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三，美国政府负责苏丹事务的特使纳特西奥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展开的悄悄外交，正好与美国的制裁行动起到了互补作用。中 国一直在努力敦促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苏丹当局的立场最近之所以发生某些变化，中国的努力是“关键因素”。

　　针对西方政府和舆论指责中国政府姑息非洲的“独裁政权”，纳特西奥斯认为，在苏丹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太多，“我要坦率地说，中国的外交努力具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正随同中国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非洲，听到美国特使的这番公道话，当然感到很欣慰。代表团在西非国家加纳逗留期间，笔者出席了中国援建的加纳国防部大 楼开工仪式。在现场，我遇到一位健谈的当地高级官员。他对笔者说，中国正从一个旧有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新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这位高级官 员的评论，与美国特使纳特西奥斯的讲话完全一致。

　　最近一年多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有西方舆论对中国意图 的质疑，甚至不惜将“殖民主义”的标签贴在中国身上。还有一些国家借中非经济合作中存在的个别矛盾，来指责中国“支持独裁政权”、“漠视人权”、“对非洲 进行掠夺性开发”，等等。散布这些言论的人，不知道是否倾听过非洲人民的声音。

应该予以公平的评价

　　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关 系，是“和谐外交”战略的构成部分。“和谐外交”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是紧密联系的。中国希望在和平、合 作、发展思想的主导下，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文明的国际秩序，以和平方式对待争端和分歧，不像西方大国那样动不动就以经济封锁或武装制裁来要挟。

　　中国对非洲作出的贡献，全世界都能看到。去年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时，非洲各国元首的发言都可作证。

　　回顾英法历史，它们走过的经济强盛之路，正是非洲人民苦难和贫穷的一个原因。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多方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本身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援建坦赞铁路，在国际社会中为维护非洲人民的利益鼓与呼。

　　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对殖民主义记忆犹新，都有反对殖民主义的经历和经验。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比中国和非洲更了解什么是殖民主义，也没有多少国家比中国人和非洲人更有资格谴责殖民主义。

因此，中国不但不会步西方国家之后尘，以殖民主义的手段去夺取属于非洲人民的财富和自由，而且还要呼吁整个国际社会都和中国一样，以热忱和真诚去关怀非洲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非洲，不希望非洲继续贫穷落后下去。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能够带动整个亚洲与非洲的关系。当亚非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后，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种多赢的局面，是国际社会广泛需要的。

　　笔者相信，中国与非洲都希望在建立和维护新型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对于中非目前的合作，国际社会应该公平地看待和评论。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道路，所以国际上的正义之士都应该乐观其成，而不是故意予以妖魔化。

·作者是旅居香港的投资银行家，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全球化呼唤深谋远虑的政府zz

　　世贸组织每年公 布的报告，有着对世界贸易的整体分析和世界各国的贸易统计数字和排名，因此，备受各国政府瞩目是预料中事。传统上一直被人相提并论的“亚洲四小龙”中，曾 经独领风骚的台湾，去年的商品贸易总额为4270亿美元，在全球贸易的比重，较2005年减少了0.1个百分点，排名世界第17。香港第11，韩国第 12，新加坡则排名第15。台湾的贸易总额于去年被俄罗斯超越。

　　上述报告一出炉，很快就成为台湾媒体讨论的热点。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官员也坦承，台湾外贸竞争力的确已经下降，在成本与品质上比不上竞争对手。台湾外贸虽然每年有所增加，但是，像“金砖四国”（指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地的增长更快。

　 　事实告诉我们，这早已不是兔子和乌龟在赛跑的世界了。你跑的快，别人都在想尽办法要比你跑得更快并超越你。台湾人显然并没有看不到这样的竞争现实，只是 它前进的脚步受到了诸多政治纷扰的羁绊。有些评论员说，台湾现在犹如温水煮青蛙，好危险。然而，当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只忙着为选战而互斗及内斗的时候，有谁 还有余暇顾及长远的和整体的经济发展策略呢？

