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没有履行援助诺言

2007-04-27

● 杰弗里·萨克斯

　　千年发展目标是全世界共同商定、旨在减少贫困、饥饿和疾病的目标。这一在2000年确定的目标，预期将在2015年实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半。目前，尽管为穷国增加援助的言论层出不穷，但是由富国组成的八国集团却没有履行这一诺言。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许多犬儒主义。在2005年的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八国集团峰会上，各成员国承诺，到2010年将对非援助增加一倍。峰会结束后不久，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小型的高级别会议讨论峰会的跟进措施。我要求提供有关每年援助增加规划，以及这些增加规划中在援助国家和受援国分配情况的数据表。

　　我所得到的回答令人寒心。“根本就没有什么数据表。美国坚持不要数据表。”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八国集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但是却没有实现目标的任何规划；实际上，却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不做任何规划。

援助金额微不足道

　　八国集团现在正遭受这种无所作为的苦果。格伦伊格尔斯八国集团峰会后的第一年，通过注销债务的具有误导性的会计数据，夸大了援助金额。这些注销债务大部分已经完成，数据就开始揭示黑暗的事实。那就是，与所有承诺相反的是，向非洲以及贫穷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基本上陷于停顿。

　　具体而言，从 2005年到2006年期间，除去注销债务，向非洲提供的总体援助仅仅增加了2%。实际上，除去注销债务，向所有受援国提供的正式发展援助净额从2005 年到2006年期间减少了2%。世界银行通常采纳援助国家的观点，但是它最近也承认，除了注销债务以外，“增加援助的诺言并未实现。”

　　八国集团的政府高官私下的反应是令人惊讶的。八国集团的一位高官告诉我说，援助的承诺只不过是谎言而已。我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是，这一观点所反映的犬儒主义却是令人震惊的。这说明了八国集团最高层进行讨论的本质。

　　如果基本经济学问题不清楚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都看起来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并没有在谈论无法实现的财政目标。实际上，这些金额是微不足道的。八国集团代表了将近10亿人口，已承诺向非洲提供的援助从2004年的250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500亿美元。这一数字差额，只是富有的援助国家收入的1％到 10％！

换言之，今年华尔街所支付的圣诞奖金（只是奖金）就高达240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开销，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而这一战争所实现的只是暴力。所以，如果富有国家果真想要实现承诺，那么，八国集团的承诺是可以履行的。

八国集团

须表明履行承诺

　　八国集团要挽救其信誉，就须再一次明确表明它将会履行承诺，到2010年每年向非洲增加援助250亿美元。这样，八国集团政府内部的怀疑者，就能够理解其说法。而且，不像2005年那样，八国集团需要提出行动规划。具体的国家缺乏具体的承诺，令人对其在治理上脆弱的一面感到惊讶。

　　最后，受援国需要知道它们所可以预期的每年援助增幅，这样，它们就可以提前规划。增加的援助应当用于建造道路、电网、学校以及诊所，并且用于培训教师、医生以及社区医疗工作者。所有这些投资都有必要规划以及多年的落实行动。援助不能是猜谜游戏。援助必须是在几年时间里能实现的明确承诺，这样，受援国家就可以以合理和负责的方式使用援助。

　　当然，八国集团的部分问题，并非缺乏诚意或者政治意愿，而是基本的称职问题。美国政府并不知道非洲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多年来，美国的主要援助机构中的主要思想者和战略家大体上都走光了。而且，布什政府通过以私营宗教团体来派发援助的做法，已将提供援助政治化了。这些宗教团体是布什政府政治联盟的一部分。这就是何以美国大量的艾滋病援助，所遵守的是苛刻的宗教责难而非科学。

　　所幸的是，所需要做到工作并不复杂。非洲国家已经确定了它们在医疗、教育、农业以及基础设（包括道路、电力以及互联网方面）的高度优先投资。这些投资可以从现在起到 2015年有系统地增加，这样就可以让这些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规划已经提出，或者已经制订，就等待八国集团的资金到来。

　　现在是富有国家停止向贫穷国家讲道理、而是履行诺言的时候。八国集团的公民必须让他们的政府因不守信诺负起责任。

·作者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地球研究所主任。

文章原题：The G-8's Broken Aid Promise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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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国家能否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2007-04-27

