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口”孔夫子说起 （转载）

[陈有为] (2006-07-27)

中国向外部世界出口的数不尽物品中，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孔子学院。

　　从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开张以来，在美国、加拿大、瑞典、英国、德国、葡萄牙、塞尔维亚、白俄罗斯，新加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肯尼亚、南非、卢旺达和澳州，以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思想家与教育家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机构，相继出现，蔚然成风。迄今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办起了80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还有更多的国家提出了办学申请　

　　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批量出口，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世界各国通过学习汉语来了解中国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潮，必然会带来使中国文化思想向外传播的软实力。

誉满天下仍待正名

　　如果孔老夫子在天有灵，这种情形想必会使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孔子曾经有过“乘浮桴于海”四出游学的愿望。但即便他拥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其活动地盘主要限于齐鲁之间。所谓的“桴”只是一种木筏，谈不上飘洋过海。而今被“五四运动”砸烂过的“孔家店”，却在世界各地遍设“外卖连锁店”。虽然孔老夫子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与“万世师表”，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五洲四海成千成万的洋弟子要对他行尊师之礼。

　　既然如此，他又何忧之有呢？因为毕生提倡“必也，正名乎”的孔子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正名”。别看孔子学院办得红火名满天下，但至今在中国名正言顺开张的孔子学院却只有一家。这位先贤“述而不作”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哲理名言，还没有被正式列为中学与大学的教材。尽管近年来不乏祭孔尊孔活动，但官方对孔子的思想与贡献依然保持低调，绝大多数中国人只闻孔子之名而不知孔子其人，对他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

　　再说，中国官方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内外政策新方针，原本出于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却从不贴他的标签。假如孔老夫子套用一句现代化的语言来要求保护自己作为原创者的知识产权，也依法可寻未可厚非。

　　为什么中国如此内外有别？因为在对孔子与儒家学说的定性定位问题上，官方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究竟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贤哲，对过去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以清理与否定，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仍然是个悬案。

文革批孔的不实之词

　　自从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对孔子的评价就褒贬不一。特别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给郭沫若的诗里御笔一批，“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吹响批孔的号角，引发了全国口诛笔伐的狂潮，并被“四人帮”用来作为篡党夺权的借口。仅仅在1973到1974一年内，全国96家报刊就发表了批孔文章三千多篇，出版社印行批孔书籍40多种。

　　作为史料，笔者手头还保存着北大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在那疯狂岁月中出版的一本批孔专著，里边充满武断谩骂，说“孔丘是一个游串列国寻求主子，兜售复辟之道的反动政客”。甚至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名言，也被可笑地歪批为“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当时倒是那位不识时务的前朝学者梁漱溟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二千年孔子的价值到今天而一大变，固非到此为止，行且有不远而复者，不妨拭目以俟之”。

　　历史的进程就是不断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由于孔子在西方和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享有与希腊古代哲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样的盛名，而被奉为世界伟人；更由于中国需要推行和谐外交以广结善缘，当年被批倒批臭的孔老二现在又身价百倍，成了对外文化输出的头号精神产品。

　　因为无论是唐宗宋祖，康熙乾隆或孙中山、毛泽东，也无论是李白、杜甫、康有为或鲁迅，在文化思想上的吸引魅力都无法与孔夫子相比。人们只要一听到孔夫子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中国，就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亲近感。孔夫子是中国能够向外推出的，与任何世界文化名人相并列的唯一一张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思想大品牌。过去把这样一件无价之宝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实在是愚不可及。现在醒悟过来，犹未晚也。

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浩瀚，后人对孔子的评价无论褒贬仍然有待据实考证。笔者对此所知甚浅，不敢妄加断言。从孔子传诸后世的一些言行来看，固然是只唯上不唯下，把他的治国理念完全寄托于明君行仁政，而无任何制约君权之设想。但在晚周之后礼崩乐坏、天下纷乱的春秋时代，既无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又无公民社会可言，不寄望于明君出世以德治国，还能寄望于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提倡以天、地、君、亲、师来规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以仁、礼、义、智、信来规范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有助恢复社会稳定，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治国理念。

　　至于维护帝王专制，按照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固然是反动透顶，但从历史观点来看，如果不是由于皇权专制与忠君思想贯穿整个华夏历史，中国的天下大一统局面就不可能保持几千年之久。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不论是姓刘的，姓李的，姓朱的，也不论是汉人、蒙人、满人，只要登上皇位，就必然要开疆拓土，维护江山社稷与华夏版图。如果没有孔子提倡的道德与政治规范，人人都可以自立为王，则神州大地早已变成四分五裂的欧洲了。

　　不仅如此，孔子提倡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其他无数的教诲，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色彩，成为两千多年来从帝王到平民立德立行，治国治学的座右铭，人类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精品。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孔子的思想与学说，确实是两千多年来照亮中国历史与中国人思想的一盏明灯。《华盛顿邮报》曾经写道：“虽然孔子活在两千多年前，但他的教诲对今天世界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批判与否定“凡是派”错误思想的30年之后，人们难道还要受这种过时思想的束缚，依然拘泥于“孔学名高实秕糠”之说，而不给那位等待了两千年之久的古代圣贤实行“正名”吗？

千万别把博客当私人日记写

（中国）计算机世界日报 　(2006-07-25)