　　把焦点拉回新加坡。上述经发局的“国际咨询理事会”正是为协助制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策略 而设的，理事会实际上就是个政府的经济顾问团，其成员是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的各主要行业的翘楚及领军人物。新加坡要借助的是他们的经验、专长、眼光 和视野，要借此拟定的则是长远的发展新战略。这个战略也已经成型，简称“寰宇·新加坡”。

　　两相对比，对照强烈，也凸显不同性质和水平的 政府，对一国一地的经济发展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影响是如此的巨大。民主化和市场开放，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但全球化的过程呼唤的并不是软弱的政府，更不是低 能和贪污腐败的政府。反之，全球化呼唤的是强大、稳定和深谋远虑的政府。因此，一个弊案缠身的总统，一个“四大天王”忙于争夺2008总统候选人出线权的 执政党，眼见台湾竞争力日益衰退而无暇顾之并不奇怪。小龙尚且如此，等而下之被列为“失败的国家”者就更不必说了。

　　从过去所遵循的“东 西结合”战略，新加坡政府经过多方集思广益，现在凝聚出新的“寰宇·新加坡”战略，突出了深谋远虑的特点。在一个群兔赛跑的世界，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日益激 烈的国际竞争，这是确保新加坡要继续跑在前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更值得赞许的是，新的战略很明确的把经济发展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赛跑”不是盲目 的，而是为了一个生活的目标：使新加坡成为一个生活、学习、工作和游玩的全球胜地。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全体国人同心协力追求的。

中国要持续崛起还缺什么？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动荡，但美国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平稳崛起。回溯百年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国力持续提升的历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正走在振兴途中的当代中国。

　　就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点看，现在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多可比之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依然落后美国百多年，而是说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现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也都曾出现过。

　　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期远未完成，各种崭新的课题还在纷至沓来。当前和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核心课题，就是确保转型期平稳不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当初向工业化大国过渡的经验和教训中，也许能够找到可资中国借鉴之处。

经济膨胀带来相同的社会问题

　　美国在1880年前后进入城市化阶段，经过大约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以此为界碑，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异常艰难而漫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年，但现代化步伐不仅没有跨越“三农”问题，而且还长期被这个问题所羁绊。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虽然给人以希望，但曙光依然渺远。

　 　尽管如此，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与美国崛起之初颇为相似。从1897年至1911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两倍；1897年至1912年，美国的全 国储蓄增加了五倍；1900年至1912年，美国全国的财富总量翻了一番。而与此相似的是，至少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外汇储备 等等，都连续大幅度增长或者翻番。如同美国当初一样，中国也展现了大国崛起时的磅礴之势。

　　然而，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威胁，使现代化进程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中。美国曾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并且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目前正在被考验之中，能否平安渡过，正是中南海领导人为之寝食难安的问题。

　 　美国在崛起之初，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众多而庞大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恐怕不次于现在中国的情形。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多数人陷入了穷困 状态。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里超时劳动，报酬低廉，前途不保。而与此同时，大企业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被企业所操控。

深入人心的社会进步运动

　 　针对这种局面，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前十多年，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进步运动，史称“进步主义” （Progressivism），目的是扼制大企业的权力，结束商业垄断，铲除政治腐败，寻求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 义。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这场社会公平运动持续很长时间，各领域和各阶层都卷入其中，但却没有带来社会的震荡，而是真正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与进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这场运动深深植根于美国特有的务实哲学中，运动者希望诉诸政府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试图颠覆既有秩序；二是政治 领袖参与其中，包括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塔夫特都人曾亲自主导和推动。

　　中国社会现在面对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政治腐败、贫富差 距、社会不公以及环境恶化等等，都对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成了极大挑战。胡温体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美国当年的社会进步运动非常相似。这是一种 历史的巧合，但其结果又会如何，既要看当政者的决心，也要看整个社会是否配合。

　　美国那场进步运动的最为可贵之处，不只在于缓解了社会矛 盾，更在于把“进步意识”变成了宗教般的全民信仰。“进步的教育”、“进步的医疗”、“进步的企业”、“进步的工程”、“进步的资本主义”、“进步的美国 主义”、“进步的社会科学”，如此等等，这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普及运动凝聚了全民的意志，增强了全社会的向心力，更使美国人增强了归属感。

