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事务有雄心大志的国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战后几十年，英国由于国力不济，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外交政策只好寄生于美国之上，勉强维持着大国地位。

　　同样，法国也有力所不及之痛苦。但为了体现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法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做法，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自戴高乐总统开始，历代法国政府都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有意与之抗衡。与此同时，法国更借助欧洲的联合进程以及自己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努力扮演能够体现自我的角色。

欧洲大国重新审视自我定位

　　但是，近两年来，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双方的角色现状都受到了挑战。在伦敦方面，由于在世界事务中与华盛顿保持过于亲密的合作，使得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自主权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而在巴黎方面，由于欧盟政治和经济联合的进程近年连遭重挫，使得法国指望通过集体力量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目标，突然变得遥远起来。法国无疑依然雄心勃勃，但它热心投入欧盟事务的政策和努力，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两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虽然依然是“伟大的国度”，但却不再是“伟大的强国”。若以“世界大国”的身份来规划自己的外交目标，那自然就难以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

　　欧盟前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在其新著《Not Quite A Diplomat》中指出，历史的浪潮早已淹没了大英帝国的光辉。英国不再是一个重量级国家，其分量只是中等而已。因此，英国当权者必须从中看到确切的含义，否则，当其他国家都在为未来奋斗时，英国却把自己囚禁在历史之中。

　　事实上，法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假若GDP总量能够基本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那么，法国的国力在欧洲三大国中排名居末。不仅如此，法国目前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也更多，本来是指望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予以解决，但现在看来，至少在目前已无希望。

希拉克寄希望于中国

　　这两天，法国总统希拉克正在中国访问。很多媒体已经注意到，大批法国企业家也同时抵达北京，并且与中方签订了巨额商贸合同。西方不亮，东方亮。法国虽然不可能放弃欧洲联合的目标，但其目光显然正更多地转向中国。

　　在国际和国内不少事务中，希拉克总统近年来受到很多责难。但是，不能说完全出自主观上的好感，笔者始终认为，希拉克是当代世界政坛上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其难得之处，在于比欧洲其他领导人更有政治远见。

　　在前往北京之前，希拉克自己及其发言人数次向媒体表示，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中国今日之演变将极大地影响明日的世界。因此，法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能扮演多大角色，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有多大，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法国能否与中国建立特别稳固的关系。

　　法国是一个自尊意识和优越感非常强烈的国度，但其元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与另一个国家公开地维系在一起，这是极其罕见的。笔者过去所闻之一切，均是“法国的前途在于欧洲的团结和强大”。如今乍听法国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力，不禁心生感慨。假若“伟大”来自于谦卑，那么，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黄金时代”，是否还有去而复还的那一天？

　　英法地位的坠落，是欧洲整体力量下降的标志。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受到欧洲的抗衡，其作为唯一超强的地位似乎更加稳固。

　　可是，与此同时，由于战后国际格局主要是由欧美两端共同支撑，所以，当欧洲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在减弱时，美国所要担负的国际义务将更加沉重，其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会下降。

　　而从布什政府的很多言行和政策看，虽然现存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推动建立，但现在它却开始自我怀疑起来，甚至带头违背过去的承诺。美国将来又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不只是外界的疑虑，更是美国决策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公正形象达到近悦远来

　　希拉克总统抵达北京之日，正巧碰上中国政府纪念重返联合国35周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之强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然而，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年来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论上也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其面孔依然不够清晰。由于实力不够，影响力远非一言九鼎，所以，某些时候保持角色的相对模糊，在战略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朋友、信任和威信。希拉克总统在看好中国影响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全球雄心”存有疑虑，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这不能责怪别人，因为中国还有待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希拉克寄望于中国，绝不是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出现“美国第二”，想必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外交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还需要更智慧、更大胆地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要这样，才更有可能达到近悦远来的境界。而目前处于微妙状态的朝核危机，便是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会计花招

● 汉斯－沃纳2006-11-01

　　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应付全球化的影响以及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中都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困难。然而，丹麦、芬兰、挪威以及瑞典好像妥善地处理了这些挑战。

　　实际上，斯堪的那维亚（Scandinavia）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平平。1995年至2005年期间，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年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2.2%，低于非斯堪的那维亚的欧元区15国平均2.8%的水平。但是它们在人均GDP和失业率方面做得却不错。斯堪的那维亚的人均GDP比其他欧盟国家高出39%，平均失业率为6.7%，欧盟其他国家则为8%。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成功背后有什么秘密吗？其中的一个解释就是瑞典大胆地进行产品市场自由化，丹麦降低工资替代体系（wage replacement system）的福利以及芬兰的诺基亚奇迹。

　　但是，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部分地解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成功，对于低失业率以及很高的人均GDP水平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明了的解释，那就是政府在劳动力中雇用了很高的份额。当人们在私营领域不再具有竞争力时，政府工作好像就是就业的简单解决办法。

政府高比例雇用降低失业率　　

　　确实，给政府打工，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比例令人惊讶。在瑞典，政府工作占“依赖性就业”(除了自雇以外)的33.5%，丹麦为32.9%。平均而言，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里国家就业的份额在整个就业中占据32.7%。与此相比，非斯堪的那维亚的欧盟15国平均为18.5%。在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政府占就业的比例只有12.2%。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雇用造就了该地区的低失业率。而且，这也极大地造就了很高的人均GDP数值，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政府工作所创造的附加值也是GDP的一部分，尽管在市场经济中原本并没有这些产出。