最新一项调查报告表明，52％的博客用户表示，他们发布文章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于私人生活的记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写给自己看的，而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发布。这与之前博客的宣传大相径庭，要知道曾经的博客是被视为“个人记者站”的，而现在博客已走样了。

　　记者是报道别人的，不是报道自己的私生活的。而一半以上的blogger在作为“个人记者站”的博客上涉及到了自己的私生活。这是很可怕的。

　　人是应该open一些，但是自己的私生活，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私密性为好，没有必要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否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由于网友聊QQ，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犯罪，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了，在虚拟的网络上和陌生人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个人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自己的私生活，透露太多的个人信息，会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呢？

　　前几年听说过，有不法之徒在车站找人搭话，了解一些搭话这个人的情况。然后，通过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去向这个人的家人进行敲诈勒索等其它不法行为。

　　个人博客过多的记录自己的私生活，会不会让这些不法分子更容易得逞呢？

　　胡编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M小姐打电话订餐。还没等她要开口说话，服务小姐就问，M小姐，您是要订XX吗？她说，是。服务员小姐，接着说，是送到X小区X楼X号吗？她说，是。还没等她说话，服务员小姐又说，到了小区门口，得给您先打个电话，您得先通知一下保安，否则，保安不让进。您的电话是13XXXXXXXXX吧......还没等服务小姐把话说完，M小姐就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服务小姐说，看您的博客知道的。放下电话M小姐一身冷汗。

　　(来源：DONEWS)

究竟如何看待吕秀莲？ （转载）

[陈子帛] (2006-07-29)

相信所有观察台湾近期政局发展的人都会发现，无论是哪一类型的政治博弈，吕秀莲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其间。

　　在陈水扁遭遇罢免风暴期间，有关吕秀莲的新闻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版面和屏幕上。她不仅热衷于接受各种媒体的访问，热衷于发表各种见解，而且也逐渐凸显出自己的政治企图心。在所谓“后扁时代”的权力组合中，吕秀莲居然是难以被取代的不二人选。比如所谓的“吕王配”、“四大天王”以及围绕吕秀莲而出现的各种争议，不一而足。

　　在台湾政坛上，吕秀莲也算是一个异数。出身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先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及哈佛大学双料法学硕士，在台湾70年代之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她亲身参与和见证了若干重要的时刻。她在1979年担任美丽岛杂志副社长，高雄事件当晚因发表20分钟演讲，被以“暴力叛乱”的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出狱后，先后担任立法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桃园县长等职。2000年之后，成为陈水扁的副手至今。

在民进党内孤立无援

　　台湾总统府电子报的吕秀莲专栏中，称吕秀莲“思想敏锐，行动迅捷，善于引领风潮，开创历史”。相信不会有太多人同意她“引领风潮，开创历史”，总会觉得这个女强人，总会在关键时刻或者并不是关键时刻“添乱”，但称之为“思想敏锐，行动迅捷”却足可验证吕秀莲作为“职业政客”的强烈企图心的说法果然不虚。

　　除了吕秀莲的政治追随者之外，很少会有人接受和认同她的政治立场和理念，对于她的强势问政风格，更难以苟同。

　　如果没有陈水扁，民进党内几乎没有人看好“扁吕配”，充其量她只能是桃园县长，或者民进党执政之后某个部会的首长，乃至行政院副院长。在基本上没有党内派系奥援的背景下，让吕秀莲单独组阁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

　　但2000年春天，改变了吕秀莲的政治命运；而2004年三一九枪击案的发生，进一步改变了她和陈水扁之间的互动关系，她甚至因此作出了新的人生规划。

　　北京对吕秀莲应该早已经作出了政治定性，尤其是吕秀莲过往特别突出的台独理念和立场，曾经遭遇大陆官方以及海外媒体的猛烈批判。人们无法认同吕秀莲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百年纪念日，率团前往日本下关，对日本占领台湾实行五十年殖民统治表示感谢的言行。在北京的政治档案里，吕秀莲的名字和顽固死硬的台独分子已划上了结实的等号。

　　即使在民进党主流势力的心目中，吕秀莲也是一个唯恐避犹不及的“政治怪物”，除了曾经存在的台独联盟派之外，吕秀莲在民进党内几乎没有自己的派系基础，台独联盟派经已无疾而终。在民进党主席一度出现真空状态阶段，吕秀莲暂时代理党主席，也流露出参与党主席竞逐的意愿，竟遭到民进党上下的强烈杯葛，迫使她黯然退出角逐。

中美双方都不信任

　　即使是政治立场和理念相似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和台独大佬，对吕秀莲也同样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就在陈水扁一度的危急之际，政坛上有关“吕王配”的传言甚嚣尘上，深谋远虑的李登辉积极运作和斡旋“吕王配”的构想，不仅受到民进党主流势力的抵触，而且也受到台独大佬的集体杯葛。理由很简单，“穿裙子的如何能够成为三军统帅”？

　　深受日本文化以及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对女性以及女权公开以及潜意识的鄙视和排斥，阻碍和制约了吕秀莲在政治上更上层楼的路程，或者将给吕秀莲政治人生的规划带来更多困难。

