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秀才的“骑驴找马”

● 吴韦材 2006-09-27

　　近两年来，有不少中国大学生在刚毕业后接受“零工资”，也就是说，白白打工，不收薪水。

　　这原已非新鲜事，不过，当这种趋势渐渐成为社会、企业、学校及大学生本身开始默认的“某种无奈现实”时，也就同时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的一些吊诡。

　　社会虽已进入自由经济的深度转型，但在就业市场供与求的健全平衡上，在雇佣之间的权益遵行上，仍存在转化思维的矛盾。

　　据《成都商报》在当地一项统计，5296名大学生中有69.2%都表示“如果找不到工作，愿意先在一家相对理想的单位以零工资就业”。成都今天仍属2级城市，但以此推算，在知识资源更为庞大拥挤的1级城市，这个接受零工资的百分比，相信也会更高。

　　相信除中国外，如此奇特零工资现象，别处恐怕难得一见。

职场急找经验员工

　　这种现象，乍看之下很容易就归纳为“毕业就一定失业”的结论，诚然，中国每年毕业生人数与职场需求仍有极大差别，但这或许也不全是原因。

　　这其实反映了今天的中国职场难再费时等候，它们更迫切拥有具实践能力及工作经验的职员。

　　毫无经验的大学生，照顾他还多过他照顾工作，除非是些有具体培训计划的大企业，不然的话，辛辛苦苦请了个新嫩秀才，即便教出功夫，他们能忠心多久还是未知数。-大学生们骑驴找马，其实也摆明立场：我就是来累积经验，争取实习，搜集及沟通人脉。甚至是运用更年轻更灵活的头脑，在这个“实验室”利用更容易接触种种信息资源的便利，去另谋一个“自己或许能够创业”的机会。

　　但别忽略一点：他们都清楚记得，自己是在一种无奈及不公的条件下“卧薪尝胆”。

　　没工资那又何来忠诚度和双方之间的契约信任呢？其实企业也心知肚明，自己或许就只是一家“体验进修实验室”，那他们又会用何种心态来对待这些学生？虽也有学生希望自己能通过实习时的表现而最后被吸纳，但事实上，不少大学生是一家家“实验室”地不停地连续打野战。

　　笔者与一些零工资大学生接触过，他们不否认骑驴找马也是基于一种挑剔心理。许多还表示在零工资体验时，其实许多已看出中国当下企业作大翻身的种种新知识理念需要，但因为他们的无奈待遇，不只无法提起忠诚度，所提出的建议也不见得就得到信任与认同。

　　更糟是，很多时候双方还长期处于一种互相防范状态下，只要稍敏感的矛盾出现，就会变得极不愉快。

毕业与就业不平衡

　　其实，零工资不只违法，还隐含许多社会问题。一是可能会被无良的黑心雇主利用其无偿方便，滥用不必成本的劳动力。

　　二是零工资的消极性，会加剧大学生贬值，造成更恶性的竞争，并扰乱就业市场，也造成社会经济伤害。三是零工资，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劳动有所得”的原则。

　　但话说回来，在参与数据调查的106家企业中，仍有55.8%的企业表示不会贸然接受零工资的学生：他们所给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不合法。

　　相比之下，学生们的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就差多了。5000名大学生中，只有37.3%知道零工资是违法行为。因此，零工资就业者中，也有不少是由于自身权益保护意识不够，才会给一些无良雇主有机可乘。

-中国就业市场问题复杂，主要仍是毕业生人数及职位份额的长期性不平衡所致。近年来，中外合资、外国投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虽有明显递增，但吸纳仍有所限。

　　国有企业虽然也能分缓一些就业压力，但他们大部分仍脱不了的保守作风，对大学生又不具太大吸引力。民营企业，多是有心无力者，或有心而保守者，其中更占多数是本身营运机制甚至尚未完善，难以赢得大学生的信心。

　　其结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仍有大学生就业市场中心门口整天挤满垂头丧气的年轻“寻马人”，但报纸征聘版每天“驴广告”登得密密麻麻却仍找不到适当员工的怪现象。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新加坡写作人

胡温“打虎”利于经济调控 （转载）

2006-09-27

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相似的情形。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天被撤职之后，人们便立即联想到11年前锒铛入狱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作为两个最重要城市的头号人物，二陈均曾进入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不仅权倾一方，而且在整个中国政坛上都举足轻重。可是，由于拥权自恃，为所欲为，两人的最终下场同样都很可耻。

　　陈良宇被撤职查办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涉及非法挪用上海市的社保基金。然而，这只是压死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仅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陈良宇还有另外三大罪状：为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由于司法侦查程序正在进行中，因此，陈氏所要承担的罪责应该远远不止于此。