● 王义桅（上海）

　　东亚国际关系的症结是国家身份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各自的发展目标未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作为过渡阶段，东亚地区急需要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不久前韩美FTA协议的签署，和美韩同盟关系的调整，推动了韩美战略互惠关系；中国总理温家宝对韩日的访问，确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东亚国际关系的时间维度

　　从纵向而言，东亚国际关系的和谐有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其不和谐同样有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各国国力消长导致各自心理上的震动和失调。

　　中国常常是从未来看现实——透支未来，兼之历史、文明优越感发酵，更有自大感，往往以教训口吻督促“小日本”正视历史。

　　日本则常常从小历史看现实——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亚洲的优等生，民主与现代化优越感往往使日本人看不起中国。现实中又以显微镜看中国，发现中国崛起问题多多，因而并不看好中国的未来。

　　韩国却常常以现实看历史，对现实大国的举动，常常表露其历史的无辜。日本在靖国神社和慰安妇问题上的表现，更唤起了韩民族对日本殖民史的回忆。韩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也是片面的历史记忆在发酵。

　　总之，从时间维度说，中日、韩日、中韩关系的纠葛是身份问题：或以“古代中国”藐视“现代日本”；或以“现代日本”俯视“现在中国”；或以“现实韩国” 警惕“近代日本”，形成时空体系的错乱。中日、韩日关系乱局，就乱在认识、心理没有聚焦。东亚国际关系纠缠于历史和心理，是没有自信、没有成为自己的表现，也是东亚整体上尚未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写照。

东亚国际关系的空间维度

　　从横向上看，东亚国际关系并非限于双边、三边范畴，而是受东亚格局左右，还有着广阔的时代背景，折射出当今世界的矛盾。

　　梁启超先生曾以“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描述中国的国家诉求。其实，日本也存在“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个层面，韩国也存在“韩国之韩国”、“韩国之韩半岛”、“韩民族之东亚”多层次诉求。这些都折射出各自国家的国家情结与理想。

　　中国人批评日本的狭隘历史观和民族心理，展示的是“世界之中国”风范，因为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昭示的是日本试图推翻战后体制合法性。中日东海之争，无疑是“中国之中国”对抗“日本之日本”；亚洲区域合作的中日主导权之争，又提醒我们“亚洲之中国”与“亚洲之日本”的较量；日本“入常”问题，则寄希望于“世界之中国”与“世界之日本”的磨合；朝鲜核问题，考验的则是“韩国之韩半岛”与“韩民族之东亚”观。

　　中韩急需调整自己的日本观，从“日本之日本”、“亚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层面重新认识。日韩也要正确处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关系，而非简单概之以“中国威胁论”。对于韩国的民族统一大业，中日都应理解和支持；同样的，对于中国的统一大业，韩日都应给予理解和支持。

把握中美日韩四边关系

　　中日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厘清中日韩战略利益。概言之，中日韩间的战略利益有三：相互支持各自国家诉求，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维持国际体系和平稳定。中日韩战略互惠关系的未来，就在于在这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

　　从世界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离不开美国。中美日韩国家意志、目标的重叠或矛盾之处，决定了三边关系的根本走向：实现国家意志的空间手段与方式选择——开放式合作还是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实现国家意志的时间手段与轻重缓急——远交近攻还是睦邻安邻。

　　中日韩和美国的关系，本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日韩间的重大共同利益之一就是同为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中国全面崛起，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最大障碍是美国霸权；日本正常化的最后障碍也是美国霸权；韩国要完成半岛统一，最终将处理韩美同盟和驻韩美军问题。但是，由于中日交恶、韩日龃龉，造成美国操控中日美韩关系的局面。

　　展望未来，理想的局面是，中国帮助日本正常化，美国支持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支撑美国霸权，中日美支持韩半岛和两岸统一；中日、中美、美日、美韩、韩日、韩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良性结构，吸引其他亚太国家在多边、开放、灵活的亚太经济、安全机制中互利共赢、和谐相处。

　　事实一再说明，中日韩间的战略和解就是相互承认未来的国家诉求和国家身份，妥善处理与美国关系，理顺各自在东亚和世界上的位置。只有在此基础上，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中日韩关系才能实现战略稳定。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苏联权贵共产主义的灭亡