　　甚至美国在对陈水扁罢免风暴的危机进行管控时，也担忧吕秀莲可能“脱线”，或者自行其是、不受拘束，甚至在可能取陈水扁而代之后更执意推行“法理台独”。美国人继续“纵容”陈水扁在位，相当大的原因在于对吕秀莲不放心。北京同样有这种心态，也导致了对陈水扁继续“听言观行”政策的延续。

　　北京对吕秀莲的政治定性和“污名化”，造成了对错综复杂台湾政局，以及“后扁时代”权力角逐的判断变得视野狭隘，忽视了各种矛盾转化的可能，也忽视了某些政治人物在某个关键历史拐点出现立场异化的可能性。

　　和陈水扁的机会主义以及执政六年以来迅速腐败趋势相比，除了苏贞昌和其他民进党清廉人士之外，吕秀莲的单身、自律、清廉以及直言不讳、快言快语，突然成为这次危机过程的“优质股”的重要指标。捍卫本土政权，维护台湾主体意识，以及和陈水扁进行政治切割，俨然是李登辉近期的处心积虑。他之所以看上吕秀莲，关键在于对吕秀莲的政治理念和立场“放心”，或者觉得吕秀莲的清廉形象可以唤回民众对本土势力的支持和认同。

台独理念不等于行动

　　假设吕秀莲在2008年之前取代陈水扁，或者有机会成为2008年之后的台湾领导人，她果然会一如华盛顿以及北京所担心的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两岸形势以及国际格局的限制，执意挑起战火，迫使北京作出非和平方式的摊牌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任何一位台湾领导人，未在其位时，尽可以在台独问题上大声喧哗。一旦在位，政治现实将使之不能为所欲为。李登辉如此，陈水扁如此，吕秀莲也将如此，其他任何一位台湾领导人亦会如此。逆潮流而动，不仅难以得逞，而且也将最直接危及其来之不易的权力。

　　吕秀莲的政治智商不低，国际观远在陈水扁之上，并不是“神风特攻队”队员。吕秀莲不是“台独”机会主义者，也不属于“商业台独”或者“消费性台独”范畴。她仍然是信守台独理念的政治人，但她绝不会利令智昏，铤而走险，将自己和台湾人民的切身权益绑在“台独”战车之上。

　　行笔至此，不由得想起六年前在台北西门町参加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家母（50年代白色恐怖遇难者）的悼祭追思仪式。我在追思仪式上，看到了吕秀莲亲自致送的花圈，下款的属名是：政治受难人吕秀莲。

　　王晓波兄告诉我，几乎台湾所有的政治受难人都来了，不分左中右，也没有统独立场的区隔，吕秀莲也一样。有人告诉我，吕秀莲政治倾向急速向台独转变，和她当年因美丽岛事件入狱，遭受诸多非人刑罚有相当关联。不妨在文章即将结束前，作一点补注，以便读者诸君对吕秀莲这一类充满矛盾或者还有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物，多一个观察的视角。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解密：唐山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转载）

（中国）和讯网   (2006-07-25)

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日。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缅怀死难者和颂扬军民抗震救灾精神的活动和文章明显地多了起来。“地震死亡人数为什么三年后才报道？”这个多年来为群众议论、受到不少文章诘问和批评的话题，再次被提出来。中国思维网2005年7月30日所登《唐山大地震29年祭：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一文更是被广泛引用。事实上，关于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美国大学新闻课堂上被作为“迟到新闻”的典型遭到挞伐了。

　　作为写那篇“迟到新闻”的记者，我觉得有责任利用唐山地震30周年的机会把那条消息如何发出的真相告诉人们，也希望政府部门和新闻从业的后来者们通过这个典型实例认真总结教训，进一步改进重大自然灾害类事件的新闻发布。

　　1979年11月17日-22日在大连召开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我是应邀参加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我抓紧时间很快写好“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稿件，送给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审核。为了说服他同意发这篇稿件，我陈述了几条理由：一、唐山大地震已过去三年多，伤亡人数至今没公布，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再不公布将更加被动；二、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三、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新闻是从地震会议上获悉的，报道出去比较自然，不需要官方在事隔几年后向外界特别宣布。我的道理基本上说服了秘书长，但他有点犹豫，问“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我看得出，他是想把稿件带回北京请示更高的负责人。我说，一定要今天发，因为新闻讲时效，不能发“昨日”新闻或几天后新闻。我还补充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我终于说服了他，他就在稿件上签了字。我立即通过电话把稿件传给总社对外部。报道发出后当然成为一则爆炸性的大新闻。

　　这件事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对，因为当时并不是有什么人“要求”我、“允许”我报道此事，而是我出于记者的责任感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我想，如果不是我的坚持，什么时候能公布唐山地震死亡人数实在难说。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不是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披露吗？。

　　这条消息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的原因时，我没有照抄当时官方总结的三条，即“帮派体系”的干扰，没有明显的前兆，以及我国地震科学技术尚未达到能准确预测地震的水平。我有意略去了第一条，保留了后两条，因为我认为第一条是把政治因素加入了复杂的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工作当中，照发出去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

　　稿件发出后，听说地震部门多次给新华社总编室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发这篇稿，是谁批准的，记者为什么删去“帮派体系”干扰、违背中央精神。我从大连回京后到总编室汇报了我写稿的经过和对稿件处理的某些考虑。与会总编室领导都认为我做得对。