　　贪污腐败早已成为中共权力肌体上的毒瘤。这些年来，中共反腐行动从未间断，但越反越腐，越是身居高位者就越是有恃无恐。其原因之一是中共各级纪律检查部门都从属于当地党委，其二是刑不上大夫，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错，在陈希同之后，人大前副委员长成克杰因贪污而被枪决，云南省长李嘉廷等不少高官也被绳之以法，但是，由于还有更多贪官被从轻发落，甚至被姑息，致使其他官员也都心存侥幸。假若当初每个贪官都受到应有的查处和惩罚，其他官员料也不敢毫无顾忌地“前赴后继”，上海也就不至于出现第二个陈希同。

　　中国在反贪方面并非没有一套机制，因为党有纪检，国有国法。问题是，类似挪用如此庞大数目的社保基金的行为，竟然可以由一两个人点头决定。各霸一方，决策独揽，人民没有知情权，都为养虎遗患提供了便利。直到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更高当局才不得不插手干预。

　　然而，与过去很多“杀鸡儆猴”的手段相比，胡温体制此次以霹雳手段拿下陈良宇，是一次深得民心、振奋人心的“上山打虎”行动。假若此案的查办有始有终，不再是虎头蛇尾，那么，这样的反腐行动，才能真正转化成中南海的政治威信。

　　胡温体制执政四年以来，在某些关键时刻敢于出手，每每令人刮目相看。在沙斯疫情处于危机关头，中南海决定把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双双撤职，凸显出当断则断的政治魄力。

　　但是，囿于各种错综复杂的事态，胡温体制在推进重大政治和经济日程时处处受到制约。由于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有冲突，中南海旨在实施经济降温、房地产降温、节省能源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措施，都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执行。而在地方诸侯中，陈良宇作为最大经济都会的首脑而“拥兵自重”，对中南海宏观调控政策构成了最大阻力。

　　从这个角度看，陈良宇被斩于马下，不只是胡温体制肃贪行动的重大成绩，而且也将使其施政方向豁然开朗。胡锦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但某些地方政府与中南海之间的关系却一直不甚和谐。现在，陈良宇的下台，将是扭转这一局面的重要的转折点。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免职 展铁腕　胡温威望大增(转载）

● 于泽远 2006-09-26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昨天突然被免职在中国政坛引发震动。北京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由胡锦涛、温家宝主导的中共高层以雷霆之势拿掉贵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胡锦涛谨慎保守的个人形象，使他的威望在全党和全社会得到大幅提升，更有利于胡温全面主导中共十七大，大刀阔斧地推行胡温新政。

　经过四年的努力，胡锦涛理顺了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得力助手曾庆红等政治局常委的关系，从而根本扭转胡温在政治局常委会中经常处于少数的被动局面，控制了中央组织和纪检大权--这是胡温敢在“上海堡垒”太岁头上动土的前提条件。

　在军队，胡锦涛近来通过晋升10多名解放军上将，28名武警少将，严惩几名对两起意外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的高级将领，并采取一系列“从严治军”措施整顿军纪，加强了他在解放军中的威信。这是胡温敢拿陈良宇开刀的另一重要条件。

　陈良宇落马标志着胡锦涛、温家宝终于攻克了坚固的“上海堡垒”，扫除了胡温在削弱地方势力、统一中央政令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下一步，胡锦涛将通过下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让和谐社会理论取代江泽民文选成为舆论宣传的重点，并在明年十七大上把和谐社会理论写进党章，成为与江泽民“三个代表”并列的中共指导思想。

揭黑幕“敲山震虎”？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高层权力分布现状，胡温揭露上海社保基金黑幕的目的在于“敲山震虎”，警告高层中的某些势力不要在十七大人事安排问题上与胡温讨价还价，让陈良宇在不久后的上海市委换届中交出权柄，而不一定让他沦为“陈希同第二”，以维护高层权力平衡。

　但胡锦涛却出人意料地一改往日的谨慎作风，以铁腕手段直接拿下了陈良宇，在中国政坛引发一场“地震”。这场“地震”不仅震慑了那些不把胡温政令放在眼里的地方诸侯，更让人对胡锦涛刮目相看，为胡锦涛赢得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必须具有的威势和声望。

　胡锦涛威望的增强将逐步打破现有的高层权力平衡。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在中共十七大后迎来真正意义上的“胡锦涛时代”。

　从宣传角度看，拿掉陈良宇是1995年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被撤职以来中国在反腐败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对公众而言，反腐败所涉及官员的级别越高，领导层反腐败的决心就越大。因此，陈良宇的落马不会引起舆论和民间的任何同情，而只会大快人心，强化胡温反腐败的正义形象。

-胡温执政以来，胡温政令在地方上常常得不到认真贯彻。一些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阳奉阴违，变着法子上项目，千方百计搞投资。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买官卖官更是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令胡温深感头痛。

　挟攻克“上海堡垒”之威，胡温将完全主导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中共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换届。按照惯例，新上任的省级党政“一把手”都要进入十七大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而陈良宇的倒台将使这些“一把手”们进一步认清今后应该执行谁的路线。