● 王龙（石家庄）2007-04-27

俄罗斯前总统耶尔辛（叶利钦）病故了。按常理，关于他的功绩与过失，自有俄罗斯人和昔日的苏联人去点评，外国人没有必要多说什么。想不到的是，从4月23日克里姆林宫宣布耶尔辛病逝后，尽管俄罗斯老百姓无动于衷，但世界各国传媒却将之作为焦点话题。一时间，耶尔辛这个早已被人们淡忘的名字又跃入人们眼帘。能够获此“殊荣”，不仅其他国家前领导人绝无仅有，恐怕连耶尔辛本人到死都没有料到。

　　毫无疑问，耶尔辛在前苏联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使人类理想制度之一的“共产主义”在上世纪末受到了重创。他终结了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帝国时代，引发了东欧的剧变，导致了苏维埃联邦的崩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想象空间，人们开始了对共产主义实践进行彻底反思。

特权阶层享受一切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铁腕的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之后，其追随者赫鲁雪夫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土豆加牛肉”成为了苏联人最高的理想境界。不知道当时吃着“土豆加牛肉”的苏联人是否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但他们至少对赫鲁雪夫等人描绘的“宏伟蓝图”有雾里看花之感。

　　也许他们不怀疑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事实上，所谓“按需分配”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生活现实。耶尔辛在回忆录《我的自述》中的说法或可见一斑：“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

　　应该说，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委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耶尔辛，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算是知根知底了。从史料上看，前苏联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和特殊化，延伸到晚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弄权愚民、腐败堕落、为非作歹，这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由此可见，耶尔辛所言绝不是无中生有或恶意诽谤。

　　据现今可见资料证明，前苏联高层领导在物质生活上绝对是“享有一切”，他们与平民的工资差能够达到50倍以上，任何一位机关领导干部每月还都能拿到高于工资一倍以上的补贴，职位越高，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共政治局的成员已经达到了“各取所需”的程度，他们每人都有一张“特别存折”，其家属包括亲朋好友均可拿此存折到任何地方的中央银行随意支取卢布，国家银行与他们家的钱柜无异。

　　不仅如此，苏共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小白桦”商店，这些商店专为一些级别低的干部而设，就是为了让他们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为稳定官员的情绪而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求。干部享受特权，在苏共执政期间是明目张胆的行为，所以举国上下争权夺势之风日趋泛滥，裙带关系异常发达，人们都拼命往官员门下投靠。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享有特权的阶层就约有70万人，加上其家族亲属，几乎占到全苏联总人口的1.5％左右。

比权贵资本主义更卑劣

尽管苏共中央自诩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苏联人的工人、农民、军人，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资格享有这种幸福生活。正是这些占人口85％左右的真正国家主人，在看到耶尔辛带领坦克炮轰国会，苏维埃联邦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欢呼雀跃。就这样，一个执政70余年的政党顷刻作鸟兽散，一个雄踞于世的超级大国顿时土崩瓦解。 　　《尚书·大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中国古人在总结桀纣王朝灭亡时说的一句话。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垮台，反证了这一哲学思想的正确性，同时又昭示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真理：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砸烂封建主义的枷锁，可以冲破资本主义的牢笼，但在极权的官本位体制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绝大多数老百姓穷困潦倒、无法主宰个人的命运，而特权阶层则荒淫无度，以垄断的权力去掠夺一切，这样的“共产主义”比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加虚伪和卑劣。 　　美国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半，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如果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都无异于自掘坟墓。 　　从另一个角度看，为自己挽歌谱曲的当然是苏共，但致富的却是那些曾经握有重权的达官贵人，包括耶尔辛女儿塔季扬娜在内的如今大亨，哪个不是前苏联领导人的嫡系？在他们的眼里，哺育他们成为权贵的苏共，无论存亡荣辱与自己根本毫不相干，他们像一群吃狼奶长大的孩子，撕下“共产主义”的假面具后，露出的是毫无人性的真实嘴脸。 　　耶尔辛走了，带着生前不计其数的诋毁和赞扬走过了承载他的历史，同时也为人类的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享乐一切”的权贵共产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 ·作者是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

