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台湾政府宣布解除戒严，让压抑多时的社会进入崭新的阶段。同年11月2日，它进一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启了海峡两岸交流的新历史篇章，自此一直延续。

　 　大时代的变迁转眼走过20个寒暑春秋，尽管间中一度露出和解曙光的政治层面持续胶着，两岸关系在经济和民间交流领域至今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资料显示， 去年台湾民众赴大陆人数创下441万3000人次，而双边贸易总额已超过881亿美元，不断冲高与被刷新的相关数字说明，两岸非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已是大 势所趋。

　　上星期出席国策研究院与国立政治大学联办的“台海两岸交流20周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听中华欧亚基金会执行长林中斌把这段时间的两岸互动分成两大类型，其中一类是从上而下、充满摩擦、冲突和不信任的政治与军事互动，另一类则是由下而上、互利互惠的经济与社会互动。

　　他形容，前者“恶性多于良性”，后者“良性甚至超过恶性”。两大类互动没有互相取消，反而齐头并进，不仅是非常奇特的现象，也是一种吊诡。

　　这个观察不是两岸关系中唯一的微妙之处。一般认知或许假设持久和深度接触和交往，能够拉近两方遥不可及的距离，而利益导向的经济互融关系也有助于催化两岸加速解决悬而未决多年的历史与政治问题。

　　然而至少从台湾方面检验，交织着复杂情感和社会心理的国家认同取向，经过20年的两岸民间交流，似乎并没有显著地让两岸僵局变得更容易化解。

　 　海峡交流基金会日前公布的“2007年两岸开放交流20年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台湾独立” 的受访者达到44.9%以上、主张“维持现状”占23%，同意“两岸统一”仅约18.6%。官方以“两岸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加以论述，而一些学者则以“两 岸关系越来越悲观”解读。

　　无论是否受到当下政治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这份最新的民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岸交流和往来的质（经济、社会） 与量（台湾投资大陆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20年来赴大陆约4500万人次），其实并不能理所当然让两岸民心趋同或使台湾社会自主意识自动淡化及消失。 还有更值得凸出的是，两岸交流20年的阶段性成果，也许真无法如大陆所愿，成为促成两岸统一的有利因素。

　　把敏感的统独政治意识放一 边，纯粹从民间角度出发，海基会民调勾勒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印象，也存在值得关注的层面。民调显示，从偏好的方向看，民众对大陆人士的观感表示“好”所占比 例为33%，而认为“不好”所占比例为55.1%；另外，民众对大陆政府的观感表示“好”所占比例为17.3%，而认为“不好”所占比例为70.1%。

　　当年两岸在隔绝许久之后初次接触，世界格局还处在冷战时期，属于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台湾相对于大陆经济成就非凡，因此占有一定的优势。如今大陆已经崛起，面对对岸的强势和民族主义，台湾及其民众来说自有一番不同的情感挣扎。

　　展望未来，对大陆来说，两岸交流成果不如预期显然不该意味放弃往来，而台湾也不应期待延宕交流速度，能够强化并提升台湾民众的自主意识。

　　毕竟交流和统独没有必然的关系，为两岸僵局解套也不完全是大陆的责任。

　　今年以来，中国央企整体上市成为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大多数专家认为，央企整体上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包括有利于加快股 份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等等。这些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未深入到整体上市的本 质。

　　中国央企整体上市的本质，必须从央企改革的全程中寻找。笔者的看法是，整体上市是中国国资委继央企改革“点”方案，即董事会试点之后，就推出“线”方案，未来必将出现更为有效的“面”方案。

　　2004年6月，国资委启动央企的董事会试点工作，并把外部董事选聘作为重点。李荣融主任认为董事会试点是搞好央企的“关键所在”，而笔者也于1月8日在早报撰文《外部董事制度撬动央企改革》，赞成把董事会试点作为央企改革的突破口。

　 　央企董事会建设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北京一家咨询机构对此开展了专题调研，发现主要问题如下：董事会作用遭遇弱化；董事会经理层职权不 清；董事长地位尴尬；外部董事作用有待发挥；专门委员会未能有效运行。该机构还对上述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央企队伍要精简