　陈良宇案也可能影响中共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一般认为，现任政治局常委只有1935年出生的罗干和患有胰腺癌的黄菊将退出政坛。但陈良宇的突然倒台表明，按照常规推测胡锦涛的决心和手段并不一定准确。因此，并不排除更多现任政治局常委在十七大后退休，也不排除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等共青团出身的地方大员成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

同一学生国内差生国外天才 父亲质疑国内教育

2006年09月25日 07:21《东方网》

“在国内他被教成水泥脑袋”

8年前，王楠子是上海某中学一个“标准的差生”，经常被老师“重点关照”,无奈之下赴美读书；8年后，王楠子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并被老师表扬“是个天才”。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促使他的父亲向国内教育现状发难。

经常闯祸并被老师“重点关照”

8年前，王楠子还是上海某初中的初二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当时集中了华师大教工的子女。而同样是教工子女的王楠子却由于上课爱讲话，对读书渐失兴趣，成为老师心中标准的差生。出于无奈，王恩重在儿子14岁时把他送到了美国去。“那时候只是盼着他能不再惹麻烦，把书读下去就行。”王恩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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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华师大校园里，回国探亲的王楠子提起在上海的学生时光，还是感慨颇多。王楠子回忆说，自己当初在上海某所初中的初二提高班就读。起初，成绩还是全年级前20名，但是，由于他调皮叛逆的性格，逐渐成为老师最头疼的学生，屡教不改的他甚至被班主任老师安排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当时总觉得班级是分等级的，我始终是差生。”王楠子说。

王楠子曾经的同学、现在NEC上海工作的邬成泽证实了上述说法。他介绍，王楠子当年的确属于差生，虽然同学都觉得他很聪明，人缘也很好，但是却“经常闯祸”，“被老师重点关照”。主要表现为，上课爱接小茬，爱开玩笑，课外爱踢足球。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次老师把体育活动课改成正课上，王楠子带头当堂起哄，当时连老师也没法控制气氛。

王楠子的成绩每况愈下，最后每门课都只有七八十分，班干部被撤销，成了真正的差生。“我最后已经干脆放弃学习了。”王楠子说。而王恩重回忆说，自己那时心急如焚，但训斥也无济于事。最后，无奈的父亲不得已把孩子送到美国继续求学。

成了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

如今的王楠子今非昔比，身高一米八的他，如今是费城艺术学院的大四学生并屡获奖学金，通过在动画领域的开拓，他已在美国贷款买好了一幢三层小楼，最近，他还在SAYTEK全美动画比赛中获得个人组冠军的荣誉。

“他在学习上有很明显的主次之分。他把主要的时间都放在三维动画专业课上，我认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我们也开始效仿他这么做。”费城艺术学院的美国学生KevinHill说，如今王楠子已经成为该校动画专业最出色的学生，每天都为学习和工作忙碌。

对于这样的转变，王楠子表示，除了基础还可以外，学校氛围和老师对学生态度的截然不同是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接茬、开玩笑、迷恋运动等等是王楠子过去的致命缺点，根本不属于美国老师批评学生的原因，相反是受到鼓励的。在美国，他从未受到过老师的批评。最突出的例子是，一次他像过去在国内一样插嘴，当堂纠正了美国中学老师的一个错误，没想到，老师当场就说：你真是个天才。“太受鼓励了。”王楠子感叹，正是那些记忆犹新的鼓励促使他真正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奋斗，使他开始彻底摆脱了原来差生的自卑心理。

与此同时，拉小提琴、踢足球等技能使王楠子在学校立刻就受到重视。“原来这里的音乐老师都不理会我会拉小提琴，但在美国，一得知我会拉琴老师就立刻让加入了管弦乐团。”王楠子说。

国内教育中的问题把孩子弄成“水泥脑袋”

对于儿子身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王恩重在给早报的来信中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国内学校和老师，直接归咎于教育体制存在的缺陷和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方法等。王恩重写道：“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把许多本应成材的孩子弄成了水泥脑袋。”

“一些老师正在按广种薄收的操作方式，牺牲孩子们的心理、生理培养做作业的机器。初中生去学高中的课本，用这种耍赖的方法得了奥数冠军又有什么稀奇呢？相反，急功近利，只重视学生几门主课考试成绩的片面教育导致一些孩子成了高智商病态心理的学生。”

结合王楠子的个案，王恩重丝毫不掩饰对当初国内老师的失望，他认为：儿子当初活跃好问的天性本可以被老师合理地引导，成为学习中自觉的动力，但是在过去应试教育的主导下，儿子却动辄受到训斥，不断受到打击，最终沦落为差生。王恩重也表示，上海目前正在进行的二期课改等系列教育改革让他感到欣喜。

各方说法

王楠子初中班主任：聪明但非常调皮

王楠子初中班主任老师在昨天接受采访时并没有得知自己过去的学生依然保留着不愉快的回忆。但她确认王当时确实是极其调皮捣蛋，老师为了维持教学秩序也给予了一些训诫，但是她承认，王楠子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也是老师们的共识。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不是互相探索而是互相折磨