中国传统外交受到非传统挑战

2007-04-27

● 杜平 　　本星期二，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座油田设施遭当地200名叛军袭击，九名中国工人死亡，七人被绑架，油井设施被摧毁。这是中国海外企业及其工人近年来频遭攻击的最新事例，也是伤亡和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过去在发生类似事件的时候，人们都习惯地认为那些都是“偶发”事件，觉得并非是故意针对中国而来，更不会怀疑其背后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可是，从今年以来中国工人频繁遇袭的情况看，非洲对中国人而言，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安全和友善的大陆。 过去的安全感已经消失 　　仅在今年首三个月里，尼日利亚就连续发生了三起袭击中国工人的事件，前后共有16名石油和电信工人被绑架，两人至今下落不明。3月份，肯雅（肯尼亚）发生中国工人被枪杀惨案，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非洲访问。而此次埃塞俄比亚分离主义武装（ONLF）发动恐怖袭击时，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正在邻国肯雅访问。 　　也许这些事件在时间上都是巧合，但中国工人如此易受攻击，甚至成为当地各种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不能不令人有所思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应该促使雄心勃勃的中国企业今后必须更多地从安全的角度，去慎重规划“走出去”的战略。 　　与此同时，这次流血事件对中国外交也是一个崭新的考验，更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用新的思路，通过更多途径，去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配合中国的全球战略。 　　在传统上，中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为了赢得它们的信任和合作，中国政府几十年来都一直在进行各种努力，包括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在互利双赢基础上进行经贸合作，并主动为这些国家免除大笔债务，等等。 　　毫无疑问，这种传统的外交战略和手段在政治层面是相当有效的，在民间也依然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和赞赏。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人进入非洲大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已不再停留在友好与援助的层面；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也不只是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它们的支持与配合。不错，中国传统的非洲外交很成功，但在日益复杂的非洲局势和国际环境里，若只是把眼光放在非洲当权者身上，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就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 从未遇到的挑战 中国目前在非洲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所说的“非传统挑战”。中国企业所在的一些非洲国家都是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过去，中国在这些国家没有多少经贸和能源利益，所以完全可以保持超脱，但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要前往一个内乱不已的国家寻求利益，首先自然应该知道其中的风险所在。问题是，中国企业在冒险之前，是否做好了应付危险的准备？ 　　这次中国石油设施被袭击之后，埃塞俄比亚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声称，它们之所以要发动袭击，是因为中国与埃国政府联手，在属于它们的土地上“非法”开采石油。虽然中国政府历来非常谨慎，力图避免介入该国政府与反叛武装之间的争端，但结果还是变成了他国内部冲突的受害者。在非洲，此类非传统威胁不只在一个国家存在。这就说明，非传统威胁，已经成为中国实施非洲战略的重大障碍。 　　当然，中国不可能因为一次流血事件就彻底放弃开采石油的计划。问题是，今后如何确保安全，如何把这种代价降到最低水平，目前似乎还看不出有任何明确的方案。鉴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反叛武装一直束手无策，所以中国企业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完全寄托在该国政府之上。可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中国企业大规模进入非洲，还遇到其他非传统挑战。除了上文所说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反叛武装之外，激进的工会组织、人权活动分子、反对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似乎一下子全部变成了中国的敌人。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攻击的目标，与这种反华气氛并非没有关系。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非洲战略大肆攻击，在国际上不停地渲染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使得非洲的反华势力受到了鼓励。 “和平发展”之不易 　　中国企业和外交在非洲遇到的非传统挑战，是其全球战略在全世界所处现状的一个缩影。它不仅表明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是多么不易，而且更意味着，中国必须突破传统的外交思维，大胆尝试和不拘一格地开辟新的外交战略。只是靠传统的高层政治交往模式，只是用“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原则进行自律，已经不足以自我保护，更不足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发展战略。 　　对中国工人此次被大批屠杀的事件，中国官方和媒体似乎都在刻意地保持低调。这种处理方式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外交决策者也会乘势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或其他国际机构，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把攸关自身国家利益的问题，推到国际政治日程上的优先位置。 　　中国企业和全球战略才刚刚“走出去”，其海外利益受到各种威胁和挑战也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也许很有信心，不需要国际社会的同情、声援和帮助，而只是希望走自己的路，继续按照自己的模式，独自和悄悄地面对此类敏感事件。至于效果如何，全世界都在看。 ·作者是新加坡资深时事评论员