　 　在今天看来，董事会建设只是央企改革的“点”方案，通过抓住董事会这个核心点来带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进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但是，在国有 独资企业的形态下，董事会建设必然遭遇到“天花板”，仅董事会改革难以取得较好的成效。因此，要想董事会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必须为其创造出一个能够发挥 作用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现代股份制企业的高级形态——上市公司。

　　因此，今年初，国资委正式提出央企整体上市的思路和方案，并设定了两 项硬指标：一是央企队伍从当前的157家，要在四年间，即到2010年缩编至80至100家，这意味着央企将呈现强者更强，弱者出局的格局；二是国资委要 四年内培养出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整合是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相对于董事会建设而言，整体上市是央企改革的 “线”方案，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多元化、公开发行股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职业化的专家董事等一系列“点”行动，本质是把央企目前的国有独资企 业形态，改造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上市公司形态，为董事会建设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创造一个更为合适的组织环境。

　　央企改革从“点”到“线”并不是否定“点”式改革的成效，而是为进一步推进“点”式改革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在国有独资企业里，董事会作用的发挥始终是有限的；而在成为上市公司后，董事会发挥真正作用的机会要多些。

　　上市公司虽然是较好的组织环境，但整体上市并不能解决央企的所有问题。在法制较为完善的美国，也会出现恩隆公司这样的事件。因此，在推进央企整体上市的过程中，中国国资委应该进一步考虑和设计央企改革的“面”方案。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呼吁，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一呼吁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主旨是维护台海现状。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在访日期间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任内不会与大陆谈两岸统一。他强调台湾一定要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并就“签订和平协定”等议题与大陆协商。马英九重申了其旨在维持台海现状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

把最难的问题搁置一边

　　大陆方面和国民党在维持台海现状上具有共同语言，其原因显而易见。大陆方面有许多迫切和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因而不想被台湾问题分散过多的资源和注意力。另外，大陆的台湾问题观察家大都认为，“时间站在大陆这一边”。

　　国民党一方面反对台独，另一方面却深感两岸统一在政治上仍障碍重重，维持现状因而成为其唯一的政策选择。对国民党而言，如果维持现状的政策能够淡化台湾的独统争执，并使台湾岛内的政治竞争集中到其更为擅长的经济民生问题上，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十七大报告中“和平协议”的表述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和以往大陆对台政策的新提法一样，被普遍认为是大陆政治领导人自信和成熟的体现。但人们似乎也 应反思一下：如果大陆的对台政策一直都成熟周密，台独问题又怎么会演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国民党的政策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一方面高喊维持台湾的现状，另 一方面却被迫跟随着民进党，言不由衷地搞“返联公投”。

　　政治人物或政党组织的工作有一种有趣的矛盾特性。在劳动分工极为明确的现代社 会，政治人物的职责是注意那些关乎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权利分配的问题或事件，以便其他的人可以专注于自身的生计。但为了获得支持，政治人物又必须不断唤起 尽可能多的人的注意力，并将自己关注的问题宣扬为全社会都应关注的问题。

　　政治人物需要关注和研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并经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意见无论对错好坏，大都要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要么要求维护现行体制。他们还必须时常引导人们去谈论各种现实或非现实的危险与分歧。

　 　一般来说，由于无法为潜在的支持者提供明确的方向感，维持现状派在政治竞争中常常处境不利。在一个存在原则性分歧的社会，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在台湾社 会，就独统问题而言，人们已经基于两种对抗性的政治立场，分别聚集在政治舆论光谱的两极。在这种政治舆论呈U型结构的社会，维持现状派在政治竞争中必然举 步维艰。

　 　由于缺乏解决问题的意愿，维持现状派试图搁置独统争执，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影响或控制独统争执这一根本问题所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和事件，并将对局势 的掌控权拱手让给更为激进的台独变革派。每一次与独统争执有关的危机或事件都将削弱维持现状派的地位，并使其组织涣散，使其成员及支持者不知所措。

对统一进程讳莫如深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认为奴隶问题的解决，值得进行一场惨烈的内战。更晚近的历史研究表面，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存在的经济利益 分歧，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么重要。内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激进的废奴主义和蓄奴主义政治人物不断鼓动的结果。他们不断公开挑起奴隶制问题上的争端， 并使大多数人改变了原来的温和立场。