根据国民收入会计规则，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GDP的贡献是根据政府支付的工资来衡量的，无论这些劳动是否富有成效或者是否有生产性。这样，与德国相比的经济表现差别，就可以用以下的话来进行讽刺性的描述：德国把私营领域的部分附加值成果征收为税款，用于失业救济，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则进一步给失业者提供一张上班的桌子，并且把失业救济计算为政府部门的附加值，从而成为对GDP的贡献。

　　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成功除了内含的会计把戏外，高政府就业份额还可能对解决西方经济体所面临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作出实际的贡献。

　　受到资本向低工资国家流动、专业化、工作外包甚至移民的影响，整个富裕世界国家的低技能劳工的平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都已下降。但是，出于明显的社会性理由，这些国家都不愿让实际工资下降。

　　如果它们想要维护低技能者或者动力不足者的收入，它们有四种选择。最佳的选择是让低技能者接受更好的教育，但这却是一个费时费事的过程，也无法提供短期方案。结果，在中短期内，只有另三个选择了。

美国工资补贴的策略最好　　

　　第一个选择就是通过最低工资法律，或者支付社会替代收入（social replacement incomes）来维护低技能者的收入，因为这也意味着对私营领域有最低工资要求。大多数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采用了这一策略，结果造成大量失业，因而没有效率，而且在财政上也难以为继。

　　第二个选择是支付工资补贴（wage subsidies）取代工资替代收入（wage replacement incomes），允许工资分散存在；而工资分散对于全民就业而不让低技能者收入下降是必要的。美国以收入税减免的形式选择这一战略。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长久以来大力鼓吹这一方法。

　第三个选择就是斯堪的那维亚途径。政府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维持了高工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的策略最差而美国的最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策略可以被认为是次佳。确实，让人们打扫公园、照看儿童或者在政府单位照顾老人，总要比像在德国那样无所事事强。即使是DGP被人为地抬高了，还是做了某些有用的活动。

　　但是，让市场来决定低技能和低动力部分的劳动力应当而且能够合理地制造哪些产品，可能更好，这也是美国的补贴工资方式。因此，斯堪的那维亚的花招虽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把戏，但也不是一个应付全球化挑战的值得推荐的策略。

·作者Hans-Werner Sinn是位于慕尼黑的Ifo经济研究所主任。

文章原题：Scandinavia's Accounting Trick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6年

美国“民主同盟”战略对中国的含义

● 郑永年 2006-10-31

　　最近美国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因此被广泛称之为“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

　　研究计划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由里根总统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Tony Lake)担任共同主席。这一研究计划历时两年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既跨两党，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报告一经发表，不仅引出了美国各方面的关注，其影响也很快传到了大西洋的另一端，欧洲。

集体创作21世纪的“X文件”

　　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的乔治·凯南给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X文件”的报告。凯南在报告中提出要对当时的苏联共产主义实施“围堵”策略，以保障西方民主自由的安全。以这份“X文件”为起源的美国外交政策主导了长达45年的美苏冷战。

　　现在冷战结束已经多年，美国还没有出现另外一位凯南式的战略家，而当今的国际局势又迫切要求美国制定一个具有凯南“X文件”那样具有宏观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国际战略。普林斯顿计划的组织者们因此希望聚合各方面的力量与智慧集体创作一份新的“X文件”，引导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战略。

　　报告指出，和冷战时期不同，美国今天不再面临像往日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其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并且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够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了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

　　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那样的组织已经临近破产，失去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必须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得它们能够适应当代的需要。联合国安全常任理事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把其他一些大国包括在内，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当得以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案都具有否决权。普林斯顿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报告建议，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宜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质的议案上，否决权仍可保留。

主张用“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　　

　　报告认为，要改革现存国际组织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些大国都会强烈反对以保持自己的否决权。因此，报告建议，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就干脆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联合国。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来对联合国的改革施加压力，但如果联合国在压力之下还改革不了，那么就取而代之。

　　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会对同盟内的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这些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同盟”就有义务干预。

　　“民主同盟”是这份报告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民主同盟”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

　　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是整合了欧洲的历史经验和美国的现实需要。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在1851年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同盟在保证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冷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国际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计划的组织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用“民主”概念综合各种战略长处　　

　　“民主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综合起来。例如，“民主同盟”既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用接触政策来诱导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既要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中国应当享有的国际空间，但同时也要诱导中国的变迁。

　　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括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一方面承认主权国家，但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义务的时候，国际干预就有了合法性，甚至是武力干预。

　　应当说，“民主同盟”的概念和以往的“民主联盟”概念很不相同。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在努力构建所谓的“意愿联盟”或者民主联盟。但很显然，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忽视了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但“民主同盟”的概念是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所导致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

　　普林斯顿计划要应付的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威胁。但其所设想的解决方法则是有违全球化大趋势的。成立“民主同盟”，当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同盟之外，内外有别。问题是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各国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再者，普林斯顿报告也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于观察。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这个计划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内外有别。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实际上已经大减，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民主同盟”的策略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以后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国际战略，“民主同盟”战略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果“民主同盟”成为美国的世纪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会是个严峻的挑战，包括贸易、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北京在动态之中