　　假若中国的“和谐社会”也能成为宗教般的全民共识，那么，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就有可能得到化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也就能够和谐相处。

对制度的信任不可缺少

　　美国从开始崛起到屹立不倒，这个进程中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有一个不变的进步理想，并且对现行制度坚信不疑。在中国，虽然近代以来的强国之梦从未改变，但迄今为止却没有出现一个使人民坚信不疑的制度。这是中国追求持续发展目标时必须正视的最大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千疮百孔，但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资本主义在欧洲陷入艰难困境，并非仅仅是因为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债务，而更是因为人民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秩序失去了信任，对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没有信心。

　　而在美国，股价在上涨，消费需求在膨胀，但消费品价格几乎没有波动。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人对“美国进步”理想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活力与稳固充满信心。

　　在“大 萧条”最为深重的时期，德国几乎有一半选民投票支持立场极端的政党，而美国激进政党所获得的支持极其微弱。在国家困难时期，美国人出奇地易于管理，愿意与 政府配合。即便生活困难，数百万人突然失业，但美国社会整体上依然给人以乐观的气氛，对制度的信任没有放弃，对进步理想的信念没有削弱。

　　对中国社会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就是一场突发事件可能会导致全盘大乱。人民对现有制度是否坚信不疑？各级政府的能力和诚信是否值得信任？在灾难降临之际，人民是否愿意与当政者同舟共济？这些都是执政者必须经常思考的问题。

最不需要未富先骄的心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力空前旺盛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几个特殊的现象。一是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人民不希望卷入任何外部冲突；二是宗教信仰极度昌盛，教会人口急剧增加；三是“美国意识”和对国家的自豪感异常强烈。

　　这些现象之间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实际上却与“美国进步”的思潮密切相关。越是发达，越是富裕，就越需要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这一点，同样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在崛起，这是事实，但远远还不是强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最不需要的是未富先骄的自大心态。不论是对待自己的国人，还是在外交事务上，都应该如此。有些人以为中国现在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低，但只要了解一下百年前的美国，人们就知道中国还差之甚远。

　　早在19世纪末，世界上就出现了“美国化”趋势。一是美国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受到推崇，即便是富国的国民也都以使用美国产品为荣；二是美国的政治模式纷纷被老牌政治大国所研究和模仿，包括法国在内；三是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批大批地涌向美国。

　　与上述现象相比，中国现在的产品、政治模式和社会制度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显得一目了然。因此，中国若要持续进步，就一定要看到并且承认自己的不如人之处。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员

我们走进了谁的“新时代”

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是社会公正、公平、正义，关心的是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关心的是住房、养老、医保、教育，关心柴米油盐。我这个人经历了毛泽东时 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一不小心走进了“新时代”、现在当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从社会公正、公平、正义相比较“新时代”是最差的时 代。举个例子据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巴德年、原广州医学院院长钟南山等九名医学界院士，3日11日联名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怒斥卫生部等部门淡忘了 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推行的医疗改革导致中国的卫生公平性在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他们建议下届政府设置国家人口与健康委员会，及早颁布实施《保健法》，快速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就是混乱不堪的“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高干的子女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一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到底是谁的“新时代”？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搞房地产、搞开发区为名疯狂掠夺城市平民的房产、农民的土地，只给微不足道的补偿，肥水进了那些贪官、奸商的腰包。上海就曾经发生了因为要赶走所谓的“钉子户”故意放火烧动迁户的房子，造成两位老人活活烧死的骇人听闻的惨剧。上海有律师为动迁户辩护，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判刑入狱，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据报道上海原房产局的副局长被双规，可以说是大快人心。此人虽有三十几套房子，我认为在上海的贪官里头还是 小鱼，还需要打老虎。据传原来上海的“陈大书记”有几个亿的来历不明的财产，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社会是需要稳定的，但是稳定压倒一切，千万不要稳定了腐败集团压倒了弱势群体。 