　　如果历史能够提供一些借鉴，人们还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变革派总是在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现状。那些显然将遭池鱼之殃的维持现状派在力量平衡被不断改变时，却往往熟视无睹或袖手旁观。

　　在变革派一次次做出打乱平衡的努力时，维持现状派总是自欺欺人地将其解释为目的极为有限的行动。而当他们发现变革派始终是真话真说并已接近其终极目标时，要想力挽狂澜却为时已晚，或者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在独统争执日益成为台湾岛内以及台海两岸的根本性分歧之时，维持现状不管是作为一项政策还是一种思维方式，都未能体现对实际情况的深刻分析和对形势演变 的明确规划，因而难以推动台海局势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发展。另外，如果分属两岸最大政党的国共两党，总是对国家统一议程讳莫如深，人们怎么还能始终 坚信统一事业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呢？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台湾人民有种习惯，就是不太关心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政治对立才是大家关心的焦点。石油涨价、气候暖化，都涉及台湾人的利益，但除了少数人之外，岛上多数居民只关心陈水扁、马英九或谢长廷在讲什么。

　 　“台湾人的国际观狭窄了”、“台湾被世界边缘化了”，这是我们通常听到的。而实际情况更令人忧虑。台湾人住在“象牙塔”里，国际社会也几乎遗忘了这块孕 育着2300万人民、在经济上有过辉煌岁月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台湾正面临着北京“围堵政策”的冲击，在国际能见度上承受着挫折与威胁，而很多台 湾民众没有警觉。

　　翻开这一年两岸对立与消长的历史，可以看出台北在一个不平衡的中跷跷板上，处境危险，但当局与民众都无动于衷。

　 　北京已经成功地“侵入”与台湾关系一向良好的拉美国家，今年6月与哥斯达黎加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台湾的其他友邦也有松动的迹象。11月中旬，中国总理 温家宝率团前往新加坡参加峰会。可以看出，中国在东盟（亚细安）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而一向对台湾有好感的新加坡李光耀与李显龙父子，都分别对有台独趋向的 台北当局不假辞色地予以抨击。

　　再看稍早时，台湾企图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都遭到封杀。再看胡锦涛今年在APEC高峰 会上与美国总统布什再度晤面，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交谈，要求对方重申对“一个中国”的支持；法国总统萨尔科奇本周在北京访问，在大谈经贸与外交合作之 外，萨尔科奇一样力主“一个中国原则”，针对陈水扁提出的“入联公投”表达强烈反对。这些情景在国际社会里一直持续不断。

　　日本新首相福田急欲访华，胡锦涛已着手准备赴日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与其他强权之间的把酒言欢，在区域以及国际社会扮演主导角色，台湾怎么不会被边缘化，甚至沦落到沉没？

　 　让我焦急的是，台北当局固有自已追求的“台独”理念，可以无视北京的威胁，但台湾民众对北京“围堵政策”视而不见。如果他们是“盲而不见”，或许可以理 解。可是，当大家都深切关心物价上涨、注意蓝绿阵营消长时，却对“对岸已经迫近的生存威胁”没有上紧警惕的发条，这是处变不惊，还是麻木不仁？实在值得台 湾民众思考。

　　·作者是澳门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兼院长顾问

　　中国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于明年年初实行，这被认为是近10年来，中国在劳动法规方面做出的最大调整。它的出台背景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拖欠工人工资、强迫用工和虐待工人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引发公众广泛争论

　　这一新法确定了劳动合同标准、临时员工聘用以及解聘补偿等事宜，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法律负担和义务。它的直接目的，按华东政法学院董保华教授的话说，“是保护劳动者”。

然而，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在新法实施前夕，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企业突击辞退员工、要求员工“自愿”辞职、重签劳动合同等负面现象，引发了公众对这一法规的广泛争论。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深圳华为公司近期动员包括掌门人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作满8年的员工，在2008年元旦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再竞聘上岗，与公司重新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当然，全部辞职的老员工，均可获得公司支付的赔偿。

　　与此同时，新法实施前的劳资动荡已愈演愈烈。据报道，中国南方小工厂中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解雇员工事件。在深圳，从事劳动者维权事业的打工者中心两度遭到暴力袭击，该中心负责人黄庆南也受到肉体上的侵害。