● 李慧玲

　　近十年来北京，眼前出现最多的就是一栋栋大楼的建筑过程。从东边到西边，从商业区到大学区，有时是打桩的声音，有时是看着一车一车的沙石从身边经过，有时是一脸尘土的民工。抬眼望去，总是一些陌生的仿佛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硬生生插在土地上的大楼刚刚竣工，另一些还在大干一场的工地，周围架起的广告牌，打着把工程项目说得新颖独特的标语。

　　跟我一样从外国来的朋友，似乎是被这样的一种动态吸引了，暂时不想回家。我们总是这样觉得，留在这里，好像才能看到世界在自己眼前发生。即便是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国共产党纪念长征七十年，怎么解读那些电视画面，谁谁谁的出现，谁谁谁的表情神态，共产党总书记“重要讲话”里的谋篇布局、遣词用字，那些看来是中国内部自己的政治，却又越来越和世界相关。

　　何况北京不是只看这些。我跟朋友在原来的酒吧街三里屯吃饭，他讲述新三里屯发展的规划，以十万米计的建筑面积，三里屯南北分别由香港和日本著名建筑师担任总设计师，南边的基调是时尚好玩，属于比较大众化的地方，而北边则是以高档奢华为主，北街的建筑都限定在4层楼18米高，那些原来在北京还没有找到整栋建筑专卖店的世界著名服装品牌，有好几家将入驻。区内的项目，请来了美国、日本、香港等几位著名建筑师在此处留痕。

　　朋友说得兴致勃勃，我则听得津津有味。这是处在动态中的北京。我们不是不知道还有这个那个的问题，不是都认同这些那些发展计划，比如我们还会想想这一带的交通已经不胜负荷，到时要怎么解决；京城重地对于“大”、“高”和“现代”的向往是不是也反映某种迷失与急切寻找自信的心态；这些外国建筑师纷纷都在北京留下自己的印记，就是标志着北京的开放与拥抱环球化吗？

　　但是我们不会不同意的是，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几乎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关键在于是否愿不愿意思变，想的人是想得“大”还是想得“小”而已。它在发展中不断会刺激人们去争论问题，不同的人确实会代表不同的利益提出不同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是不会闲坐观望，等着世界的变化平白地从自己面前经过。想得到物质满足的人谋划自己的前途，有精神期望的人追逐自己的理想，各取所需。很多时候人们也不是没有满腹不平，义愤填膺，但是总有人没有放弃地在不断尝试，不断遭到挫败，继续坚持。而因为这个社会的大而复杂，一些不涉及核心政治的问题，都有宽阔的自由讨论空间，有讨论空间，也就有改变的可能。

　　这样的弹性和处处潜藏的可能性，是北京吸引人的地方。我们有时似乎受不了这个地方的种种，但人们的参与感，不来自于别人铺排好一切，刻意制造参与的机会，也不是如何在美好的条件下构建完善无瑕的未来，而是在发掘问题和提出批评的过程中，用各自的方式一起寻找进步的办法。

　　另一位朋友周四载我到怀柔区的濂泉响谷吃烤红鳟鱼。这是逃避城市的方式，我们每人付了20元人民币到景区看瀑布。前面没有其他人，一路上只有确保我们交了钱买过票的管理人员。我们感慨在中国必须这样付费看自然风景，而途经潺潺流水过处，又总有些人工造景和杜撰传奇的小工程在妨碍自然。中国的旅游资源在没有很好地开发，配套旅游没有做好之前集于“市场化”，是来过的外国游人往往会感到惋惜的。

　　但是，开车出山时发现的休闲宾馆给了我们很大的欣慰。我们在那些“传统式”的农家饭馆旁边，看到三几家建筑有特色，而布置颇有雅趣、卫生条件应该比较好的宾馆，在半山上筑了一个个度假的小木屋，看起来都是城里人带些新的概念来开发的。

　　北京的问题还有很多，社会上尖锐的矛盾依然存在，比较起来这些山沟旁的小木屋和温馨的招待不是什么重大进展，而且还有些小资。但是改变正在从微处发生，事物或许都需要漫长的过程。而我和朋友学会的是如何生存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包容与享受被包容。在这里，连感情都是复杂而多重的。

落马官员多数“蓄养情妇” 权色交易算不算犯法？

● 韩咏红2006-10-30

　　权色交易算不算犯法？随着越来越多因贪腐而落马下台的中国高官被爆出“蓄养情妇”的丑闻，性贿赂是否入罪的课题再度引起舆论界讨论。支持者指出，权色交易已成为社会公害，有必要立法制裁；但法律专家则称所谓的“性贿赂”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容易混淆隐私、私德与法律的界线。

　　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现行法律和社会观念中对“贿赂”的定位过于狭隘，所谓“贿赂”被限定为“财物”。而从“性贿赂罪”的讨论被提出，显示中国传统的“贿赂”观，正引起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变得富裕，官员调动资源能力的提高，中共高干和政府高官包养情妇，日益成为凸出的吏治问题。

　　据中国媒体报道，“性贿赂”已成为普遍的行贿手段，并且呈现蔓延扩大之势。这这一背景下，有部分民众甚至人大代表认为，有必要立法限制“性贿赂”。

　　统计显示，近年落马的厅局级以上的官员，70%存在婚外情和包养情妇的问题。另有报道称，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做出惊人揭露：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人人有情妇。