　 现在以胡锦涛先生为首的执政团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非常好也是广大民众所希望的。党内的民主、党内的制约是当务 之急。我的感觉地方上的一把手权力过大，许多地方形成土皇帝、形成各路诸候，拉帮结伙、任人为亲、你贪我贪大家贪，形成腐败利益集团，有些地方己经形成针扎不进、水拨不进的独立王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困难重重。现在也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是广大民众支持建设和谐社会，关心民生的理念深得人心。其次是党中央坚持 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再次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先生伟大的榜样。建没和谐社会、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水到渠成。 

　 上海龚志伟

两地官

● 李慧玲

　　进入美国国务院前的重重安全检查，感觉几乎就跟登机一样。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九一一后才开始的。我们这一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岛国的，全都遵照各种指示行事，规规矩矩，没有第二句话。

　 　见国务卿赖斯的前几天，负责的官员和带领我们的行政翻译人员千叮万嘱，要我们每一小组决定由谁代表去向赖斯提问题。因为从全球各地来参加这个交流计划的新闻从业人员180几个，我们分了12个小组，人多，提的问题又不能超过30秒。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很多遍的是：“不要告诉我们你们要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想预先知道。国务卿也不需要预先知道。”

　　那最后的“不需要预先知道”，说得无心，我在北京工作过，听来特别有感触。工作人员紧张，是从后勤工作的角度出发，要确保在人多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混乱。但他们不是要进行审查，限制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他们也不需要事先准备答案，没有要像做戏一样预 先彩排——如果要做戏，那么或许他们习惯于在原来演绎多遍的桥段上进行即兴创作。

　　赖斯来之前，同样的那个会议室里是四位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跟我们进行交流。他们就坐在赖斯后来用的讲台旁边。赖斯在他们离开后大约20分钟到来，进场也没有什么全体肃立和鼓掌，她不是以什么权威性人物的身份站在那里，就是在这个任期这个时候，她做了美国国务卿而已。

　 　赖斯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婓逊（Thomas Jefferson）带头，在简短的开场白宣扬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新闻工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即刻就进入问答时间。这些“不需要预先知道”的问 题，其实她必定猜想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问他们关注的问题，而牵涉到美国对地区政策的答案，想必她已经回答了很多次了。胸有成竹，她更放得开去回答，语调轻松，掺入一些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使到答案更不样板化，甚至偶尔带些哲理。在回答美国同拉丁美洲的问题时，她谈到总统布什最近的访问，补充了在许 多新闻画面里没有见到的情景，也反映了美国领导人自己面对新闻自由的困境。她说，“你们在新闻里看到的20个示威者是真实的。你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当地的 镇上，数以百计的人们到广场上用自制的牌子欢迎总统，万人空巷”。这时，她语气平和地“顺带一提”，“作为记者，我认为你们的责任是给予完整的信息，而不 只是根据一个点说有示威者。当然啦，那里肯定有示威者，这是民主的社会，当然会有示威。但是那些自发的夹道欢迎，代表了总统在拉丁美洲享受到的温馨接待。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均衡报道。”

　　记者会进行到一半，轮到我们东亚组的代表问问题时，翻译机器出现了问题。赖斯在台上听不到同步翻译，先是站在一旁负责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迪娜从容地帮她换了另一对耳机，还是不行，赖斯随即跟在翻译室里的同声翻译员说，请他们出来站在记者身边翻吧。这 算是出的“状况”，但是除了翻译员有些紧张地跑出翻译室外，其他人都没有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工作人员直冒冷汗。

　　结束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还有代表的问题没有机会提，结果赖斯出门时被叫住了。她停下脚步，问明原因，为自己必须赶着离开道歉，这才走了。

　 　我没有兴趣特别说赖斯的好，但是这次交流计划中前面几天直接和国务院接触的过程中，第一件让我思索的是美国同行，或者笼统地说是比较接近美国式的同行，初到中国工作时所受的冲击。两地文化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外国记者采访的切身经验里，首先会形成怎样的观点？看待中国时，不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印象有多么深 刻，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许多外国同行的目光仿佛总是投注在宫廷里一般？是他们的成见，还是中国文化里的未曾改变？

