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投机主义外交与中国的绥靖
——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教训 ● 张云（东京） 2006-08-31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终于在卸任前一个月，实现了在二战日本投降日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愿望。这是他就任以来的第六次参拜，也是战后继中曾根康弘首相以后，第二位在8月15日参拜的日本首相。 近年来，由于小泉首相接连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日韩高层首脑会晤中断，关系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小泉还会冒着进一步恶化亚洲外交的风险，选择在8月15日这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前往参拜呢？笔者认为在这个时候与其高调批评小泉，不如想想六次参拜为什么能够频频得手，而中方又是否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 政治强人形象与对美一边倒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这位没有“派阀政治”色彩的政治家打着“没有圣域的改革”的口号，大刀阔斧的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确给战后长期笼罩在自民党分肥政治气氛中的日本政坛带来清新的气息。同时在他的任期内，日本逐渐摆脱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持续走向复苏。小泉在改革邮政，道路等领域的坚决强硬态度，赢得了日本国民的人气，而经济复苏则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政治上，他树立起来的是一个“改革强人”的形象。十年的经济萧条让日本人失去了在泡沫经济时期的所谓的“国际优越感”，而中国的经济腾飞又让日本人的心理上受到了冲击。这样的国民心态下，小泉不仅须要在内政上显示出强势，而且在外交上也必须要有表现，而参拜靖国神社为其树立外交强人形象提供了场所。事实上，小泉很清楚，参拜后中韩将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中韩的强烈反应正是他所需要的。 由于小泉不是一个传统的派阀政治产生的首相，这决定了他必须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以维持所谓“小泉人气”。在外交上走“对美一边倒”，对于小泉来说是一个最为省力和安全的捷径，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同时，亲密的日美关系满足了日本国民的“亲美、崇美心理”，反过来又增强了小泉在国民中的人气。所以他上台后，就不断强调日美同盟，并且把日美关系放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无论是在阿富汗重建，还是伊拉克派兵问题上，小泉顶住国内外的压力，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坚决站在美国的一边，赢得了美国布什政府的信任和赞赏。正如《朝日新闻》的评论所指出，小泉的外交算盘是只要日美关系好了，日韩、中日关系坏一点也没关系。 机会主义亚洲外交 靖国神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日、日韩关系的难题，小泉对此是有充分认识的。但是六年来小泉巧妙的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安抚、伪装等各种手段，精心选择参拜时机，欺骗了中韩政府，实现了机会主义亚洲外交。接下来仅仅以中日为例来说明。 2001年8月13日小泉第一次参拜后，就选择在10月8日进行“闪电式的一天访华”，而且出人意料的在会见中国领导人之前，参观了坐落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的这一动作得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赞赏，大大减轻了参拜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当天会见小泉后，又于10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峰会期间专门会见了小泉。在同一个月两次会见同一国的领导人，是比较少见的。 2002年4月12日，小泉应邀出席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方对此也予以非常积极的评价，中日关系很快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 但在4月21日，小泉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就任后连续参拜，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自此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中断。但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出于希望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采取了在“第三国”与小泉会谈的方式，以促其放弃“参拜”。 2002年9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赴丹麦出席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小泉。2002年10月27日，江泽民在墨西哥出席亚太峰会期间也与小泉举行会谈，并劝小泉不要以“参拜”“伤害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每次会谈期间，小泉不断强调自己是致力于中日友好的。 就在此时，中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2002年10月，胡锦涛就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政府的领导集体开始新老交替。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就任以后，十分重视改善中日关系，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频频向日方发出友好的信号。 2003年1月，小泉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这次参拜后，中方还是坚持“第三国会见”的方式，仅2003年一年中，胡锦涛就两次（5月圣彼得堡峰会和10月曼谷亚太峰会）、温家宝一次（10月峇厘岛亚细安10加3会议）与小泉会晤。但是这些信号并没有得到小泉的积极回应。 2004年1月，小泉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出于有意改善中日关系的考虑，2004年3月中国政府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为特使访问日本，在赞赏了小泉的中国发展机遇论后，委婉的提出希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的要求，并且转交了胡锦涛的信件。 中国的诚意被小泉当成工具 2004年11月21日，胡锦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亚太峰会期间会见了小泉。11月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寮国首都永珍会见了小泉。在会见前，小泉曾经表示将在会谈中就靖国神社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所以中方才同意会见。但是两次会见都以各说各话告终。 2005年春，中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胡锦涛顶住国内压力在雅加达会见了小泉，并且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无点主张，这可以说是中方最后一次诚意的表达。 在当时，中方对于小泉还是存有幻想。据中国一名外交官说，自2004年1月参拜以来，小泉已经一年多没有参拜了，可能那一年也不会去了。殊不知2005年是小泉推行国内改革的最后机会，他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他的国内政治日程。当夏天邮政改革案被参议院否决后，他便宣布解散众议院，立即举行大选，最后小泉所领导的自民党大胜。 此时的小泉，已经在政治上达到了顶峰，成为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在位期时间第二长的首相，而且离任满2006年9月只有一年时间了，他已经无所顾忌，所以他在2005年10月进行了第五次参拜。 到这时候，中方才真正对小泉绝望，“第三国会见”也结束了。今年2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明确表示中方已经对小泉不抱希望。 这种“第三国会见”的方式，都被小泉在国内巧妙的利用了。在多次国会辩论中，当被问及中日关系恶化时，小泉经常会提到中日关系很好，两国领导人每年都有会晤。中方的这种诚意，被小泉在国内政治上当成了工具。可以明显看出，小泉利用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改善中日关系的迫切心理，采取模糊战术，争取为了见面的“见面”，只要见面对于他来说中日关系就还没有破裂，日本的亚洲外交还在继续。这种亚洲外交上的走钢丝，正是小泉的外交机会主义的集中体现。 可见小泉外交的对美一边倒和走钢丝的亚洲外交，是基于国内政治优先，强化政治强人形象的需要，在外交上小泉是一个十足的投机主义者。但是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中国也不能说没有责任。中方未能在小泉任期的前期看清这一点，错过了时机，让小泉频频脱险，客观上起到了纵容小泉肆意独行的负面作用。 小泉的亚洲外交给日本政坛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必将对下一任首相在处理这问题时造成强大的压力，恐怕中日在近期内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