　　中央政府今年6月掀开雷厉风行的反腐风暴，被惩治的地方大员和中央高官不少被证实或传出生活腐败堕落的丑闻。

　　据了解，在一些离中央较远的省市，甚至有官员充当情妇及其家人横行霸道的后台靠山。然而，由于中国法律将“贿赂”与“财物”相联接，相关官员被揭发后往往处以党纪政纪，不一定牵涉到国法。

　　支持制定“性贿赂罪”的人士并指出，权色交易的本质符合贿赂罪的特征。何况“性贿赂”有多次性和持续性的特征，对社会造成的多次性危害，这都是立法给予制裁的充足的理由。

法学专家：承认性贿赂有弊端

　　上述观点遭到多名法学专家的反驳。

　　据《法制早报》报道，在承认性贿赂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的基础上，中国法学界一批学者们及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为，性贿赂应该道德规范予以调整，将刑法的触角伸入到道德领域中去，有侵犯人权和隐私权之嫌。

　　学者们也指出，渎职罪中所包括的“徇私舞弊”“徇情”等情节，已足以惩戒有关官员。

　　该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高铭暄的观点说，汉语中的“贿赂”二字都是“贝”字旁，即指货币。所以“性贿赂”只能附属于财物贿赂，以此说明犯罪嫌疑人生活的腐化程度，不宜另设“性贿赂罪”。

　　事实上，这一场有关“性贿赂”是否入罪的讨论，核心在于中国法律与社会对“贿赂”的概念问题。

　　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国际反贪大会上，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伟发言时就指出，中国有必要修改和扩大对“贿赂”的定位。

　　姜伟指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的内容被规定为“不正当好处”。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构成受贿犯罪。

　　而根据中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贿赂”专指“财物”。构成贿赂的条件，还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姜伟说，中国的规定与国际公约不能对接，而且也造成司法部门在认定“灰色收入”的法律性质时感到困惑。

　　他提出，免费提供劳务、装修住房、提供住房使用权、出国出境旅游，都属于财产性利益。即便是安排出国留学、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所以不能因利益形式的不同而决定其是“贿赂”与否的性质。

至今，这场辩论仍在双方各持异见的阶段。

　　据观察，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普通民众到不同机关办事，习惯于建立人情，然后要求“通融”、“给予方便”。只要没有接受财物，法律难界定其贿赂性质，人们心理上更不认为是贪污。除了法律问题外，群众传统观念的修正，更是中国建立廉洁社会极需要冲破的困境。

国际上对“贿赂”的定义

　　各国法律中，对“行贿”和“贿赂”的相关定义：

　　日本的《刑法》第197条规定，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财物、艺妓表演、性服务等等，都可成为贿赂。

　　根据新加坡法规，提供官职、职业机会，给予其他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等，都属于贿赂范围。

　　美国《刑法》、《反歧视法》就明确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展望

● 于时语2006-10-30

　　即将于11月初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成为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关心的重要事件。这里有两个要题：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国会席位得失，及其对布什总统剩下两年任期中内外政策的影响。

　　各种迹象显示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占有全面战略优势，不仅大有收复1994年失去的众议院多数的胜算，甚至有望重占参议院多数。

　　这一前景使得媒体中充满布什政府和共和党失势的预言。路透社22日题为《如果民主党获胜布什面临政治恶梦》一篇评论，是典型例子。

布什与切尼“破罐子破摔”　　

　　这些论调不无渲染炒作的成分，但也如实反映了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后的必然政治现实：不仅布什成为彻底的跛鸭总统，民主党更可以利用在国会多数，展开对共和党各种“滥权”、“腐败”行为的正式调查，一报克林顿总统任上被共和党先调查“白水投资案”、再抓住白宫实习生性丑闻案穷追猛打的前仇。

　　但是《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同日的评论，题为《仅仅是中期选举》，却唱出反调：即使民主党获胜，也无法显著改变的布什政府剩下两年的内外政策。这一分析基于布什总统横竖不能再连任，副总统切尼又不想竞选总统，两人都可以“破罐子破摔”，再加上死不认账的顽固个性，而民主党又决无可能在国会赢得压倒性多数，白宫完全可能我行我素，“宪法授行政权于予，国会其奈我何”。

　　以上两种论点都有其道理。据笔者之见，这次国会中期选举的近期冲击并不显著，尤其是深陷伊拉克泥沼的布什总统实在已经是作茧自缚的跛鸭总统。真正重要的是选举反映的历史性趋向：布什总统代表的共和党“保守革命”盛极而衰。

　一项历史性原因是由尼逊创始的共和党“南方战略”成功之后晚来的报应：在近年全面接收美国南部原先民主党的广大地盘之后，北部的“林肯共和党”却日益边缘化，眼看大多要被民主党接管，预计是这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席位净增的主要来源。

　　这里原本还有一个南方人口高速增长的趋势，但是这主要归功于拉美裔，共和党最近借“非法移民”图谋短期选举效果，自毁长远利益。

　　另一重要趋势是中西部主张自由意志主义和“小政府”的传统保守派，对高举道德和“价值”大旗处处干预个人私生活的南部宗教势力，以及布什政府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的不满和幻灭，为民主党乘虚而入制造了机会。