　　在中国，领导 人或高级官员的接见，整个安排工作也是十分严谨的。但严谨的不只是保安，以人民大会堂的会见来说，哪个门进去，在偏厅等了多久后才能够进入会见的大厅，那里面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里平民跟高级官员之间的距离感。在大会堂里等候，空寂的卫生间里总还有个外地来的年轻服务员站在里头，往往让我想到小说里看过的小 宫女。而这份平民与官员之间的距离感有时更特别被放大，因为负责安排的那些工作人员，跟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距离感。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因此也要求采访的记者一丝不苟。

在北京工作过的外国记者都知道，在一些重要的记者会上，如果有机会问问题，要先把问题提上去。很少官员会脱稿演出，会个性化地对答，当官就是当官，是权威的，是终身的，是有个模样的。

天道好还

● 蔡逸儒

　　本月较早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澳洲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台湾无法走向独立，“因为美国不会支援”，“那代表战争”。现在陈水扁大肆操弄人民的心态以赢得选票，做法是欺骗人民，而事实上根本没路可走。

　　3月20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苏棣表示，签订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是值得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只要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法案，给予行政当局谈判的时间和空间，美台双方在有关投资保障、双重课税、政府采购方面将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不过“自由贸易协定不是解决台湾边缘化问题的唯一方法。”

　　一人谈的是政治，一人讲的是经济，但万变不离其宗，都牵涉到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贸政策。这和笔者一直主张台湾经济要全球化、民主精致化、安全区域化、两岸稳定化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哪需要学问？只要常识就能得到答案，但民进党政府就是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到最后受害的就是台湾自己。

民粹政治玩到美国

　　4月2日，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消息传到台湾，引来一片议论，咸认这将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台湾经济将更被边缘化。舆论质疑台湾政客忙于内斗，使得台湾遭遗弃。其实，除了眼前的问题之外，更大的隐忧还在后面。等到10＋3或10＋N自由贸易区在2010成立以后，台湾的处境才会更为凄惨。现在，大家都在忧心台湾将会越来越边缘化，这不但是个正在发展的事实，而且看来还成了个很难改变的趋势。

　　根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重点来，协议一旦开始落实，美国将解除韩国输美高科技产品的关税，三星电子将受益最大；双方工业产品的关税立刻减少90％，三到15年之内解除剩余关税；双方将扩大电信业、电子商务、音像产品的投资机会，而其整体效应将会使美国对韩出口每年增加190亿美元，而韩国对美则增加100亿美元。由于台韩双方发展程度、产品相近，这对台湾竞争力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各界为此感到忧心。

　　不过，台湾的财经官员及民进党智库学者天生异禀，能够见人所未见。先是经济部高层官员说，这对台湾农业影响不大，说不定还有正面效应；台湾纺织厂则可到中南美设厂，仍能享有输美优惠关税；虽然台湾传统产业输美竞争力将会受挫，但影响有限，GDP只会下降0.05％。经建会官员则说，受影响产值一年只有20亿美元，只占台湾对美出口总额的5％。言外之意是，台湾别怕、免惊，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果真如此？

把自己逼到墙角

　　更绝的是，民进党的外围智库负责人陈博志居然说，这对台湾不是致命的打击，大不了就是台湾经济一年完全没有成长。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何不食肉糜的典故。他说，美国不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封锁，所以台湾的政府、民间、媒体都该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笔者活了大半辈子，还真见到有人能够如此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这些人心里若真有台湾民众的福址，那还真是见鬼了。