　 　据专家分析，一些企业之所以对劳动合同法反应强烈，其原因在于，根据新法，中外资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时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其中一条规定，已经为企 业连续服务10年的员工有权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基本等同于获得“铁饭碗”。而且，一些企业怕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其劳动违法行为将面临高额经济补 偿，怕不能再靠“炒人”来管人，更怕辞退员工时不能“干净利落”了。

专家意见分歧

　　在学者层面，两位参与新法制订的专家也 有观点上的分歧。代表“京派”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认为，新法大幅度提高了保护标准，是切实保护了劳动者的正当权利；而代表“海派”的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董保华则认为，新法抬高了中国的用人成本，其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一种倒退”。他肯定华为公司的动机，而且认为这部新法将带来三波裁员。

　　董保华说，第一波已经发生了，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第二波是指第一次的合同期到期的时候；第三波是在要转成固定期限劳动关系的时候。他说，“企业具有趋利性，对它们来说，在第一波裁员，成本最低。”

　　针对上述争论，104人力银行公司人力资源专家陈慧在受访时称，综合而言，随着新法的实施，与目前的情况相比，资方的用人成本会整体提高，特别是对于人才派遣行业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新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在无工作期间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则上应续签劳动合同。

　　当然，陈慧认为，对于一些人力资源部雇佣员工机制健全的大中型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仅需根据新法微调相应劳动合同条款和内部管理制度，使之与法令一致即可。

对外企还谈不上冲击

　　她指出，外企相关各类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及用工制度相对还是比较正规的，所以整体而言，新法目前对外资企业还谈不上冲击，只是在人力资源内部制度建立民主程序，以及用人成本方面会相应增加。

　　日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在受访时称，由于新法规定雇佣期限延长、同时鼓励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使公司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雇佣的灵活性。

　　该人士称，公司正在重新思考未来的雇佣政策，同时也在考虑一系列对策，包括将每次合同期限延长，以及灵活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等等。

　　不过，对外资企业来说，由于有关该新法的细则和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很多考虑中的对策都要“走着瞧”。

　　华南虎照片真伪风波陷入拉锯状态，中国的国家航天事业倒霉地受到波及，成为网民的情绪宣泄筒。互联网从上周二开始传说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失踪了，这几天还有人大胆质疑嫦娥一号传回的月球照片，是假的。

　　网友们在发帖质疑以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发挥中国式创意的大好机会。

　　一个头脑机灵的网民把华南虎“调”到月球上。利用电脑合成软件，他把老虎照和月亮成像照合成在一起，上写说明云：“嫦娥一号发回首张照片，月球上发现华南虎一只，专家正在对照片真假做鉴定，预计结果将会在中国人登月后公布（大约2020年）。”

　　这些说法看似荒诞不经，却依然惊动了中国航天专家们，他们不得不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分身出来辟谣。

　　国家航天局刚刚驳斥过所谓的嫦娥一号失踪论是“瞎说”，月亮照片做假论又引起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叶培建在接受网上访谈时，直斥个别网友不负责任。

　　中央电视台网站昨天引用中国航天网的资料说，叶培建谈到嫦娥一号卫星传回的首张月图成像照片时，情绪激动。他说：“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个别网友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怀疑嫦娥一号的月球成像照片和华南虎照片一样是假的。”

　　“我觉得，网络是个非常自由的平台，但是也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说。我们这么多科学家都坐在这里，而且温总理亲自揭幕月球图片，怎么能是假的呢？”

　　事实上，和色调失调，比例失真的华南虎照相比，月球照并没有什么明显瑕疵让网民揪到。何况航天事业属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嫦娥一号与月球照的可信度与华南虎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偏要拿月球照做文章，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张照片都是官方公布的。

　　岁末回顾2007年，中国的这年像是“假消息”泛滥之年，或者说“假消息相继被揭穿”之年。类似的新闻不断成为报章头条，有产品质量安全之虞，也有“纸馅假包子”事件，后来官方查出“假包子”原来是真的，反而是揭露假包子的新闻报道是假的。