　　在这些长期趋势和从伊拉克到共和党内部丑闻的短期原因下，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实在享有近代史上少见的战略优势，其胜利似乎可以翘足而待，大牌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便挖苦说：如果民主党人这次不能取胜，那么他们从政实在是选错了职业。但是以笔者之见，共和党仍然拥有很大的战术优势。

民主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这里的根本情况，是美国民主的低投票率，连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都可以不到一半，中期选举投票率更低，大多不到四成，平均十个选民中只有三个多会参加投票。选战的真正关键，便是两党基本选民各自的投票率。在这一关键上，民主党称得上先天不足再加后天失调。

　　先讲后天失调。这便是以郊区为中心的共和党基层组织机器的金钱和效率，远超偏重于城市的民主党组织。几十年前民主党利用工会以及下层社会关系建立的“铁票机器”，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而纷纷生锈，反过来却是共和党在郊外社区，尤其是通过教会系统，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组织机器，确保在关键时刻的票源。例如2004年布什连任，关键便是共和党在属于“圣经地带”的俄亥俄州郊外和乡间发掘了数万张额外的选票，使得克里功败垂成。

　　除了基层组织机器，共和党还有另一大法宝：昂贵的选民数据库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分析系统。这原本是超级师爷卡尔·罗弗在“肮脏战术”之外的另一专长，他对各州和各选区选民经济文化族裔分布了如指掌，共和党因此早就建立了庞大详细的选民数据库，运用最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预测关键选区的关键议题，做出竞选努力和竞选经费的最佳配置，把钱花在刀口上。据《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民主党直到近年才开始效法，可是受到经费和内部纷争制约，仍然远远落在共和党之后。

此外还有选区划分的“蜥蜴脚尾现象”，这在近年来因人口变动大而频频重划选区的南部也大多有利于共和党。

穷人投票率低不利民主党　　

　　至于先天不足，便是美国选民的投票率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低的越是不愿或难以参加投票。众所周知：高收入者倾向共和党，而低收入者正是民主党的重要主持者。共和党近年更在南部以各种方式增加下层选民投票的困难，许多州还有刑事犯刑满不能再投票的法律，更对民主党不利，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成年男性黑人的“坐牢率”高达三成。

　　民调显示民主党目前的民意支持远超共和党，但是这种优势完全可以被投票率的劣势抵销。例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选民的投票率超过81％，而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选民投票率只有48％。打个有点极端的比方，如果两者分别百分之百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那么民主党必须在民意支持上超过共和党几乎一倍，才能在选票上打成平手。

　　总之，民主党在这次国会中期选举中具有少见的巨大战略优势，但是共和党的战术优势会使民主党的最终斩获要打不少折扣。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泛蓝分裂公开化

［蔡逸儒］ （2006-10-27）

红潮倒扁不成，反作用力初现，各方不满转向，认为马英九应负部分责任，国民党北高两市候选人民调下滑，而蓝军方面在宋楚瑜参选之后，又传出“条件之说”，双方已经公开决裂。

　　亲民党立法委员刘文雄痛骂小马只是个会讲英文的陈水扁（骂的真是痛快），而宋楚瑜则痛责小马身边有些“害马之群”（成语改用得不错）。如果我们本着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的古训来看，前者的话是重了一些，后者则并非一无道理。

宋楚瑜、郝龙斌都欠一个说法

　　但是在指责小马之前，我们也必须客观指出，宋楚瑜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资格可以骂人。台湾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难道不要负相当的责任？想当年他和李登辉狼狈为奸，恶整政敌，置公理是非于不顾，和陈水扁三番两次眉来眼去，还说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实在够让人恶心。他又何尝给过民众一个说法或道过一次歉？

　　难怪许多台湾人民觉得，老宋虽然行政能力还算不错，但骨子里仍是一个机关算尽的政客，搞到今天这个下场也算是咎由自取，

　　同样的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郝龙斌。还记得当年笔者受邀出任新党勤政廉政委员，专责处分该党贪渎等狗屁倒灶情事。

　　当时笔者还曾亲口对郝龙斌表示，还好他没同意加入民进党政府，出任卫生署署长一职，否则笔者真不屑与之为伍。当时他满口表示不会，谁知他后来离开新党，任环保署署长。难道真的就像他所说的是以大局为重，为“国”服务为唯一考虑？后来2004年总统大选，也未见他为泛蓝效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总要给民众一个说法吧？

　　再谈马英九。过去几年。由于政治综艺化、媚俗化，使得政治人物言语重咸、重辣，语不惊人死不休。小马给人的印象则是温文儒雅、民主、清廉、法治、洁身自好，成了众人期盼的一股清流。

　　但是，台湾民间对小马负面的感觉也不是没有。小马出身美国哈佛，是国民党刻意培养的技术官僚和精英分子，民众认为他对民间疾苦的感受有待加强。而其择善固执、自信、自大几乎到了顽冥不化的地步，听不进劝告，没有决断能力。难怪有人说他只有个人魅力，但缺乏领导能力，只适合干个太平宰相。

马英九也要洗心革面

　　由这次红衫军倒扁失败所造成的后遗症看，蓝绿民众都对小马不满，北高两地国民党市长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就是一个表征。小马成了最大输家。马英九及其幕僚能力、魄力都有待加强，彼等和宋楚瑜一样都是机关算尽之徒。