“一些老师对学生不是互相探索，而是在互相折磨。”著名作家、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赞同王恩重的呼吁。在他看来，国内的一些中小学老师过分看重学生是否听话，而且只注重灌输，但在国外却更重视鼓励学生的创造力。葛红兵表示，老师的态度很多时候决定学生一生的成长，不是一件小事。

静安区教育学院院长：张人利一所学校不能代表所有情况

张人利认为，一所学校不能代表上海所有初中的情况，一个老师也不能反映全体老师的现状。王楠子的成功个案并不就能说明美国的教育相对于国内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张人利认为，正面鼓励确实是许多学校老师所缺乏的，但是完全采用正面鼓励也是不可取的，对于中小学生应当因人而异，批评训斥本身并没有错，只要是适合具体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大盗之行　天下围攻

[胡忠信] (2006-09-25)

九一五的百万人“倒扁大游行”的确震撼了台湾政坛，尤其是青年学子、粉领族、政治冷漠者都站上了火线，公义、清廉成为运动的主流价值，一股超党派、超族群、超意识型态的清流涌现，正如王尔德所说：“当大家身陷在泥沼时，总要有人仰望天空的星辰。”

挺扁把执政党拖进死胡同

　　九一六由台湾社主导的挺扁大会，在民进党强力动员下，也展现了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实力。然而，失控的群众拆了电视主播台，埋下了暴力的阴影；紧接着，泛绿群众在高雄巿、台南巿、屏东市又对倒扁群众进行暴力行动，尤其是落单红衣女子及红色轿车被打砸，行情已跌入谷底的民进党又与暴力挂钩，逼使警政署长侯友宜出来喊话，民进党中央也约束党员不得暴力相向。

　　台湾内部形势已对陈水扁不利，基于郁卒、不平的心态，失控群众才会对异议者使用暴力；有民进党主席游锡堃煽动族群矛盾于先，又有失控群众加速破坏民进党形象于后，再加上施明德已宣布10月10日双十节将进行“天下围攻”，并由5000娘子军担任前锋，使陈水扁出面也不是，待在家里也不是，一个头两个大，面临空前困境。

　　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拒不参加九一六泛绿大集会，更具指标意义。苏、谢认为，陈水扁已是强弩之末，如果再挺下去，无异“与汝皆亡”；吕秀莲则是在台独基本教义派“篡位说”的压力下，更不可能公开挺扁。四大天王一缺三，只剩游锡堃独撑大木进行“族群动员战”，由于战法拙劣，“愚而诈”的游锡堃等于是把民进党拖进了死胡同。

　　陈水扁说，除了要他下台以外，一切皆可谈；施明德则宣示，除非陈水扁下台，没有任何条件可谈；陈水扁的去留，成为零和问题。施明德是采取日渐加压策略，不提早决战，是透过“围城之战”、“天下围攻”逼民进党摊牌，由外部的量变造成民进党内部的质变，苏、谢、吕在某种程度上已与陈水扁切割，皆可看出陈水扁日益孤立的处境。

　　为了解开困局，台北政坛近日出现两种说法，一是李登辉提出二次罢免，台联倒向泛蓝，造成民进党分裂而出现跑票，使罢免案在立法院通过，再由公民复决来决定陈水扁去留与否。另一说是由李登辉出面召集政党领袖会议，协商出陈水扁退场机制，再由王金平与陈水扁进行会谈。上述说法虽然皆由当事人出面否认，但如何协商使扁退场，的确已是政坛主流想法，即使民进党内也不排斥这项做法。

扳倒贪腐政权的临门一脚

　　关键的因素当然来自国务机要费问题。尽管媒体一再传闻，高检署检察官陈瑞仁将封存陈水扁的侦查状况，迄2008年5月20日再开封，但高检署已出面否认，表示侦查尚未终结。如果陈瑞仁在不久的未来公布案情，而且陈水扁、吴淑珍都列为被告，哪怕再有人替陈水扁辩护，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下，若干民进党人士为了自救，也会倒戈相向与陈水扁切割。陈瑞仁的意向，成为陈水扁下台与否的关键因素。

　　另外还有三股力量决定陈水扁的命运：

　　一是李登辉的意向。如果李登辉不再保持“表面中立”，而是公开出来谴责陈水扁，或者放手让台联立委进行二次罢免，民进党就失去了侧翼，甚至出现崩盘效应。

　　二是吕秀莲的动作。吕秀莲“白日挺扁，晚上倒扁”已人尽皆知，吕的大哥吕传胜还公开出来批判陈水扁，要陈水扁下台。由于外界不断的挑拨与喊话，吕秀莲成为党内箭靶，有人甚至要吕秀莲先请辞副总统。即使如此，吕秀莲仍可能在关键时刻临门一脚，正如吕传胜自己所形容，吕秀莲将是扳倒陈水扁的重量级人士。