　　10月份，绝迹20年的野生华南虎突然重现，据说被陕西猎人拍下野生华南虎珍贵照片；隔月网民认定那头华南虎的真身原来是一张年画。

　　凡此种种，乐观的评论认为，这说明中国社会进入求真、不愿忍受“假”、也有能力拒绝“假”的时代。互联网赋予了普通百姓拒绝“假”的能力，加上网民揭穿谎言的惊人决心和凝聚力，“假”至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无所顾忌。

　　显然，评论人含糊概括的“假”，指涉的是中国古代、近代史和现实社会中的虚伪谎言，尤其是有官方支持的谎言。

　　问题是，当网民欢欣鼓舞认为成功揭破华南虎照片真相时，陕西省政府坚持“坚信陕西镇坪县存在野生华南虎这个基本事实”。事情陷入拉锯，似乎正迈向不了了之的结局。

　 　但且慢，激情满溢的民众从地方官员中找不到责任人，怨气就会上升，矛头指向更高层的政府。在土地拆迁、环保等问题上已出现这样的趋势：民众利益纠纷在地 方得不到解决，一些人将追究到中央、到体制。嫦娥一号竟受“华南虎”之累，这说明，除了具体利益问题以外，在公信力的问题上，中央如果放任地方假消息不 理，纵使中央政府努力洁身自爱，其公信力也将受侵蚀，付出本可避免的代价。

　　巴黎维莱勒贝尔区是北非族裔人口比较集中的居住区，暴动人群显然都是这个区的居民。如同两年前一样，大批汽车被烧毁，警察局、市政厅、学校、图书馆、商店和餐馆等公共设施遭到攻击。在冲突中，甚至还有人朝警察开枪，受伤的警察大约130名，而平民受伤情况却未见报道。

　　此次骚乱没有2005年那样的规模，但其导因、模式和激烈程度，几乎如出一辙。两年前，当时还是内政部长的萨尔科奇负责处理骚乱事件，他不仅以强烈的措辞把骚乱者斥为社会“渣滓”，而且还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

　　两年之后的今天，萨尔科奇以总统身份，以同样的语气斥责那些暴民，还是威胁要以强硬手段予以对付。如此相似的画面在世人眼前重现，使人感到法国的种族骚乱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

　　在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郊外，北非族裔或回教人口居住区是另外一个世界。其共同特点就是拥挤不堪，设施很差，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批青年失业，社会秩序很差。在繁华都市的周围，这些贫困、落后的现象，构成了法国特色的社会景观。

　 　在两年前那场历史上最严重的骚乱之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增加资金投入，来改善这些居住区的生活环境，帮助青少年接受更多的教育。但从目前情 况看，进展微不足道，因为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之一是惊人的高失业率。法国全国的失业率现在是8％，而这些居住区的失业率却高达20％至50％；二是与 失业率息息相关的高犯罪率。很多青少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容易制造事端，连警察都不敢进入居住区执法，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萨尔科奇以 态度强硬著称，在面对此类骚乱时，其本能的反应就是重手出击，尽快予以平息。这种强硬手段确实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但骚乱的根源依然存在。在自由、平 等、博爱和繁荣的表面之下，法国社会下层的这一大批弱势人群，被遗忘、漠视和鄙视得太久，最终已经变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甚至仇视这个体制。强硬手段可 以制止骚乱，但若只是靠这种反应模式，结果只会加剧这个群体的内心仇恨。

　　最近几年来，法国社会的动荡事件异常频繁。就在此次骚乱事件之 前，交通运输行业举行了持续三个星期的大罢工，虽然和平收场，但却使经济和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当然，不只在法国，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也有类似情形，只是程 度有所不同。这究竟是社会层面出了问题，还是经济层面出了问题，或者两者皆有？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发生在移民后裔聚居区的骚乱凸显了一个在法国社会被忌讳 的问题，那就是种族的融合。参与暴乱的青少年虽然土生土长，但作为少数外裔族群，他们显然并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种族之间的隔阂仍然明显存在，这或许就是问 题的真正根源，果真如此，那么，单纯的镇压行动是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的。（ZZ)

　　近日，Amazon 执行长Jeff Bezos登上了Newsweek杂志的封面。他手里握着该公司所开发的新产品—Amazon Kindle，一款配备无线接入的电子书阅读器。据报道，只要确保电子电量充足，读者便能在任何能上网的地方下载书籍、杂志及报纸。