　　马英九不要以为只要无所作为的让绿军继续腐败下去，蓝军即使没有洗心革面，支持者还是会投票给他。笔者奉劝小马及其幕僚还是少做这种春秋大梦的好。

　　学界许多朋友已经表示，如果马英九阵营不能坚守泛蓝的核心价值，在国家认同及民主改革、反贪倒扁方面不拿出具体、有效的方案，在必要的时候，大家不惜挺身而出，一起倒扁、反马。小马不要以为自己人品好、长得帅就能赢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这次倒扁行动过程中，小马阵营都有太多的政治盘算，让知情者心中有太多不满。而这种情绪当然会扩散、反映在北高市长选举上。李敖出马参选，虽然事属搅局，但其民调快速上升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单地说，马英九还是要坚持原有的信念与原则，少些短期算计和权谋，而要优先处理当前涉案的国民党籍县市首长，展现出自己的领导能力、魄力与决心，扩大幕僚团队，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广开圣听。唯有如此，才会有机会竞逐大位，否则一切都是镜花雪月、缘木求鱼。咱们是丑话些说在前面。

　　这些年来，在两岸关系方面，笔者常说大的不是东西，小的不是玩意。其实同样的标准亦可适用于台湾内政，在朝的固然不是个东西，在野的当然也不是个玩意，宋楚瑜固然让人厌恶，但小马哥看来也问题不少，最后倒霉的就是那些给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钞票的无知百姓。

　　猛然之间，笔者这才惊觉，除了极少数例外，无耻、无行其实就是政治本质，好人不能、不愿玩政治，一玩政治，非变成坏人不可。如果说政治的本质就是如此，所谓的理想、抱负、气度与视野都是骗人的鬼话。那些既不帮佣、又不帮闲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更该知所进退了。田园将芜，胡不归去？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6-10-26)

面对美国的制裁，古巴近15年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原则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墨西哥城记者胡加齐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今年7月底因胃肠出血而接受了手术治疗，在此后他康复期间，有关他病情的传闻就经常传播到世界上。10月上旬，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发表讲话时说，卡斯特罗正在逐步康复并已开始部分工作。

　　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革命胜利47年来一直牵动国际社会的目光。

　　由于深受国际环境和自然灾害影响，古巴经济多年来起伏不定，有过辉煌，也有低谷。今年第一季度，古巴经济增长率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2.5%。而这一成绩是继2005年经济增长11.8%之后取得的。

　　47年前，古巴革命胜利后消灭大庄园制，取消私有企业。从1961年开始，美国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针对古巴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靠制糖业和旅游业的情况，美国试图通过封锁能够尽快让古巴垮台。古巴虽然在初期扛住了美国的封锁，可是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依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古巴经济发展开始逐渐有了起色，经济年平均增长曾连续几年高达7.2%。

　　可是好景不长，1986年，古巴遭受严重旱灾。两三年后苏东剧变，这种形势使古巴经济形势开始急剧恶化。在1990年至1993年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4%。为此，古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对外资开放部分生产部门，为走出经济危机，恢复生机奠定了基础。此后几年间因受自然灾害影响，增速时高时低，经济总的来说还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到2005年古巴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目前，古巴经济还处于恢复过程，未超过1989年发展水平，改革开放步伐还不够大，但毕竟意味着古巴已走出了90年代初的最困难的时期，经济逐步搞活了，市场也趋于多样化，工资不断提高，供应不断改善，商品种类不断提高。

　　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古巴已经迈出坚实的一步。以往古巴制糖业长期以来“唱主角”，采矿业和烟酒业作为补充。但到现在，经济结构日趋多样化，旅游业已取代传统制糖业成为支柱产业，服务业、建筑业、制药业等也蓬勃发展。就像古巴官方说的，去年取得经济高增长，虽然没有很大地改善百姓生活水平，但意味着古巴“经济大变革”的开始，为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始创造条件。

　　古巴经济近年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旅游业的高度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古巴历来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作为地处热带的岛国，古巴白色的沙滩、旖旎的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都是吸引世界各国游客的法宝。革命前，古巴本来就是美国人的休闲旅游胜地。革命后，旅游业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自1991年古巴将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后，旅游业是古巴最优先对外开放的，它符合古巴政府制定的“先对外、后对内”的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原则，即优先考虑尽快能给国家带来大量外汇收入的行业。近十几年来，古巴旅游业以平均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来古巴的外国游客人数2005年已达到230万。目前，旅游业已基本成为古巴经济支柱和达到创汇大户的目标，也是古巴最具活力、最具潜力、最具推动力的行业。

　　古巴政府至今仍坚持“社会公平”原则，主张全民“共同富裕”，抵制其他拉美国家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完全搞市场经济，反对财富分配两极化，仅局限于适当拉开工资收入档次。为此，古巴的改革开放，仍是有限度地改革开放；处于尽量扩大创汇范围，如发展旅游业、出口贸易、医生和教师劳务输出、生物医药业、石油开采业等。

　　古巴重视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一直实行国家配给制度，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均由国家免费提供。在提高本国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古巴还利用在这两方面的优势，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教师和医生劳务，出口医疗领域的高科技成果，换取一定的经济援助或赚取一定数量的外汇，两者兼顾。