更好笑的是，居然还有人主张，希望美国在台商会的成员支持台湾政府，要每人发一封信对美国政府及国会议员施压，早日和台湾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真是把台湾的民粹政治玩到美国去了，简直丢人现眼。 　　结果，美国商会给台北来个当头棒喝，说是台北只有政治口号，没有实质内容，台湾想要用美商作为反制中国的企图不会成功，美商不想被当成宣传品，台湾不要想逼美商在两岸之间做选择，等等。虽说商人在商言商，但看看内容，不知他们哪点说错了？ 　　写到这里，真要掷笔三叹。对于台湾的困境，若说中国要负责任，还不如说民进党把自己逼入死角，搞到绝境。一个不知国际政治，不了解区域经济发展走向的执政党，只会搞意识形态，擅长分化内斗，只懂得利用民粹，挑拨族群，考虑的全是眼前的政治、政党及个人利益，这样的政党能把台湾带到何处？如果说国民党贪渎、黑金，好歹人家还能把台湾经济搞得有模有样。民进党呢？ 　　看来，听听李资政、杨处长的诤言，台北当局还真的要全面检讨其两岸政治、经贸政策才是正途。继续搞那些哗众取宠的骗人把戏，玩得过今天，玩不了明天，这样下去只会搞得全民皆悲。 　　此时，笔者心里想到的是，有些谎言可以一时欺骗部分人，也或许能长时期迷惑许多人，但没有谎言可以永远欺骗所有人。天道好还，杀人者人恒杀之，骗人者人恒骗之，总有一天，他们得为其错误付出代价的。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型‘绿色’竞争力

● 伟达 　　西方国家在过去10年内开启了“信息技术新浪潮”之后，对下一波浪潮的原本预测，是在生物、纳米、人工智能及航空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新突破。 　　但目前的趋势已充分显示，以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废物利用及新能源和代用材料的开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绿色科技革命”，注定要成为下一轮新生产力和竞争力。 　　在这一方面乏力或者落后的国度，将面临自我束缚甚至打败自己的严峻危机。 　　这一轮绿色新浪潮充分针对地球生态演化的形势，呼应人类本身的生存质量要求。环境保护与能源革命将不再是经济发展的装饰性陪衬或附属性措施，而是将作为主流观念、科技和文化，登上时代的发展平台。 确保资源能源长远优势 　　就西方本身来说，其绿色战略包括了传统制造业的淘汰与外迁，在继续规范倡导节能和环保的同时，大力开发与“绿色”有关的居住、交通及日常消费的新兴产业与科技，借此改变人们长期的工业社会生活概念和习惯，以确保其水土、空气、植被和资源能源的长远发展优势。 　　“绿色”发展战略将尽力减小甚至扭转工业及后工业社会以环境能源为发展代价的消耗式经济，并以全新“顺其自然”的绿色再生式经济取而代之。 　　西方目前抢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后发赶上”之前，就开始启动一种更高层次概念的发展路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反”后工业社会思维，行为和技术的，这必将形成一种全新的竞争优势，并令其他国家和地区颇为措手不及，左右为难。 　　譬如以中国来讲，古时候认为靠自己地大物博，就能万世坐稳江山。近现代之后，却发现英国日本等区区岛国，凭借工业发展技术制造及体制效率，即可以随意对中国发动侵略掠夺。 于是中国开始沿着工业革命的道路迎头赶上，但时间进入1990年以后，又发现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准确、迅捷、高效及控制力，可成百上千倍地超出了工业时代的范畴，中国也必须作出及时的努力。 　　如今，在中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能源代价后终于充分铺开摊子，准备沿着后工业和信息高科技的路径大显身手的时候，具备“前发优势”的西方忽然一个战略性急转弯，走出了原先环保节能的战术局限，开始全面追求绿色再生发展模式。 提升到战略高度来实施 　　中国将怎么办？是迅速开始新的发展模式整合，还是按部就班前行？前者的总体前景合理，但对新投入和学习曲线的要求很高，操作不当容易形成半生不熟的情况；后者近期易见成效，但远期代价不堪承受，反而掉进“异化发展”的陷阱。 　　今天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污染，风沙和水质恶化等症侯显著，国家总体森林和净水资源的持续减少，其实已经在冥冥之中向中国敲响了致命的警钟。 　　为应对此种严峻局面，笔者以为，中国必须从战略上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长痛不如短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转变发展概念，推行“宁可为环保节源而牺牲短期发展，而绝不是相反”的新思维。坚决抛弃消耗式发展模式，即使这一代人暂时因此而相对贫困，也等于是为国家民族保持了未来的潜力； 　　第二，法律制裁为主，教育劝戒为辅，对破坏环境的组织或个人重手出击，严厉制裁。 　　将环保节能指标与官员的政绩品行考核直接全面挂钩，大力提倡“卫生清洁城市”，“环保绿色城市”，“再生发展城市”，争取在3至5年内从根本上制止环境、空气、水质恶化的危机趋势，为全面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体制，社会与文化基础。 　　最后，必须走出主要依靠政府及现有条件进行环保节源的旧思维，全面树立依靠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的综合监督、努力与科技发明创造实现绿色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方针。 新观念、行为与科技将最终决定这一轮“绿色革命”的成败，要将新型绿色科技的研发与普及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加紧实施。 　　“发展才是硬道理”有必要转变成“绿色发展才是硬道理”。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与战略研究和咨询