　　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徜徉在阅读的海洋中，Kindle 的问世对追求高效率的现代人来说，既省时又省力。然而，运用电子书阅读器仅是个手段，我们该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现代人的阅读方式。现代人是否能珍惜此发明，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并在闲暇时加紧阅读？

　　此产品的问世标志着媒介形态的变革，当我们稳健地向电子时代继续迈进，我们不禁要思考现代人所面对的阅读危机。

阅读方式的突变

　　在今天的电子时代，互联网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感官的刺激以及互动的功能是平面书本无法提供的。互联网宛如小叮当的任意门，允许我们在弹指间于不同的空间穿梭自如。

　　当然，这扇“自由”的门也导致不健康的内容等“禁品”唾手可得。如果说，60年代的电视让孩子有机会窥探成人的世界，那么90年代以后的新媒体更是将现实的种种赤裸裸地呈现在年轻人的眼前。年轻人既是探索者，也是把关者。

　　此外，主体的参与意识也大大加强，除了阅读，民众也能动手撰写内容，成为信息的传递者。维基百科（Wikipedia）这网络百科全书协作计划就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沉浸在如此精彩的虚拟世界，现代人有耐心在线上进行阅读吗？什么样的阅读才是有意义的？面对着排山倒海的信息，人类的注意力在面临萎缩，因此信息的可信 度更显得关键。民众要具备分析资料的能力，以免陷入以讹传讹的窘境，稀释文明所留下的智慧。此外，若只是一味游览娱乐网站，民众普遍的文化水平将大幅度下 降。在资讯巨浪的裹挟下，从精读过渡到泛读也不利于我们培养各领域的专才。

张扬个性的年代

　　作为一种快餐媒体，互联网任由我们肆意消费，并乐此不疲。如果满足感还不够的话，民众甚至可以动手拍摄短片，上载到YouTube，再追踪点击率。

　 　这是个性张扬和孤芳自赏的时代。每天，民间都在为网络世界注入活力，创造别具一格的空间，拒绝传统媒体为我们界定的现实。然而，卸下科技华丽的服饰，许 多网络文字除了情绪的宣泄外，什么也不是。要如何让青少年将旺盛的精力和无限的创意投入有意义的阅读和创造有待深入的探讨。

电子时代的阅读教学

　　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预言的世界图像时代，文字要如何与图像言和？当下的问题似乎更严峻，诸多传统媒体要如何适应新媒体并继续进化？教育工作者要如何让学生挣脱干扰，重新感受文字的深度，而非一味进行片面知识的拼贴？

　 　蔡黎在《论电子时代传统文本阅读教学的坚守》中提及电子时代超文本阅读所存在的三个问题：即一、内心指向的缺失；二、想象力被剥夺；和三、审美韵味消 失。（《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30期）以上弊端可作为电子时代阅读教学的善意提醒，提醒教育工作者不要太依赖电视连续剧或电影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阅读。 改编自文学经典的电视剧并不能取代文学作品本身。毕竟这些成品（视图文本）仅是别人咀嚼过的东西，夹杂了改编者的主观诠释，欠缺学生自己的感悟。

　　与其过分依赖视觉图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如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认认真真筛选适合的读物，让他们在文本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如仿写、作画、搬演短剧、甚至制作读后感电子小书），除了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也能让他们通过较健康的管道张扬个性，为阅读重新赋予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完成一项任务，追求尽善尽美，我们得先确保工具锋利。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器”不再是我们担心的范畴，相反的，要利用它完成什么“事”才是问题的症结。否则，任何颠覆性的发明仅是奢侈的浪费，甚至是一次无法估计的破坏。

·作者是新加坡教育工作者

　　当法国总统萨尔科奇在中国受到礼遇并获巨额商务订单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否意识到其对华政策有点失算？她的“价值观外交”香水味是否太浓了点？

　 　默克尔出任总理时，德国媒体都称她为“德国小姐”。不仅因为她是第一个女总理，而且是与反对党组成大联盟政府，因而在政治上是“苗条”的。基督教民主党 和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联合执政，在于默克尔提出的提升联邦政府在全国经济协调上的快速决定能力、改革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等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相 近。但在外交上，人们普遍认为她能发挥的余地并不大，所以有“默克尔政府但无默克尔政策”之说。