　　从总体上看，古巴经济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其次是制糖业、医药器械业、采矿业等出口创汇行业，其它行业也将逐步改革开放，但目前还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较长的时间内，古巴仍将利用所创收的外汇用于发展民族产业，进口所需物品，解决国内在交通、住房、食品、供电、建材等领域出现的迫切问题，逐步改善国民物质生活水平。

日本“持核论”趁机抬头

● 黄彬华 2006-10-26

　　朝鲜发展核武，在现阶段还没有真正的军事杀伤力，但一旦成为核武国家，危险性会大增。难怪连它最亲密的邻国中国，现在也对它敬而远之。

　　更严重的是，朝鲜有个长期鄙视它的强邻日本，原本就在一步步重建军事大国工程，这次受到朝鲜的刺激，“持核论”再度抬头。

　　朝鲜发展核武带来的祸害，除了威胁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还有更长远的影响是，骨牌效应会蔓延亚洲，美日安保体制可能崩溃。因为日本一旦拥核，民族主义气焰必然高涨，不仅会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还会形成美日分道扬镳的局面。

　　“持核论”其实一直在日本徘徊。作为唯一的核武受害国，日本人的反核情绪是深而广的，但有一股暗流要把日本改变成“正常国家”。

　　为了成为“军事大国”，日本一股势力正着手废弃“和平宪法”，另一股势力则重提拥有核武的必要性。保守政客虽然外表窝囊，行政效率低，但却有超凡的毅力和耐力。他们架空和平宪法，组建强大的武装力量，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甚至将修宪议程列入自民党党纲。接下来，“持核论”抬头是必然的。

反向诠释宪法精神

　　朝鲜核武实验之后，新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声明：“拥有核武器并非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无核原则不会改变。”人们对安倍的声明，一方面是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直觉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而日本舆论界也半信半疑。法新社大胆批评：朝核实验将诱使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同时打开发展核武的最后禁忌。

　　日本早已具备制造核武能力，现在的困境既不是技术，也不是原料，而是政策选择。

　　10月15日，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东京《朝日电视》政论节目中表示：“宪法并没有禁止日本拥有核武，何况拥核可以降低日本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因此，日本应认真讨论该不该拥核的问题。”这是“持核论”的显著抬头。

　　同台参加讨论的公明党政调会长齐藤铁夫，当场提醒中川：“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就算是议论也不行，因为那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

　　日本主流媒体也纷纷作出反应，例如《朝日新闻》评论道：“日本要拥有核武器，必须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攻击的国家而呼吁世界彻底废弃核武的立场将不复存在。”

　　10月18日，外长麻生太郎又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出回应说：“邻国已经拥有（核武）时，我们不研讨、不交换意见，这当然是一种思考方式，但我认为就此展开讨论也是很重要的。”

　　麻生不可能不知道，世界早就以怀疑的眼光在看日本，自民党两要员却一唱一和，显然是要混水摸鱼，至少也要把“持核论”炒热起来。

赖斯急忙前来灭火美国国务卿赖斯此次东来，一是推动制裁朝鲜决议的实施；二是要对日本软硬兼施，阻止“持核论”蔓延。赖斯的灭火措施，终于使麻生改变态度。他改口说：“政府绝对没有考虑需要用核武器来武装日本。因为赖斯已向我们作出保证，日美双边同盟关系将毫无疏漏地运行。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不需要获得核武器。”

　　这种表态是意料之中的。日本盛行所谓“模糊决策”战术，就是基本方向确定后，通过迂回疏通，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最后以全民共识方式来推行。日本人称这种政治手段为“根回”手法，就是移植大树之前，先在大树周围挖泥松土，最后连根拔起。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有人在谈修宪，虽然没有人行动，但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有人把它列入议程。这次的“持核论”必然也要经过这个程序，因此，未来“持核论”将成为日本流行词语。

　　再有是日本人擅长玩文字游戏。“修宪”一词过去是禁忌，因为主张修宪就意味着要废弃“和平宪法”，改变国家发展方向。后来，悄悄出现“议宪”、“创宪”等新名词，目的就在冲淡“修宪”给人带来的冲击力。现在，护宪的声音已经式微，修宪也就正式列入了自民党党纲，公开主张要在五年内完成修宪任务了。

　　中川和麻生的手法同样是这样。由于“拥核”是敏感词语，因此他们借口“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不能议论”，为拥核主张鸣锣开道。部分人主张拥核，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军事大国的必备条件；另一部分人抗拒核武，是因为有过广岛、长崎之痛。

　　日本是个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国家，是一个容易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民族，一旦迷信某种“理论”，便会不顾一切往前冲。前面提过，日本人惯用迂回的“根回”手法，开始时仅是一般的议论，后来就变成是共识，最后成为全民服从的方向。就像修宪一样，当“持核论”没有异议的时候，拥核就顺理成章了。

不适宜核威慑战略

　　但是，不论日本如何借口朝核威胁，其拥核目标还是受到诸多制约。一是美国的制约。美日安保条约不仅是要给日本提供军事保护，包括核子保护伞，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日本来制衡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其他国家。日本一旦拥有自己的核武，必然会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不仅担忧其全球战略崩溃，也担心再度面临日本的军事威胁。

　　二是国际大环境的制约。其一，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改善与邻国关系，核子武装必将增添新仇。其二，日本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必将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