　　我之所以积极争取发这篇报道并非偶然。我是直接参加唐山地震现场报道的40几位新华社记者之一，在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亲眼目睹了那无情灾害所摧毁的一切，看到无数具尸体(几天后因腐烂已无完尸可言)从砖石瓦砾堆里挖出，一车又一车拉到远处路边坑里掩埋的惨状。那场灾难到底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毁灭了多少家庭，坍塌了多少房屋，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全国人民和世界上关心这场灾难的人们所希望了解的这一切，由于当时政治和舆论环境的原因，我们的报道没有给予回答。对此，我觉得政府有责任，包括我在内的报道地震的记者也应感到愧疚。所以，当我得知有关伤亡数字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必须把它报道出去。 另外，我当时是一名把中国问题向国外报道的对外记者，比较了解国外舆论对我国地震以及其它自然灾害报道的反应，尤其是“负面反应”，因此总有一种观念，想通过一些报道来澄清事实，以正是听。

　　作为唐山地震这一我国空前自然灾难报道的一个亲历者，我一向认为，在那次报道中，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全国新闻界付出了巨大而艰苦的努力，充分报道了广大军民，包括10多万解放军、三万多医疗人员、2万多个条战线的干部奋不顾身、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和“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充分报道了党和政府动员和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战胜困难的效率和能力，充分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是报道成功的一面。但是，无庸讳言，报道也有严重偏颇。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伤亡情况、破坏情况不作主动报道，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7月29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报道唐山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在“四人帮”主要成员之一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很多报道充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报道效果。

　　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如果把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片面理解、推到极端，变成只报喜不报忧，只报灾不报害，以至于连死伤人数都要刻意遮盖，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与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与人民愿望相违背，是荒唐可笑的。

　　本人认为深刻总结唐山地震伤亡人数不报和迟报的教训，对政府和新闻机关都有很高价值。我在多篇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的文章中，把它作为典型例子加以引用。1998年发表在《中国记者》杂志上题为“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一文，以及后来经过扩充、以相同题目收入2005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一书的文章中，都引用了唐山地震伤亡报道的例子，希望引以为戒。

　　时代总是在进步。九十年代以来，突发事件报道的一些禁锢逐渐打破，尺度逐步放宽，特别是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隐瞒疫情、防治不力受到免职处分，使我国灾难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现在，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都规范了突发事件报道机制。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执政为民”，“公开”，“透明”，“人民享有知情权”，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共同理念。民政部常务副部长贾治邦去年9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已经不再把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数字视为国家秘密了。”

　　进步了，但只是初步的。 多年来种种思想禁锢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烟消云散，出于利害考虑而文过饰非、隐瞒真相的恶习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干部中仍然存在。 因此，唐山地震报道中的教训绝对不应忘记。

北京设立“台商法庭”弊端大 (转载）

● 林烟（香港）2006-07-25

　　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郭台强7月17日率团访问北京，拜会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等官员，主要探讨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保护问题。会后，陈云林表示北京正在研拟成立台商法庭的可能性。

　　研拟设立台商法庭是大陆近来一系列对台商优惠政策的其中一项。鉴于很多台商都抱怨在大陆经营的权益无法受到保护，即便打赢了官司，内地执法机关也常常无法有效执行判决，台湾工商建研会每年都接受数百宗台商陈情案。于是台湾工商建研会在1999年便提出“台商法庭”的概念，希望由熟悉台商投资法，以及台湾商业习惯的人士出任该法庭的审判员。

　　如果还在研拟中的台商法庭最终成立的话，肯定是对台湾的统战意味大于法制上的进步，而且还可能成为内地法律体系的退步。为了向台商展示大陆的友好姿态，北京很可能会在法律上给予台商“超人”对待。

　　而且不难想象，涉及台商案件在执行时，可能还会遇上来自国台办等机构的行政干预。这种司法程序虽然可以确保台商案件“判决公正，执法有效”，但却是行政手段下的特例，看似“公正独立”的判决，实际上反而助长了行政干预法制的做法，成为大陆完善司法体系的消极力量。

　　设立特别法庭，对于少数台商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台湾工商建研会所提出的权益没有保障、判决无法执行等问题，任何在大陆做生意的商人都会遇到。如果北京为台商设立特别法庭加强执法的话，那么，港商、澳商、外商、本土商人亦应享有同等待遇。如果中国司法体系对待不同商人有不同态度，司法独立公正又从何谈起？

厚此薄彼，反不利执法公正

　　中国应向法制社会进步已成为共识，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庭独立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台湾工商建研会提出的问题理应及时解决，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应从司法独立开始，绝非给予台商案特殊对待。为了实现两岸统一，北京推出各种对台商的优惠商业政策已经取得了不少效果，但长远来看，两岸除了要有紧密的商业经贸往来外，也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司法独立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设立“台商法庭”的构想，让笔者回想起1990年北京主办亚运会前后，政府开始大力宣传整顿公共厕所。其中一理由是，让外宾看到首都的公厕如此肮脏给北京市民丢脸。于是对各大公厕进行重新装修和清洁。