中美教育各有优势应该互补

● 朱易（洛杉矶）2007-4-17

　　中美教育交流己经有二十几年，不过一直都属于中国向美国学习的单向交流。在美国教育思想启发之下，中国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教育改革，其中一个是所谓的“素质教育”。

　 　中国的素质教育经历十几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4月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胡尔伯特（Ann Hulbert）的长篇文章《再教育》，报道了一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在哈佛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故事。这名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堪称是中国素质教育的亮丽成果。此篇文章被华文传媒广泛转载，可视为中国仿效美国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总结报告。

　　不过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中美教育交流终于从单向开始转向彼此学习。

美国的能力培养很成功

　　从1980年代以来，留美中国学生不断增加，这些学生给美国教育专家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数学能力十分强。不过，美国教育专家的这个感觉是相对的，因为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较弱，所以相比之下显得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很强。

　　实际上，留美中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并非个个顶尖，他们当中有些甚至为高考的数学科目发愁。但一到美国，他们却发现能够轻易取得好成绩。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美国的数学教育的不好。

　 　以全美最大州加州为例，高中毕业的数学考试题水准大概是十年级的。而十二年级的学生中，至少有百分之十的学生无法通过考试。在全美最大的学区洛杉矶学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五名候选人竞选学区委员一职，《洛杉矶时报》为每个候选人出了一道十分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结果有三人做不出来。而这道题的水准，初中 生就可以答上来。可见美国的数学教育水准之低下。

　　但是，令中国教育专家十分惊奇的是，美国学生的思想之活跃，创新能力之强，中国学生的确难以望其项背。曾有美国大型投资公司从中国顶尖大学挑选了拔尖的学生到美国接受培训，但当这些人投入实际商业活动时，表现却不如人意。究其原因，可能就 是因为传统的教育不注重独立思考和能力的培养，虽然书读了不少，但遇上实际问题却不知从何下手。

　　中国教育专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很早就开始进行教育改革，引进美国的教学方法。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所以若要把书本教育转变成能力教育，十分困难。

中国基础教育很扎实

　　与中国向美国教育方法学习取得许多进展相比，美国向中国教育的学习才刚刚起步，目前只能说是幼儿学步阶段。但是，许多美国专家已经明确这种学习是十分必要的。美国的教育界已经有这种认识。他们认为中美两国的教育就好像是阴阳两极，如果数学教育采取中国方式，创新能力的教育 采用美国方式，那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教育方式。

　　美国专家发现，中国的数学教育的成功之处在于十分注意基础教育，并把基础打实。而这点在美国教育中是十分缺乏的。因此，他们认为应该采用中国的方法，把数学基础打牢。

　　中美两国采取对方的教育方式存在许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是经费。美国中小学教育多采用小班制，而中国中小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却在50至60人之间，几乎是美国课堂规模的一倍。因此，要实施能力培养，几乎无法展开。

　　而美国教育专家也发现，如果美国的数学教育采用中国方式，那么他们就得对现有的教师重新培训才行。无论是减小班级规模，还是培养老师，经费是少不了的，这也是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

　　无论如何，中美教育专家已经认识到各自的弱点，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正是对方的长处，这种认识正是由于教育交流后所取得。因此，随着中美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强，教育的交流也会越来越紧密。这必将创造出全新的教育方法，用于培养新时代的人才。

·作者是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