　　三是日本国内的制约。其中，一个是人的制约，另一个是制度的制约。日本是唯一受过核攻击的国家，人们至今仍谈核色变，要日本人接受核武，除非这一代人已经记忆消失。其次是，“和平宪法”、“非核三原则”都已经制度化，除非彻底废弃，否则很难实现“拥核”野心。

　　四是战略的制约。日本要拥核，必须考虑其合理性。日本四面环海，国土狭小，人口稠密，城市集中，都使它无法抗拒核子报复。日本政府已做过多次研究，结论都是不适宜使用核威慑战略。

2008年民进党岂肯下台？

● 石之瑜 2006-10-26

　　民进党执政六年，没有兴利，主要靠分配预算在酬庸，或直接拨放，或采取补助，或号称工程款。更重要的，是陆续变卖“国有”企业与行库，透过各种间接回馈，主其事者及其佞信在法律边缘自肥。任何人堕落至此，岂还容得换党执政？

　　狂挖公家墙角所造成的资源流失，都属于不具备生产性的移转性支出。如果有朝一日不执政了，这些失去生产性、惯于靠吸噬台湾的“国家资源”制造出来的寄生势力，要何以牟利，何以维生，何以自处？

　　只此一点足可断定，在2008年，民进党绝不容自己赖以维生的寄主易手。

　　若执政团队只是不能提供服务，那也许算百姓知人不明，但若进一步以汲取“国家资源”为能事，以掏空公库为职志，那就是执政者缺乏天良。犹有甚者，他们若还纵容家人共同参与，主持买空卖空，巧取豪夺，则无异是丧心病狂。

　　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后，怎能想象或容忍自己可能不在其位？

在野党真正危机是逃避心态

　　相对于此，面对台湾遭到掏空的在野党，始终无法因应民进党在法外逍遥，一味在体制内找出路。即使司法机关备受统治集团牵制，在野党依旧寄望将来自己上台后，仍可将贪污集团绳之以法。

　　大概他们过去执政经验太丰富，为民兴利有道，因此完全不能体会一个根本不事生产、只顾汲取与消耗的统治集团是什么心态，于是以为选民既已认清统治集团贪腐，届时自会用选票支持自己。在野党的等待心态不无历史背景，一方面是他们不敢直接挑战民进党，以免民进党诉诸台独，让本来只想挑战贪污的在野党，看起来像是反台独。这对于在选民中居绝对少数的外省人所支持的在野党而言，总觉得自己要是沾上反台独，便会遭本省人唾弃，就等于宣告政治死亡。

　　在野党常批评民进党分化省籍，但显然他们内心也以为本省人多半支持台独，否则，在野党何必担心自己反台独就一定被本省人唾弃？

　　他们一再嘲弄那些台独基本教义派愚昧无知，质问说：怎会为了台独，居然容忍特大贪腐集团的统治？不过，他们与自己指为愚昧无知的基本教义派一样，对特大贪腐事件低调因应，为的只是避免成为他们想象的台独的箭靶。

　　在野党除了不敢挑战民进党，另一方面也不介意只当在野党，因为他们每人各有后路。在野领导或立法委员多有家族企业，不然就是可以返校教书的博士，再不然也有能力在媒体开创事业。所以就算真的政坛混不下去，还有其他生产技能。故他们不必在政治中拼命，就算有机会贪污，也不会没命捞取，只会当成外快。

　　再一方面，是他们既然对台独没有强烈感情，也就安于“中华民国”体制的现状，无形中就会顾及体制最起码的生存能力，则在汲取“国家资源”时，往往有所节制。

　　这最后一方面与民进党截然不同。民进党虽然三不五时提提“中华民国”，但本来就痛恨中华民国的他们，愈讲当然内心愈气愤，则不但掏空中华民国时，不会疼惜，甚至处心积虑颠覆摧毁之，以致贪污竟是在替台独立功！

　　朝野两党的情感差异，使在野党至今还体会不到，陈水扁及其羽众面对换党执政的可能，益感草木皆兵，股栗不已，并非在野党挑战得宜，而是陈水扁等人陷在被迫害妄想中，因此言行充满攻击性。

台独像酗酒，贪污执政像吸毒

　　如果台独对陈水扁而言像酗酒，则贪污执政等于吸毒。一伙人对执政权力日益仰赖，不能自拔，还变本加厉想继续扩张。唯一平抚他们的办法，是让他们对自己的生产性重拾信心，则他们不会恐惧下台后的空虚贫乏、死寂无光。可是对中毒已深，生产无能已久的人，这如同缘木求鱼。现在，谁要稍微接近政权，就被敏感无比的他们攻击到体无完肤。

　　这种精神错觉最近无以复加，连党内任何人稍微看似觊觎权力中心，都立刻引起所有其他人棍棒齐下。像苏贞昌想与民进党连串弊案有所区隔，立刻掀起党内同志恐慌，成为众矢之的。

　　民进党把政权当性命，把“国家体制”当敝屣；在野党则把政权当水到渠成的果实等待收割，把“国家体制”当避风港；前者在体制外无所不用其极，后者在体制里算选票。读者不难预期，他们的竞争最后会在体制里或外解决呢？

　　任何稍有警觉的选民如要确保自身安全，是会选择加入在野党成为箭靶，还是依附执政党远离箭靶，或起码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答案应很明显。就算现在不明显，到时候也会变明显。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