　　当时京城里就有评论认为，这种做法实在荒谬，为了来北京旅游的“老外”和中国人的面子才想起打扫公厕，似乎在暗示北京市民自己从来不使用这些厕所，即使用也不觉得肮脏。换句话说，北京人肮脏又爱面子，只会为了外宾而打扫厕所。当然，北京人绝不是那样的。

　　尽管当年清理北京公厕的理由十分荒谬，但值得庆幸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北京市的公共厕所的确比过去干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公厕并没有被称作“外商专厕”，而是平等的向所有人开放，让广大北京市民也享受到更清洁的设施。

　　同样的，台商法庭如果能够做到司法公正独立，执法有效，并逐渐发展到让所有民众都享受同等待遇，尽管设立的理据牵强，或许也不失为一项好的法制改革试点。但关键在于北京未来必须正视大陆同胞的权益，如果有关法庭未来只是以统战为目的，长期只为台商服务，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享有“超人”的法制待遇的话，还不如在完善大陆司法体制上下更大功夫。

·作者是香港资深传媒人

“延安精神”与现代中国企业 (转载）
● 韩方明（香港）2006 -07-25

　　上周末，正值中国北方酷暑炎夏，我随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参加了一家中国跨国企业组织的内部培训活动。这个活动在大西北延安市举行，15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高级管理人员连续三天进行了相当艰苦的拉练，包括从延安步行三十公里，一直走到“自力更生”精神的发祥地南泥湾。

　　三天时间朝夕共处，我被这支“野心勃勃”的精英团队所感动。这些都是三十多岁的年青一代企业精英，领军带队的总裁也只是四十开外，但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作风，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激情。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企业家们，很多都经历了相当严酷的商业竞争的洗礼，慢慢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持久作战、意在长远的现代商业意识。他们再也不像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草莽商人”那样急于求成，容易沉溺于价格战和广告战的竞争。

实事求是，摆脱教条

　　和企业人在一起，自然要谈商业活动。在延安这个特别的地方，或者叫“革命圣地”，人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延安精神”所感染。抛开意识形态等政治层面的因素来说，延安其实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置身于此地，遥想当年岁月，再来看今天商业化时代的现实，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延安精神”依然有现实意义。

　　一支由两万人组成的队伍，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人之众；一个物质匮乏的偏僻地区，却吸引了全中国的精英，乃至数千里之外的南洋华侨。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没有私心杂念，而且无怨无悔。这是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要问为何如此，首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一种特殊而高尚的理想。

　　概而言之，延安的成功，是因为那一群人有着坚定的信念，有着超出物质刺激的精神追求，有着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当年，著名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到延安参观，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后，发出了中共“必得天下”的感慨。即使今天来体会，我们依然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还能够发现，“延安精神”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实事求是，开拓进取”。这与中国社会现在提出的“与时俱进”，在内涵上其实是息息相通的。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中共边区政府接受了开明士绅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实行“双减双交”政策，即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除此之外，还实行了组成政权的“三三制”模式等。

　　这些决策和措施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里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中也未曾有过。在那个艰苦而无外援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共领袖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制定出很多符合历史条件的新政策、新举措。中共最终建立新政权，这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贪大求多，企业误区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包括企业和商界领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延安精神”，又何尝不是必须具备的成功因素呢。

　　实际上，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们要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持生产力，要提高竞争力，首先就必须具备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延安精神”。不顾实际，死守教条，生搬硬套，结果只能吃大亏，遭受重大损失。

　　可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某些企业都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愿脚踏实地，而是好高骛远，贪大求多，以大为强，以多为强。在这里，笔者不妨再举几个例子来帮助人们冷静反思。

　　俄国共产党有20万人的时候，“十月革命”在一声炮响中赢得了胜利，并且散发出改变世界的力量；苏共党员增加十倍之后，也就是达到200万人的时候，苏联在二战东线战场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便建立了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实现了“走出去”和国际化的目标；但是，在拥有2300万党员的时候，昔日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却随着冷战铁幕的降落而在一夜之间崩溃。这说明，所谓“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所谓“多”，也不等于成功。

　　今天中国的不少企业，动辄拥有数万名员工，表面上可以说是家大业大，但其中也有部分企业还只是依靠过去草创时期的经验来管理，还是用旧思想、旧方法来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和大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延安精神”不旧不老吗？笔者的回答是，“延安精神”的实质内涵在于挣脱思想的桎梏，不墨守成规，不被教条所束缚，能够在绝境之中开辟一条生路，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精神。

　　而中国大企业目前所面对的最大任务之一，恰恰正好是要在没有现成样板的情况下，既不要随波逐流，又要不断地自我更新，尤其在管理模式、资讯和技术上吐故纳新。而培养集体意识和物质以外的追求，那就更是不可忽缺的任务。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朝鲜半岛与大国博弈 （转载）
● 伟达   2006-07-25　

　最近朝鲜向日本海试射导弹一事，把亚太地区的政局搅得沸沸扬扬。其实，朝鲜试射导弹本身事小，但大国和区域强权围绕着此事所作的一系列文章，里面名堂就大了。

　　关于朝鲜自身的状态，笔者颇为同意美国官方的判断，即金正日政府与其说是在准备进攻，还不如说在设法维持生存，生产核弹头与试射导弹，主要是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筹码。再加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中国和俄国对朝鲜半岛形势的重大影响和关注，使得此一地区的地缘政治背景极为错综复杂，美国的作为则相对受到制衡。

