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8月07日 16:23

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的房价在过去半年里大幅下跌，“穗深楼价暴跌、断供严重、政府应该救市”之声不绝于耳。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7日就此发表 题为《没理由要政府救市》的文章说，房价的起落应该由市场自由决定，政府救市不但扰乱市场，也对那些小心谨慎、耐心等待房价下调才入场买房的市民不公平。

文章摘录如下： 

　　鼓吹救市的声音提出几个论点：一、那些在高峰期或近高峰期买房的市民，房子现在已变成负资产，若政府不救市，断供的情况会加剧；二、很多房地产商的资金周转已出现问题，若手头上空置着的单位再卖不出，它们或许会倒闭；三、若以上两种情况都发生，银行将出现大量坏账。

　　问题来了，政府要如何救市？

　　提出的建议包括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二套房首付提高的政策、取消社会保障住宅的供应等。重庆市政府为扶持不断下跌的房市，也准备拿出100亿元人民币，收购一线的低价商品房，用来安置那些因为拆迁需要住房的市民。

　　以上几种救市的办法其实治标不治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二套房首付提高的政策只会让目前风险已偏高的房市更危险，绝非长远之计；取消社会保 障住宅的供应对低收入者不公平；政府直接拿钱出来买房则对纳税人不公平，更何况，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重庆这么做，只会让市民觉得房价还能再低一点，最后的 结果是房地产商争相压价，死得更难看。

　　放下救市办法的成效不谈，政府救市也违背了市场的基本原则：那些享受盈利的人(或公司)，也必须承受损失。房价的起落应该由市场自由决定，政府救市不但扰乱市场，也对那些小心谨慎、耐心等待房价下调才入场买房的市民不公平。

　　此外，在高峰期或近高峰期买房的人，很多其实是炒家，他们在买房前应该知道高价买房的风险。房价若继续上升，盈利是他们私人的，房价下跌时，没有理由把损失“社会化”，要政府救市。

　　房地产商也不值得同情。过去房市好的时候，他们向银行大量借贷(有些甚至在能力之外)，为了多赚钱“拼命”开发新项目，没有审慎的观念。现在碰 到房市走下坡，资金出现周转问题，扬言可能会倒闭，就要政府救市。同样的道理，房地产商的盈利是私人的，但却把风险推给社会承担(银行的贷款是老百姓的 钱、政府若救市也是老百姓来分担风险)，公平吗？

　　银行更不值得同情。身为“金融专家”，在放贷给房地产商前，应该做足风险评估、了解房地产商的实力和房市走势。若自己的判断错误，房地产商因市场低迷而最终无法偿还贷款，负责任的银行应该有能力承担损失，没有理由要政府救市。

　　中国知名房地产评论博客牛刀最近又再跟人打赌，赌政府(今年)下半年不会救市，并指经济学家赵晓的所谓救市理论都是弥天大谎。虽然我不支持牛刀老是用打赌来“凸显”自己观点的做法，但我仍希望他会赢，因为政府若救市，中国在走向市场的道路上将往后退一大步。

　　另一方面，广州《羊城晚报》近期的一则报道也指出，广州房价下跌的情况其实没有想象中严重。根据房管局最权威的成交数据，目前广州多数区域楼价 已回落至去年9月的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广州楼市在去年狂飙之后经过几个月观望期的回调后，目前是回归理性，从4月开始成交量也逐步回稳，广州还没有 到须要救市的地步。

　　我认为，趁现在情况还不是最糟糕(很多房地产商和银行仍在赚钱)的时候，政府应该更严厉地监管房市和银行业，它甚至可考虑在这个时候要求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以备今后不时之需。(杨永欣)

香港商报：许涨不许跌？ 房市救市论确实相当荒谬

《香港商报》发表易宪容撰写的经济点评文章《房市救市论 确实相当荒谬》说，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各种救市之声蜂拥而来。而这些救市之论，表面上是从公共利益角度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从国家利益上要求房价 不能下跌，但实际上，只是借公共之利来获取个人之利。在任何一个市场中，岂有价格只涨而不跌的？