从龚如心遗嘱和遗产谈起

2007-04-2

● 张田勘 　　香港女富豪龚如心逝世后，其估价达千亿港元的丰厚身家花落谁家，不仅成为华人世界的话题，也是国际的焦点。而曝光于媒体的两份龚如心遗嘱，又为其巨额财产的归属增添了变数，有人预言关于龚的财产还会有另一场世纪之争。 　　香港《文汇报》4月18日披露的龚如心于2002年7月28日所立的一份遗嘱，内容是：遗产用于慈善基金，目的之一是要设立属于中国类似诺贝尔奖一类具世界性意义的奖项；同时基金董事会必须维护华懋旗下事业，使之不断壮大；基金也须供养与其争产多年的家翁王廷歆及家婆任玉珍，并要令其满意；同时也要照顾王德辉（龚的丈夫）的弟妹的生活，同时更要特别照顾王妹王德华的生活及医疗开支。此外，基金有责任帮助华懋集团的员工，鼓励他们不断进修及自我增值。 　　 第一份遗嘱较为可信 　　　　 　　4月20日，神秘风水师陈振聪在多份报章刊登广告，称龚如心在2006年10月16日订立遗嘱，将所有财产交由他接管。内容是：“我(龚如心)将本人的遗产余款，遗赠陈振聪先生，该等遗产余款，包括任何地方、任何种类及叙述的动产与不动产及其委任权，而且不论现时拥有抑或日后获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正是龚如心的两份遗嘱让我们能区分高下，并产生趋向性。前一份遗嘱给人的可信度不仅真切，而且可信。其根本的理由是，前一份遗嘱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伦理，也符合现代人的普世价值，因而深得世人赞许。 　　中国的传统人文价值取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利益和好处首先惠及家人时，还要普渡他人或众生。而龚如心的前一份遗嘱正是秉持这样的精神。最难能可贵的是，龚如心与家翁打了八年的官司，艰难地获得了胜利，在这个过程会心生怨气和不满。但是在她的遗嘱中，龚如心还是明确写明，不仅要用遗产的一部分来供养好与其争产多年的家翁和家婆，还要照顾好丈夫的其他家人，包括弟弟和妹妹。 龚如心未汲取遗产官司的教训 也就是说，龚如心既对家翁一家不计前嫌，又对老人尽到了孝道，还对夫家的家人尽到了亲情，是一个既忠又孝，还懂得顾及亲情的仁者。另一方面，遗嘱中要拿出财物来帮助华懋集团的员工，鼓励他们不断进修及自我增值，则说明龚如心是在实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同时，设立中国类似诺贝尔奖一类具世界性意义的奖项，以及捐赠部分财产给慈善事业也符合过去、今天乃至未来人类的普世价值，帮助那些贫穷困苦的人和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两份遗嘱的出现，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龚如心虽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遗产官司折磨，但从种种迹象看来，并没有汲取教训，妥善安排好自己的遗产，争产官司可能随时再起。 　　其实，基于认同龚如心第一份遗嘱中的种种理由和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未来即使打官司，龚如心夫家的胜算也极大。另外，陈振聪透露的遗嘱还有诸多得不到法律和人心认同的地方。 　　一是陈振聪手持的遗嘱合法性受到质疑。根据英国普通法以往的案例，病人若于临终前将名下遗产交由主治医生继承，死者家人可提出质疑。理由是主治医生可以对病人作出“不适当的影响”，趁对方在神志不清情况下订立任何“遗嘱”。死者家人可以提出异议，交由法庭审理，以决定该名遗产受益人生手上的“遗嘱”是否有效及具有合法性。以此类推，协助龚如心生前办理事务或献计的人（包括陈振聪），在龚临终前突然成为遗产“受益人”，亦可能被家属质疑其合法性。 　　二是从人情和法理角度看，遗产的继承当然是以当事者的亲属按亲疏关系排序，所以龚的家人理应得到部分遗产。 　　三是从兼顾他人和众人受益来看，龚如心的第一份遗嘱更符合兼顾他人和施惠众人的目标，因此龚如心的第一份遗嘱更能在法理和人心上得分。 　　但愿有更多像龚如心这样的富翁，也但愿类似龚如心一样的富翁在处理遗产时更坚定、聪明和果断一些。 ·作者是学者、《百科知识》副主编