　　三是美国政府的动向。迄今美国官方对台湾政局保持高度关注，依据传统外交政策，美方仍然支持陈水扁，主因是布什正面临国内期中选举，再加上朝核、伊朗、伊拉克、以色列进军黎南等国际问题，使他无暇他顾。台湾内部生事，中国、美国都会被迫卷入，华府自然不愿台湾出现动乱。然而，如果陈水扁最后在内外交迫下岌岌可危，或者台湾出现不可逆转的群众事件，美国应该会依照宪政程序，表明支持吕秀莲接班。

　　陈水扁一再以强硬态度表明坚不下台，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下台，而是寻求谈判机制，为自己找出退路。此时被逼下台，没了刑事豁免权，陈水扁只能束手就缚。把情况往后拖，找到一个合理有利的退场条件，比如获取特赦，才是陈水扁心中所想的。因此，政坛高层传出陈水扁的退场机制，不仅是一种精神战，也是合乎实际的作为。

　　九一五“围城之战”以及10月10日的“天下围攻”，都是“百万人倒扁”的加温与强化，只要人民力量秉持“爱与非暴力”原则，陈水扁已无招架之力，最后只有交出政权。形势已成，再怎么抗拒，陈水扁下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作者是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

中国的品牌价值从哪里来？

[韩方明] (2006-09-25)

一家国际品牌咨询公司约了我这几天北上深圳开会，要谈谈某家我出任董事的消费品制造商的“品牌战略重整”问题。于是，不得不梳理一下个人近期在这方面的观察，以一个“极不专业”的角度谈谈对这个专业问题的看法。

　　权威性的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与国际品牌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评选结果显示，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以67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居2006年度全球品牌排行榜之首。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则依然榜上无名，这是符合现实的。除了部分仿冒国际机构名字推出的类似品牌评选之外，大多数中国企业，暂时还没有达到国际品牌的水准。然而，这并不是坏事。

　　我们熟悉的一些具有知名度的中国企业，它们或者在本土，或者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有一定的名气和市场份额，但是，离开真正的国际品牌，其实还有着一段不小的距离。

　　中国的商业环境，同欧美等成熟市场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成熟或渐进成熟的市场，而是一个受全球化强势带动、迅速跃进式发展的市场。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品牌环境不再是产品、形象、定位那样一步步逐渐推进的，而是几个阶段并存，而且跳跃式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对品牌的态度和认识，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成为有生命力的强势品牌。一方面是企业在建立自身价值体系方面成效缓慢，另外一方面，则是迅速增长的市场环境。在这种矛盾的现实之中，就出现了很多中国企业在品牌管理方面误区连连和败招迭出。

　　几年前，在某些领域竞争相当初级，企业凭一个独特的广告就可以脱颖而出，但在2006年的今天，市场正迅速向竞争高级定位时代转化，仅仅是靠企业草莽阶段的老经验和一些外国公司中下层面的操作方法，是肯定不够的。

广告和公关不等于品牌的全部

　　不少规模很大的企业，对于品牌的认识，总算超过了只懂做广告的阶段，但是，却为另外一些纯粹技术派的品牌服务公司所误导，往往局限地认为，做品牌就是换一换识别系统。他们还是机械地套用理论，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品牌的意义在于区分标记，产生视觉上的不同。这种观点认识到了CI系统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其他方面。

　　比如一些地产公司和高科技公司，就在标识和视觉系统方面投入很多资金精力，但是，仅仅是品牌标识，而缺乏品牌价值、品牌承诺的核心，这样的企业品牌，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每每引起消费者群起而攻之。这个时候，那些品牌专业服务公司则已经银两到手，逃之夭夭，就算找得到也帮不上什么了。

　　还有一类企业的品牌工作，照搬照抄一些大型外资企业的经验，演绎一出出四不像的品牌闹剧。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做品牌就是做广告，公关活动就是品牌，要多报道，多露脸，就得多花钱买版面，多找记者报道。

　　例如，有些中层操作层面的人员在外国公司混过几天，学了几套洋把戏的皮毛，于是乎便挟洋自重，凭借障眼法，弄了无数的形式主义的“再造流程'，文件表格层出不穷。但是，最后刊发的报道，大都不离费用，还是落实到红包身上，让人啼笑皆非。本来在中国人的商业社会里面很容易落实的事情，在这类假洋鬼子品牌公关专家手里，变得既繁琐，又庸俗。

　　无可否认，广告和公关活动是品牌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整合营销传播中，广告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广告以及公关决不等同于品牌的全部，存在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内在价值观体系上的欠缺，另一方面是受不入流的专业人士所误导。中央电视的“标王”事件，便是这现象的后遗。

　　细细看来，任何全球500强企业，必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它们对于媒体和自身，都有一份尊重。更多时候，它们是向公众、媒体和记者详细阐述自己企业的愿景、使命以及企业实际运作的事实，为媒体和公众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在实现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获得社会最大的认同和支持。