　　默克尔这两年在内政上解决一些难题后， 正着手在外交上有所创新，从而向施罗德时代彻底告别。施罗德的外交路线可归纳为聚焦中俄、强化欧盟、独立于美国，而默克尔除了不得不保持欧盟政策外，采取 亲美疏俄、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策略。在基督教联盟党提出的“新亚洲战略”中声称，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德国必须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两国是“强烈竞争关系“，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洲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价值观外交不合时宜

　　默克尔的外交新政很可能失算，因为其出发点是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外交”，即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这是冷战时期最流行的处理国际政治的方法，柏林墙倒塌后仍有一些国家尝试着，但多以失败告终。

　 　布什刚出任总统后采取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其实是价值观外交的一个变种，“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等基本上是按美国价值观给出的标签。在对华政策上， 布什总统就任后将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坚决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要在人权领域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因此美国抬日本压中国，亲台北 远北京，申明大陆动武美将坚决助台防卫，不能“牺牲民主台湾的利益”。

　　这一政策随着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而开始变化，布什政府最终改弦更张，把中美关系重新定位为很现实的“利益相关者”。布什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国际体系要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

　　日本也曾对中国实行价值观外交，小泉时代的对华政策中逐步增加意识形态砝码，在双边和多边交往中打“民主自由牌”、“人权牌”，使中日关系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激怒了中国人，最终危害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小泉下台的原因之一。

　 　安倍就任首相后，开始进行“破冰之旅”，恢复和中国的正常交往。福田担任首相后，已决定摈弃价值观外交。今年出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再把“自由与 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列入其中。“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现在德国执政党重新拾拣已在美国和日本试验失败的价值观外交，实在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中国现在正加快民主政治改革，进行法治社会建设，探索实现自由、保障人权的中国化方式。但这需要一个过程。默克尔不该忘记，东、西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融合至今未完成。

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极大地伤害着中国人的感情。在欧洲各国中，中国人对德国印象最好。不仅德国产品靠得住，质量可信，更重要的是德国对待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了”；1985年5月8日德国纪念投 降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把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应当看作解放的日子；1995年柯尔总理继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 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德国历届领导人的这一系列政治姿态，在中国传为美谈，加深了对德国的好感，使得中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格 外通畅。

　　到2004年，德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中国已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成就，与中德两国过去所坚守的务实外交有关，更与中国人对德国的普遍好感紧密联系。

　 　默克尔把中国视为“强烈竞争关系”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怎么比布什刚上台时的“竞争对手”还要极端。更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是，默克尔生长在 和中国政治背景相似的原东德，应当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的艰难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怎么在人权和民主等问题上比老牌民主国家生长的政治家更激进？没有 充分顾及中国民众的心理而明确表现出亲美疏华的倾向，并且在北京就会见达赖而提出抗议后仍强硬表示她是德国总理，想见谁就见谁，必然会让中国人觉得这个女 人有点“不够朋友”，进而微妙地影响中国对德在经贸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和互助。

影响德国在华利益

　　默克尔对华政策的调整，有 一定的民意基础。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目前经济大多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技术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西方普通人的就 业成问题，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而新崛起国家的产品却大量涌入。一些政治家们为迎合民意，总要把中国等国作为批评和制衡标靶，作为平息民怨的“便携式武 器”。

　　但是在政府层面，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还是显示了相当的理性和谨慎，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没有像德国一样在价值观上做制衡文章。 法国总统萨尔科奇虽然也有亲美倾向，有“与过去决裂”的宣言，但并没有对中国采取疏离政策，而是本着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中法政治关 系、经贸往来、人文交流以及在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因此在刚结束的北京之行中，他为法国企业赢得几百亿欧元的巨额订单。

　 　相比之下，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显得失算，并已开始产生严重后果。在中国取消德中人权与法制对话、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后，又取消了德中财长会晤，计划 明年启动的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准备工作已经中止。原本随同德国财长出访的银行、投资机构等的高层代表无法成行，对德国经济界无疑是一大打击。他们可能 在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被别的国家拿走了，中国寻找其他替代者是件很容易的事。

　　现在好了，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外长施泰因迈尔（社民党）已公开批评默克尔“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中德关系继续冷谈下去，还会影响欧盟的团结，甚至成为默克尔下台的导火线。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