　　更何况，朝鲜目前比较有把握的，是近中程导弹，这虽然也对美国的军事基地产生威胁，但对临近的韩国和日本更形成全面威慑。于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尤其是日本，与朝鲜是历史和现实的宿敌，不像韩国与朝鲜毕竟还有“血浓于水”的关系。面对朝鲜远程和“超视距”战略打击能力的增长，日本简直如坐针毡，所以才吵着要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打击”。

　　对俄国而言，朝鲜半岛是其欧亚两端利益的一个亚洲平衡点，可以牵制形成对美日军事同盟的战略均势。而对中国，除了与俄国有类似的考虑之外，朝鲜半岛明显还携带更多重大利益和忧患。

　　如果把整个欧亚大陆放在一起审视，就不难发现其东部边缘，即中国漫长沿海的周边，有个极端重要的“三点一弧线”：北起朝鲜半岛，东有硫球和台湾岛，南至中南半岛。

朝鲜半岛是中国的战略防火墙

　　　　如果说古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隐患，主要是来自北方陆地的外族入侵，那么，以上沿海“三点一弧线”于近现代中国国家安全而言，乃属“退可守，进可攻”的战略跳板和缓冲区。于是不难发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国际纠纷与战争起点，多与此“三点一弧线”有关。

　　以朝鲜半岛为例，历史上中国军队曾多次入朝作战，协助朝鲜抵御倭寇的侵略扩张。而中国后来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及“二战”中惨遭日本全面侵略，也是由于首先完全丧失朝鲜半岛这个“战略防火墙”，使朝鲜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前进基地。

　　有人说1950年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乃是前无古人的博弈，其实，深谙中国历史荣辱兴衰的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正是参照了前辈的经验教训，才毅然决然出兵朝鲜，因为对中国来说，“剑出鞘，卫朝鲜，就是保家乡！”

　　最近，中国在联合国起先准备否决一切试图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的提案，但最后又投票支持，凸显在新世纪，尤其是中国重新振兴崛起的大趋势下，朝鲜半岛的稳定及“战略防火墙”作用，对中国保持自己的和平建设大环境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对朝鲜政府来说，中国的意图和动机其实也很明显，即在经济上扶持帮助，在政治上启发引导，在军事上共同安全，在国际争端中协调佑护。有人说，朝鲜是封闭极权国家，中国是否在“帮倒忙”？

　　这个问题显得有点幼稚。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名言是：“为了我们的全球利益，即便美国的扶持对象是某个极权专制的王八蛋，那也是‘我们的’王八蛋。”

　　更何况朝鲜的内政变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像美国在伊拉克搞突击颠覆，实际效果如何，历史至少已有初步结论。

　　从亚太地区发展态势和安全的大局着眼，考虑到日本的侵略历史、战争潜力，和至今对野蛮过去不知反省，再加上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戒备和敌意，利用朝鲜半岛这座“战略防火墙” 把日本持续阻隔在欧亚大陆架之外，并以此种“边缘化”手段来遏制日本的野心和敦促进其“改邪归正”，应属明智务实之举。

　　常言道：治大国如烹小鲜。国际上的纵横捭阖，也恰似烹饪菜肴。举重若轻、拿捏自如是关键。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这个大厨师必须炒好这道菜，既不可夹生欠味，又不能过火失控。这样才能保证菜端上桌来五味俱全，让不同的食客能吃出不同的心得。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与战略咨询和研究

中国政改要以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 （转载）

郑永年2006 -07-25

　　最近中国国内讨论政治改革的声音多了起来。这个好现象的出现有内外因素。

　　从内部来说，很多年以来，政治改革的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年3月“两会”期间，各方在政策层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声音。但所争论的很多政策的背后就是政治改革问题。就是说，很多问题很难在政策层面加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再者，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尽管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一些理论问题现在就要提出来了。十七大要确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路线，争论可能不久就要开始。

　　从外部来说，中国邻居越南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正在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经济改革方面，越南一直仿效中国。无论是改革的理论话语还是实践，越南的路径都和中国相仿。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似乎先行一步。越南已经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务的担当者，都由选举产生。

民间关注民主政治

　　另外一个外在的持续因素，就是西方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对非民主国家搞颜色革命，中国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和平地消化内部矛盾。如果不能在内部消化矛盾，颜色革命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民间和官方对政治改革的核心的讨论，仍然还是那么传统。民间人士（包括已经不在位的前官员）关注的是民主政治，尤其是围绕着选举来展开的民主政治。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对越南改革的评介，就表现出这个倾向性。进而，民间人士在讨论民主化时，多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包括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党内党员的参与。　　

　　另一方面，官方阵营关注的则是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中央党校最近发表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报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应当说，官方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也强调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不过在最近几年，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就是对如何实行党内民主的讨论了。这种倾向性也反映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

　　但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讨论，其中心都是政权问题。民间要求的是通过政治改革产生一个民主的政权或者用民主方式产生政权。人们对越南改革的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应当指出的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越南的改革与其说是民主化，倒不如说是想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来解决政权接班这一所有列宁主义政党都面临的问题。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政治改革的讨论更是围绕着政权建设问题，各种提法如“党要管党”、“党管媒体”等都是力求通过党的自身的改革来提高其执政能力。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内部的各种讨论和美国方面所讨论的政权转型 (regime transformation) 或者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多有共同之处。只不过一方是要政权转型，另一方是要巩固政权。这种类同也属自然，因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核心问题都是政权问题。