　　在中国内地，已经有企业意识到，品牌不等于公关，品牌更不等于红包带来的软性新闻报道。而还在这个怪圈之中反复的企业，也应该认识到，靠“公关费用”，是买不来中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品牌美誉的，尤其是当商家企图发展成为国际领先品牌时侯。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超越”倒扁”看“倒扁” (转载）

[8983] 　(2006-09-25)

台海之间现在的热点莫过于“倒扁”事件，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了百万人民静坐迫使陈水扁下台的活动，一时之间多少新闻媒体、政治分析人士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台湾这个中国尚为统一的第一宝岛。对于“倒扁”局势发展的趋势也是众说纷纭，但是在笔者看来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是陈水扁为了转移视野缓解自身压力而提出修改“宪法”导致台海危机；二是陈水扁通过自己的政治伎俩渡过了危机或者坚持不住下台，台湾产生新的领导人但两岸还是处于一种“不独不武不统”的状态。个人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维持现状不仅是台湾民意的主流也是台湾政治团体最大的利益所在，无论是陈水扁还是后继的台湾领导人都不会去擅自改变台海现状，何况还有美国的制约。可是这些都局限在了“倒扁”之中看“倒扁”笔者所想提供的是一个大视野来看待这次“倒扁”事件，一个超越了“倒扁”看“倒扁”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事件。

　　台湾其实是大陆的一面镜子，她经历了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比香港、澳门更具有参考价值，此次“倒扁”事件也折射出了点点有助于大陆体制改革的光芒。

　　我们都期待中国完全统一的那一天，都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是我们自问一下如果台湾回归之后爆发了这样一次“倒扁”或是类似的民意事件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能力和经验来处理这样的民意表达方式吗？我们可以像台湾当局那样处理得当吗？在这里我不是想攻击或者贬低中央政府，我想说的是我们确实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情况。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和整体的政治社会体制脱节，改革也从以经济为重点转向了以体制创新为着眼点。而台湾当局在处理这次“倒扁”事件中至少到现在是令人满意的，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没有无端的破坏发泄，这些相对于大陆反日时候那样的打砸日本商铺车辆要进步不少。虽然是两种矛盾一为人民内部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但是同样是民意的发泄，我们如何去疏导，如何让人民用文明合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台湾确实走在了大陆的前面。

　　现在我们经常说要预防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台湾的“倒扁”应该可以归为此类。预防对于中国大陆的现状来说是很困难，因为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普通底层百姓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这些弱势群体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很容易走向癫狂地发泄从而防不胜防。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疏导和应对，对于民意宣泄的的一味压抑最终所导致只会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继而演化为暴力的革命，而中国最忌讳的就是陷入这样的历史怪圈，只能靠革命破坏来完成民意的表达过程。而走出这样的怪圈，就要给民意一个释放的场所，一个宣泄的舞台，陈水扁说不会抓施明德坐牢，不会要他写求饶信，虽然是一种政治做秀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台湾当局没有给“倒扁”群众小鞋子穿。雨中送伞，清晨分发早餐这一幕幕都在“倒扁”现场出现，虽然只是点滴小事但是却是我们大陆政府所要学习的，其实百姓是讲理的，一旦给了他们一个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他们也会理解政府。目前的“倒扁”群众和台北政府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互动，游行百姓秩序井然，并没有无理地去扰乱社会秩序。我想大陆所要学习的也是这些，如何去给民意一个稳定的表达渠道，相信在那个时候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我们的各级政府也不会闻之头疼了。

　　另外此次“倒扁”事件给我们带来经验的同时也让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显然台湾的民主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的境地，一个道德信用破产的领导人居然在现行的体制下无法奈何他，只好由人民出来静坐反对耗费极大的经济社会成本不说前景也是个未知数。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我想台湾的这次“倒扁”事件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都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韩凝

勿“看衰”台湾的民主

● 冯瑞杰 2006-09-25

　　数千里外的“红色政潮”，遥远的太平洋彼岸都可感受到！日前，在美国校园中有友人突然问起目前台湾“反扁”社会运动的进展，以及它是否会对台湾民主巩固产生影响？另外，他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品质持负面观感。

　　相信这不仅是个人的单一评价。从台湾到海外，若举行一个大规模民调探询相同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在大家一片“看衰”之际，笔者却想在此提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

　　首先，从阿扁“充满争议”的连任任期开始，台湾大型社会运动就未有停歇，从当初抗议选举不公，到当前静坐围城，动辄数十万人规模，再加上势如水火的蓝绿对峙，试问：这在其他所谓民主品质不佳的国家会如何？常见的剧本就是“军人干政”的噩梦临头。

台湾公民是民主资产　

　　回顾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部分国家的民主进程，之所以曾造成“民主退潮”，往往都是政治精英将军方势力引入，作为政争筹码，造成日后军人食髓知味，与文人政府谈判议价，勒索高额“保护费”，甚至自己就直接进驻庙堂号令天下。