中日寒冰融化了吗？

● 黄彬华2007-4-23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京公园晨运、打太极，吸引了大批日本人的眼球；京都登门拜访当地农民、又与大学生一起打棒球，也让他们目睹了中国“平民总理”的风采，但让他们感到最大冲击的，还是温总理的“知日”表现。

　　他打棒球是讨好日本人，但仍表现得不亢不卑，加上他柔软的身段，务实的作风，确实使很多日本人对他产生好感。在老一辈日本人心目中，甚至可从他身上看到他们崇敬的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身影。因此，他最后的岚山之行，不仅把日本之行推到顶点，而且还划上完美的句点。

　　中日虽然只有一水之隔，却是在相隔七年之后，才有中国总理再次踏上日本土地，显得情况特殊，而且意义重大。更何况，温总理是以“融冰之旅”自许的，不仅任务沉重，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心。

　 　中日关系所以陷入谷底，首先是有人把历史沉渣再度搅浑，其次是日本的大国主义开始显现，再有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如此对抗亚洲国家的结果，是首脑外交活动的停顿，区域外交的受挫。中日之间原本势均力敌，但在时移势转的新形势下，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成了世界瞩目焦点的今天，日本越 复古就越显得它是在螳臂当车。

外交路线出尔反尔

　　小泉自动下台，不仅给了中日关系一个转机，更给日本统治阶层重新思考、调整策略的绝佳机会。但安倍晋三的取代小泉纯一郎，既不是一个崭新政权的诞生，更不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换代，他甚至是以小 泉政治继承人身份登场的，要求他公开“背叛”其前上司，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事，何况安倍的政治思想比小泉还要保守，唯一例外是他比小泉年轻。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具备比小泉更有弹性的思维，但他有更长的政治道路要走，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另求出路，结果便有了他上台第一个出访国家是中国（而非美国）的“创 举”，甚至把其首次中国之行定义为“破冰之旅”。

　　安倍的“创举”，在日本外交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但熟悉日本政治风土的人却不会忘记，安倍是个保守派，充其量是个新保守主义者而已，他原本就没有这种政治远见和魄力，却因为小泉时代的经验教训，加上他周围智囊的鼓励，结果他只好吹着哨子上了“破冰之旅”。

换言之，安倍的外交革新不是他的原创，他不仅没有全盘计划，而且还有相当的保留，一旦失望或遭遇重大挫折，他可能随时回头，也可能再有180度的转变。

　　在前政府执政期间，小泉与安倍共同策划了所谓大胆的朝鲜外交，甚至成功的同金正日联合签署了《日朝平壤宣言》，但在他们成功的让五名日本人回国之后，他们即刻又撕毁协约，使今天日朝关系更加僵硬。如此出尔反尔，这便是小泉外交的特性。

　　温家宝的日本之行，连韩国传媒《朝鲜日报》也说，“看到众多日本人被温家宝的字字句句所感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此次访日是成功的。”

　 　温家宝此行，除了取得日本人的好感，也在日本国会演说中获得如雷掌声，连日本著名政治学者猪口孝教授也说，他被演说内容深深感动。这在在说明日本之行是成功的。但是“融冰之旅”是否成功，除了日本民众的好感，在两国政府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新关系，有什么实质的内容，显然这又是必须剖析的事项。

　　首先，他对亚洲国家共同关注的历史问题，包括教科书、靖国神社，以及从军慰安妇等问题，到底作出了怎样的表态？外表上，他似乎对这些问题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对日政策已经改变？

　　其次，日本传媒总把中日关系的紧绷，归罪于过去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特别是推行所谓“反日教育”，在中国造成反日示威，而中国今天“宣传日本”，是否犹如日本传媒所说，是在借助日本之行来教育中国民众呢？

　　第三，“反对台湾独立”问题未能列入《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原因是安倍仍坚持其模糊战略，但中国的退让，是否会助长日本的台湾情意结呢？

