非说到就能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其中至为关键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影响官民关系的腐败问题。胡温政权推行亲民政策得到人民拥护，有目共睹。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却利用手中权力违抗中央，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他们尽 管挂着共产党和政府的招牌，实际上已经堕落为盗窃国库、欺压百姓的贪官恶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站到了人民与国家的对立面。

　　恶吏制造怨民，没有恶吏何来怨民。怨民无处投诉，唯有抗争。正在中国局部地区蔓延的怨民与恶吏之间对抗，成为官民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元代文人揭傒斯感叹道，“安得天下之吏廉且循，庶政如水无怨民”。为了使官吏清廉守法，政治清明，就必须建立反腐肃贪的有效机制，不但事后严惩，更须预防杜绝。否则，怨民抗争事件越来越甚，将使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成为泡影。

　 　二是削弱施政效力的上下关系问题。最近上海发生的陈良宇事件，证明中国各级官员的权力腐败与违反党纪国法行为，是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分不开 的。陈良宇本来只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阿弟”。因为头上有通天保护伞，掌权之后居功自傲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把上海当成独立王国，公然违抗中央。而从全过范 围来看，大大小小的陈良宇又何止千百。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保持统治权力和政令畅通，既要肃贪，也要削藩。虽然时代变了，但对任何现代统治者来说，掌握这两条仍然是使政权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

三是孕育动荡的劳资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跃升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廉价劳力吸引国际资本，能够向全世界供应价廉物美的大量商品。劳力与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缺一不可的同样重要作用。

　 　中国劳工的工资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二三十分之一，甚至比墨西哥差好几倍。他们构成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低层，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中国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为了保持出口优势，资方就把劳动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不想改善劳工福利。这就必然会产生劳资纠纷，引发社会动荡，成为阻碍建立 “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必须妥善协调劳资关系。既要让内外资本赚取合理利润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又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以维持社会稳定。两者缺一不可。

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

　　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公民权益。虽然人民中间也有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之辈，甚至不乏刁民与暴民，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社会关系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与侵犯人民权益。

　 　要解决这一矛盾，光靠政府权力是不够的。如果有些局部地区的政府部门被贪官把持，如果立法执法者就是犯法者与被告，他们还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吗？只有使 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起来，建立各种代表社会群体的公民组织，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进行依法斗争，才能保护群体的自身利益。

　　公民社会并非政府的一部分，但对建立“和谐社会”十分重要。政府应当对公民社会加以有效的指导，发挥它在保护群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最近所指出的，“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作者是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