　　台湾民主政治运作虽然纷乱迭起，但个中从政治领袖到草根民众却无须忧虑这样的“悲剧”发生。光凭这点，就可证明台湾民主品质并非如此不堪。

　　另外，就是台湾公民的自制能力。想象以下情结：施明德在“国庆”当日的“天下围攻”中号召数百民众在数十万人墙的护卫下，预计手持“防身武器”占领总统府。于是政府为防堵暴乱、拱卫中枢，宣布戒严与宵禁，于是台湾民主掉入漫漫长夜……。还好，施明德仅要大家当天穿上红衣、手比倒扁手势，齐吼“阿扁下台”而已，国民党高层也没有见猎心喜地在旁火上添油（当然，这可以解读成蓝营其实希望民进党就这样要死不活甚至魂不附体地拖到2008年，届时政权自然易手），而阿扁也已宣示不会走戒严的回头路（其实是多此一举的伪善）。另外，基层民众与中产阶级大多数依然坚守在士农工商岗位上。以上看似理所当然，然而，他们却共同稳定了台湾珍贵的民主资产。

　　最后，就是一般新兴民主政权的弊病——贪腐。就在第一家庭大至介入金融控股公司运作、公共工程牟取钜款，下至礼券、国务机要费等蝇头小利，民众似乎早将台湾政府与贪污腐败划上等号。第一家庭“可能”的贪得无厌、见钱眼开，固然令人气愤非常，并且理应接受司法的公正调查、审判，但请注意：以上只是因一人当权所产生的裙带现象，也就是得到不法利益者，仅限于府邸的佞宦家臣而已，而非令许多国家陷入泥淖无法根治的那种“制度性贪腐”，或者是官僚系统中“无官不贪”的难局。我们有理由相信，反对党乃至司法检调系统经过这段时间的洗礼折腾后，对于将来的肃贪防弊将更具执行力。

　　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品质固然令人称羡，但这样的成就绝非一蹴可及。期待台湾民众切勿“吃碗内，看碗外”，台湾的民主化历经了将近二十年的焠炼成长，实应服膺理性的支配，好好珍视它。

·作者是台湾学者，现于美国从事学术研究

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

[邱震海] (2006-09-22)

正当地区舆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台湾倒扁局势、日本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乃至泰国政变上时，也许忽视了另外一个也可称为焦点的新闻，那就是在世界级数学大师丘成桐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最近，随着北大教授们的反击，这场论战开始急剧升级。

　　事件起源于几个月前丘成桐接受中国大陆一家报纸专访时，指责中国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搞权术”，大学精神旁落，北大引进的许多海外人才都非一流人才，等等。了解时事的人们都知道，丘成桐之前对中国学术界的批评不限于北大一家，只不过这次因直接点名而尤为引人关注而已。

　　丘成桐的指责出台后，北大先后几次澄清谈话，表明北大引进的海外人才均真才实学。日前北大数学系教授作为直接当事方首次发声，透露丘成桐之所以对北大发出指责，是因为他曾有野心控制中国数学界，后因不果才恼羞成怒而迁怒于北大。

　　笔者在此无意涉及丘成桐和北大论战的具体细节及其背后的人事纠纷。正如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纠纷一样，发生在世界级数学大师和中国最高学府之间的论战自然也无法幸免；丘成桐指责北大引进的人才大都是假的，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北大校方站出来予以澄清，无论就事实本身还是对于北大的声誉，都是正确之举。

　　问题是，撇开丘成桐指责北大的真实背景和心理动机，就事论事而言，中国大学目前大学精神旁落、学术风气浮躁乃至腐败盛行，究竟是不是事实？换言之，即便没有丘成桐和北大的论战，上述这些问题同样也在中国大学存在；既然存在，显然就不能因丘成桐与北大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恩怨，而否认了中国大学本身的问题。

学术腐败和自身迷茫

　　中国高等教育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所皆知。规模最大的大学——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日前就大学素质发表谈话，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具备大楼、大师和大学精神三大要素；其中大楼即指校园和学科硬件条件，大师乃指学术泰斗，而大学精神则指全社会熟知的办学理念、学科包容度和学研融合的育人环境、校友对学校的稳定支持，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益性教育辐射能力。

　　这里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似乎显得过于狭窄。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

　　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前者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束缚创造力的因素，也有今天中国学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迷失和迷茫；后者则既有政治束缚因素，也更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中国自古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中国古代读书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基础就是读书人对自身道德的修练。

　　只是到了今天，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盛行于今天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经践踏了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崛起期的中华民族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混乱，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细心、理性而有逻辑严密地予以梳理、提炼和修正。

　　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大学显然是过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们通过与丘成桐的论战，也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反思，那么论战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民主内战”与围城效应 [陈子帛] (2006-09-23)

台湾持续至今的反贪腐倒扁运动，以和平、理性、有序的整体表现，被海内外舆论视为近二十年民主化实践的一个重要转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民社会的成熟性。