改变对应历史方式

　 　历史问题的争论其实是个表象，包括日本政府领导人的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皇军曾奴役慰安妇等等，但日本政府一日不主动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越发暴露它不愿与亚洲和解，没有自我革新的能力。温家宝就借这次国会发表演讲的机会，用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叙述中日交流的悠久历史，包括后期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给中国和日本人民带来痛苦”的史实。这比直接指责统治阶层更具教育意义，因为听众除了400余名日本参众两院国会议员，还有中日两国收看直接电视转播的 民众。

　　至于日本政府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责问题上，总不愿意通过国家文件对中国正式道歉这个关键问题，温家宝这次除了不再跟日本玩文字游戏之外，还在日本国会殿堂上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但是，他强调说：“我们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也许就是中国式 外交的展现，一不斤斤计较对方如何道歉，二则坚持对方必须兑现其承诺。

有人分析，中国的“外交技术”已日益圆融和纯熟。温家宝此次到日本作“融冰之旅”，一固然是回应安倍的“破冰之旅”，表示善意；二是要趁势巩固这个得来不 易的关系改善势头，让它成为正轨；三便是顺水推舟，将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模糊战略”改变为作茧自缚。安倍既然计划年内再访中国，而中国也明显暗示，国家主席胡锦涛会在明年访问日本，这期间便形成安倍超过一年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的间隔，从此打破小泉许下的“首相将每年参拜”的承诺，间接也替安倍解除了沉重的 外交重担。

　　中日之间的龃龉，虽然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背景，但它所带来的现实后果就包括：一、中日的正常外交关系，遭到前首相小泉的冒进冲撞之后，日本已经体验到了“得不偿失”的苦果；二、日本硬要在南中国海加划一条“中间线”，既要扩大其领海范围，还要与中国分割南中国海的资源；三、日本要 利用日美同盟作后盾，企图以“周边有事”作藉口，将其势力范围南扩到台湾海峡。

　　因为有上述背景，中日关系要破冰不难，但要融冰却不简单。温家宝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提出五大原则，作为重建中日关系的指针：一、增进互信，履行承诺。二、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四、着眼未来，加强交流。五、密切磋商，应对挑战。

　 　从长远来看，这五大原则确实是改善关系的正确路线图，但日本的要求则是眼前的现实利益，所谓“战略互惠”。它包括，即使暂时不能实现在南中国海重新划界 的愿望，也必须在海上油气田的开发问题上，为日本安排一个出口。此外，为了避免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擦枪走火，日本希望能建立双方军事安全机制，也可间接迫使中国承认日本自卫队的合法地位。除此之外，日本从“政经分离”的主张，改变为“政经协调”的“两大车轮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更大开放其商品与 资本市场。不然，对日本来说，就不能称为“战略互惠”，要长期维持良好关系也就困难了。

　　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示中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1998年，签署《中日联合宣言》，倡导“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小泉上台，中日关系大规模倒退，从此进入“政冷经热”阶段。

破冰容易融冰困难

　 　中日要如何才能恢复正常关系呢？日本显然不愿附和中国再唱“中日友好”的歌了，特别是新保守主义抬头之后，他们曾公开主张，不需要顾虑亚洲国家的反应，直截了当作自己的主张，类似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姿态，取消给中国ODA日元贷款等等，结果，客观效果是日本在亚洲日益孤立。现在，日本终于作了 政策修正，就是在中日联合公报中首次使用了“战略互惠关系”的字眼。

　　中国经济实力在茁壮，过去仰赖日本经济援助的中国，现在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甚至有越来越多日本人也承认，日本近期的经济复苏就是依靠中日贸易增长支撑的。日本再次出现经济衰退，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危机感是 促成安倍决心破冰的主要原因。由于安倍的鹰派立场鲜明，即使日本的极端右翼也不怀疑他有对日本不忠的意图，因此安倍的改变对华政策至今未受到重大阻碍。

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即使它不是安倍的主动选择，却是当今日本的唯一道路。但日本只要它不放弃其冷战思维，目的只在寻求现实利益，也许不久就会出现强烈的反对声音，难于确保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发展。由于中日关系复杂，要破冰容易，要融冰就困难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