　　但在中国，对政权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存在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在讨论政权问题时往往忘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政权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政权既不涵盖也不能替代总体国家制度。不论在怎样的国家，实行的是怎样的制度，执政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国家制度有其共同性。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仍不健全

　　笔者曾经多次强调，从民主政治发生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就加以确立。一旦民主化，这一类国家制度就很难有希望建立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在运作的很多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如法制、官僚系统等），西方民主才具有稳定性。或者说，在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发生在后。另外一类国家制度必须是在民主化发生后才会确立，如选举制度。还有一类国家制度，它们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国家公民权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分配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们追求已久的民主政治，更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多制度建设和民主化并不很相关，例如统一的市场制度、统一的暴力管理制度、法制系统、官僚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能够保障国家统一的中央地方关系制度等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制度还远远不健全。很难说，民主化能够推动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如果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设好，民主化就会缺乏生存的制度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之所以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关键在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不健全。

　　强调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要否定民主化的重要性。从世界历史范围看，民主化能否发生取决于各国内部各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利益妥协机制。但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则不然，它要求更多的是理性及其现代观念。

　　渴望和追求民主固然合理，但与此同时，也要从经验出发，看看民主政治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民主化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问题。民主化不能没有，但民主化不能替代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陈水扁凭什么“铤而走险”？ （转载）
● 陈子帛2006 -07-22

　　中共国台办常务副主任李炳才7月1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台湾问题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对台独不但要计较而且要提高警惕，陈水扁有可能在所谓的宪政问题上铤而走险。

　　理由似乎也很简单，2003年提出了要搞所谓的台湾新宪法；2006年2月强行宣布中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由于自身的政治困境，加上年底台北、高雄市长选举，明年立委选举和后年的总统选举，而每逢选举，陈水扁的伎俩总是一挑动族群矛盾，二制造两岸的对立，以此来营造对他有利的选举气氛。所以大陆方面认为，陈水扁当局通过宪改来建立台湾法理独立的危险性和冒险性在上升，如果陈水扁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必然对两岸关系造成很大的危机，造成高度紧张，将严重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对台部门的焦虑感

　李炳才所阐述的立场，其实也是大陆对台决策当局的立场，他的观察结论，可能是个人的见解，但更多的是北京决策层级一致或者大致上一致的看法。或者李炳才在美国纽约的这一番话语，多少具有“预警”意义，但从李炳才的话语表述上，我们几乎也可以把握到中共对台决策部门，对2008年之前的台湾政局，以及陈水扁即将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的某种程度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

　　不能说李炳才的焦虑毫无根据，陈水扁最近为了摆脱自身的政治困境，在家族弊案缠身、危机管控失灵、党内离心力和疏离感剧增，以及社会民意支持度急遽下降之下，除了继续为维护自己的权位奋战不懈之外，明显向台独基本教义派倾斜，也透过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承诺未来两年会认真推动包括制宪在内的2004年竞选政见。

　　相类似的观点，在来自大陆学者的政论时评中也有所折射，对目前旨在防独的威摄性对台政策开始出现检讨声音，希望尽快转变为旨在促统的、更为可靠的驱动型战略的建言开始出现。驱动型战略和渐进式统一的理念相近，是一种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参见7月20日本报言论版）

　　这样的观点，毕竟还算有努力思考的难能可贵，比不假思索的“长痛不如短痛”、“晚打不如早打”要明智和理性得多。但从李炳才最近的意见表达看，努力思考的观点尚未进入决策者的视线，至少当下还没有。

　　暂且搁置对李炳才焦虑的臧否。我们只集中讨论在目前的政治情境下，陈水扁凭什么“铤而走险”？

　　经历了波涛汹涌的罢免风暴之后，我们仍然发现，台独基本教义派（一般视之为急独势力），在台湾社会的政治光谱中，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也就是说，希望尽快实现修宪、制宪，迈向台独建国目标的政治力量依然“维持现状”，但焦虑感却增加了，利用陈水扁急于维持自身权位之际，乘虚而入，产生目前普遍视之为的“绑架”、“裹胁”效应。但基本盘依然，这些基本盘连李登辉都给于公开的蔑视，并给于“商业台独”的定位，即是拿了陈水扁的“俸禄”，不能不为陈水扁的“政治脱困”背书，同时也有“消费性台独”，满足“精神幻觉”的意味。

　　陈水扁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和政策认同度正处于从政以来的最低点。他甚至连设宴“款待”民进党立委都遭遇到冷落，而不得不临时取消。为了维护自己最后的权力尊严和不到两年的“政治余晖”，各种“低姿态”和“柔软身段”都暴露无遗。为了遏止来自党内“四大天王”的夹击，不惜采取当面逼问，强迫表态的策略。在此之前，下放权力以及所谓的“党政合议”的动议，不可能堂而皇之在陈水扁面前提出，但现在却被全盘采纳了。

重中之重是“保位”　　