　　但是，从中南部的局部冲突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非理性和极端的暴民政治，仍然是台湾政治乱象的主要诱因。

　　“九九静坐”以及“九一五”围城之战，构成了今次反贪倒扁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但是，由于至今未达到预期目标，导致抗争运动开始出现焦躁情绪，某些激进的声音在干扰运动的方向，也会影响观察家们的认识和判断。

中产阶层抗争的局限性

　　在亚洲多数地区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已出现了韩国、菲律宾、泰国、尼泊尔的模式，它们大多以极端、激进和冲突为主旋律。最新的例子，就是近日的泰国军事政变。而台湾的这轮政治博弈有所不同，因为它仍被限定在政治攻防的范畴内，军事政变的几率几乎为零。

　　必须强调指出，自1979年高雄事件以来，包括90年代诸多大规模抗争活动，台湾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失控和脱序现象。虽然有零星和局部的冲突，但都很快被控制住，没有蔓延扩大，没有造成公权力丧失。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大致上也是如此。

　　从现在来看，这次反贪腐运动应该也不至于发生本质性变化。中产阶层抗争手段的局限性，社会各界对暴力和激进诉求的排斥，使得罢工、罢市、罢课的可能性很小，政局走偏锋的可能性也不大。同时，美国以及中国大陆也都无意介入。

　　如果只是单纯发出反贪腐倒扁诉求，则“九一五“围城已经达到目的。反贪运动不分族群，蓝绿、省籍、统独，成为社会的共识，这表明台湾多数民众已经否定了已持续六年的陈水扁政权。

　　但看近期政局，笔者发现，反贪并不是唯一目的，倒扁也只是与反贪腐有直接关系的诉求。因为在反贪腐倒扁诉求的背后，还有更多政治算计和考量。无论是施明德，抑或是朝野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盘算显然和参与倒扁的多数群众是不一样的。抗争活动移师台北火车站之后，运动的规模大不如前，倒扁总部依然苦撑待变。这是因为追求更深层目标的必要气氛，尚未全面形成。

“退场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在近距离观察中，笔者承认这次运动的开局不错，但对其可持续性从一开始就有所质疑。其中，施明德个人的健康状况是一个关键因素。一位健康状况不尽人意的政治领袖，在没有政党强力配合下，如何率领乌合之众与掌握政权的陈水扁对决？能否扛得住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当然令人担心。

　　再者是经费的短绌。群众的情绪被调动之后，其政治诉求若无法实现，那就势必会显得浮躁，势必出现杂音，就会酝酿各种极端的主张。原本的和平、理性和有序，就会被扭曲，甚至可能出现某种反动。这样，反贪腐倒扁运动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就难以为继。

　　“九一五”围城之战之所以难以扩展到其他县市，原因之一是力有不逮，达不到效果；二是各地方都必须依靠国民党的动员，但这又很容易导致蓝绿对决的格局；三是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地区的组织动员力仍然薄弱。围城效应能否持续，端看10月10日“天下围攻”的号召力。能否调动数十万民众参与，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而就在此时，“退场机制”被反复提出，各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各怀鬼胎，政治仲裁者和政治精算师们也在暗中讨价还价。没有人会是大赢家，但采取何种退场机制，已是当务之急。

各政治势力都力不从心

　　人们注意到，李登辉将近期政局定位为“民主内战”。善于后发制人的他指出，街头游行不能解决问题，立法院才是稳定政局的关键所在，他自己和台联党会“保持中立”。

　　所谓“六人政治协调会议”的呼声日渐高昂，有关二次罢免、弹劾、“虚位总统”等方案更加直截了当。甚至还有人指出，一旦陈水扁下台，为了防患于未然，必须逼迫吕秀莲共进退。除了和陈水扁绑在一起的游锡堃之外，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都与陈水扁保持“安全距离”，但还不敢最后切割。马英九费尽踌躇，无法作出进退抉择，在在反映出零和状态依旧、僵局难以解套，以及急于寻找出路的焦虑感。

　　所谓“虚位元首内阁制”，最本质的意义在于修宪。可问题是，由谁来主导宪改？宪改内容是按照李登辉台独势力的意志，实现法理台独的阶段性目标，还是按照其他势力的预案，既确保内阁制以及“虚位总统”架构，又要确保中华民国宪法前言六项条款不变，继续承诺“四不一没有”？

　　当然，陈水扁也许是企图转移视线，在宪改问题上铤而走险，呼应深绿阵营的诉求，在宪改问题上展开最后对决。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但从所谓的“民主内战”的定位上，我们或多或少也触摸到施明德与陈水扁之间的这场博弈，除了反贪的正当性之外，实际上还包含了争夺宪改主导权的内容。

　　“围城”效应显示出台湾民主化转型期的逐渐稳定和成熟，堪称“新公民运动”。这也是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阶段性验收。然而，“民主内战”也反映出这次运动的局限性，折射出不同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政治人物志在必得却又力不从心的状态。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