　　　陈水扁的重中之重是“保位”，亲绿学者的群起攻之，最多只是道德层面的审判，对于自己的道德和诚信已经“义无反顾”的陈水扁深知，学者的坐而论道不足以构成实质性威胁，个别地方民进党基层党部出现集体退党也难以撼动陈水扁目前的权力地位。他当下集中最多的精力并不是放置在如何实践台独建国理想，也难以分心专注于修宪、制宪问题之上，一方面迫使民进党主要派系和四大天王继续作出“保扁”的承诺，为其“保位”反覆背书，他和李登辉之间的切割与反切割的纠缠，关键在于争夺台独旗手和本尊，但陈水扁的争夺动机和李登辉大相迳庭，后者或许更多了一点理念的坚持和执着。

　　目前泛绿阵营的基本格局，和陈水扁尚未陷入家族贪渎弊案困境之前，最大的区别是，民进党基本支持民意陷入停滞徘徊的境况，泛蓝阵营内部尽管存在诸多的分裂基因，但在遏止“法理台独”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高度共识，整合能力和箝制能力不容忽视。

　　还必须指出的是，台湾主流民意对于维持现状的认定，并没有因为陈水扁政权目前陷入的政治困境而出现明显的板块移动，也就是说多数民众对持续有时的政治内耗产生了空前的厌倦，期待两岸关系继续维持稳定，不再出现任何一方主动挑起事端，刺激彼此，是多数诉求。任何选择在此时此刻以任何借口制造两岸关系紧张，都必将遭到社会多数的反弹，这是决定了任何“铤而走险”、危及两岸关系稳定的举措都会受到台湾多数民意的反对。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掌握，北京的对台政策决策又将如何寻找到自己长时期的着力点呢？

　　美国的布什政府目前在两岸关系的政策立场，不会因为佐利克的离职而出现原则性的逆转和改变。朝鲜半岛危机、伊朗核危机以及中东局势足以令布什政府难于在台海局势采取纵容陈水扁和台独势力的策略，这一点李登辉都看明白了，才会要求民进党政府尽快采取“撒娇外交”，全面修复对美关系。何以北京的对台决策当局视而不见呢？

　　在台湾内部政局正在酝酿重大变化前夜，台湾的“台独焦虑症”和大陆的“焦虑台独症”竟然就这样狭路相逢，如何解读其中玄机，陈水扁在这么一个困境和瓶颈中，究竟凭什么“铤而走险”，焦虑背后究竟能够解读出何种潜台词，北京的要读者诸君应该已有自己初步的结论了。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牛仔外交”的体现 （转载）

● 霍金斯（华盛顿）2006-07-21

　　美国最近在同“邪恶轴心”国家的外交斗争上，可以说是取得了一次胜利。胜利的原因不是因为华盛顿采取了单边和独断独行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和布什政府同其他世界强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联合国安理会在7月15日以15－0的票数，一致通过了谴责平壤试射导弹和制裁朝鲜的决议案。决议也“要求”朝鲜终止所有与导弹计划有关的活动，重回六方会谈。

　　不过，平壤依然保持强硬姿态。它抨击决议案是因为美国的“敌对”态度所引起，并在45分钟内就表示拒绝接受安理会的决议。

罕见的一致立场

　　这次的决议案，各国罕见地采取了一致立场。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华盛顿应该特别感激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的支持，这些国家时常在外交上同美国采取相反的立场。我们不难想象在通过决议案前，有关国家在幕后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

　　对朝鲜来说，即使是经过妥协后的决议案（不包含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条文），也代表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案是在圣彼得堡八国峰会开幕前达成的。这显示有关国家是可以同心协力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中东陷入由伊朗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暴力冲突，朝鲜也可能再次试射导弹之际，各国对安理会决议案的一致立场，显示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力并没有失去焦点，而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重要的工作。

　　在回答有关美国会不会在安理会提出针对伊朗的决议案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表示目前朝鲜是焦点所在，“迟些才会把注意力转向伊朗”。

　　美国怎么会突然间强调起焦点、需要优先考虑的课题、一致立场和多边主义呢？　　

　　最新一期《时代》周刊（7月17日）认为，这意味着布什政府的“牛仔外交”已经结束了。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最近的发展事实上让美国式的“牛仔外交”得到充分的发挥。

牛仔也需要合作

　　人们对牛仔的印象来自好莱坞电影。牛仔是单枪匹马、替天行道的英雄，专门铲除破坏社会安宁的坏人。电影上经常看到的画面是英雄骑马进城，开枪把坏人一一击毙，最后同救出的美女在夕阳里离去。

　　当然，这样的形象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美国开荒时期，需要的正是坚强、不畏艰苦的人。

　　牛仔的形象，同纽约和华盛顿闹市里的绅士截然不同。都市里的人毫无选择，必须紧密合作，不像牛仔那样可以独来独往。

　　然而，对于美国开拓时期的西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真正的牛仔一般上也是讲究群体合作的。牧场上的杂务很多，大家必须密切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好。除非没有选择，真正的牛仔是不会独断独行的。

　　联合国针对朝鲜的决议案，是15个安理会成员国协同合作的结果，美国并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发挥带头作用，我认为这正是“牛仔外交”的体现。

·作者Charles F. Hawkins是美国资深防务问题分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