文章摘录如下：

　　在福利性分房向商品化住房转轨的过程中，住房的“需要”是一个无限大的量，加上中国人口基数大，住房“需要”是无限的。但是，请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居民的“住房需要”，而不是“住房需求”。

　　所谓的“住房需要”就是个人有改善其住房居住条件愿望，但获得住房不需要用市场货币的形式来支付。如果说，个人的住房不需要用货币支付来获得， 就中国的人口无限多、大量农民进城需要无限多的住房来说，当然中国的住房有无限的“刚性需要”。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这种“刚性需要”有可能吗？市场没有 货币来支付称之为市场吗？因此，在市场中，“刚性住房需要”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美好的梦想。

　　而“住房需求”则不同，它是指居民对住房购买的支付能力，是建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基础上的。早些时候，为什么房价会快速飙升？是因为居民的住房 “刚性需求”吗？根本就不是，那只是居民住房的“投资需求”。“住房需求”是由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决定，因此这种需求是有限的，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 定。房地产的价格决定了个人住房需求的大小。

　　对于“住房投资需求”来说，情况又不同了。“住房投资需求”主要决定于这个投资市场的风险高低、投资者进入房地产市场成本高低以及价格预期。如 果投资者认为房地产市场投资风险低，甚至是零风险的市场，而投资者又可以低成本利用银行金融杠杆，投资者不仅会大量流入市场，而且会预期房价进一步上升。 如果是这样，那么“房地产投资需求”便是无限的，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的房价便快速推高。但是，当投资者发现这个市场风险过高，成本上升时，便会预期房价下 降，从而迅速退出这个市场。最近，内地房地产投资者就预期当前市场风险过高。

　　既然“投资需求”能让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繁荣，能让GDP快速增长，能让各地方土地财政迅速增长，能让房地产企业及相关的政府官员大获其利，中央为什么又要改变之，而采取新政策来调整呢？

　　这涉及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观念，即如果让房地产市场完全成为一个投资者的市场，那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或保证广大民众的基本居住权的问题。若住房仅是投资市场，不仅违反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也是造成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

　　还有，如果住房仅是投资市场，不仅使得房地产市场发展无以为继，也让房地产市场无法持续稳定地发展。特别是在土地公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会更加 严重。因为，房地产是投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价格是由房地产投资者的预期来决定，而不是住房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当投资者都预期房价会快速上涨时，就会 有更多的投资者涌入市场。而投资者越多，房价就越容易推高。但是，当投资者的预期因内外经济环境改变时，房价就会应声下降。这样，不仅会令房价大起大落， 也会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从而造成整个市场的巨大震荡。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根本就无法持续，同时也容易引发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所 以，没有哪个国家会把房地产市场完全作为一个投资市场的，政府得把房地产转变为消费的市场而不是投资的市场。

　　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为什么会一夜消失？其实，消失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而不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居民住房的消费需 求永远是既定的，只要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合适，住房的消费需求随时都会进入这个市场。而当房价很高，高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时，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只 能够是“住房需要”而不是“住房需求”。当然，住房的“投资需求”盛行也就无法满足居民住房“消费需求”。近年来的房地产政策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并把房 地产市场“投资需求”界定为不合理的住房需求，让住房消费成为主导。

　　由于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所面临的对象、定价机制不一样，因此，当政府要求房地产市场由投资为主导转向消费为主导时，房地产开发 商仍然希望持续房地产“投资需求”环境下的价格，而不是向“消费需求”方向的价格转变，内地居民自然没有支付能力来购买这样的住房，房地产的销售自然也会 减少。按照市场法则，如果市场销售减少，房地产开发商只要调整价格，调整到适应居民住房消费价格的水平上，那么住房市场又会出现新的发展与繁荣。但是，我 们的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要维持以往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就希望房地产市场永远成为房地产投资者的市场，让房价炒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因此，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并非一些人所叫嚷的房价下跌会对经济及金融市场造成多少影响，而是有人希望借此维护房地产市场为投资市场，而不转变为消费市场。他们希望维持房地产市场暴利，并希望整个社会的财富都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到房地产开发商和少数政府官员的手上。

　　中央的房地产政策出台了这么久，房地产开发商却宁可不卖也不降低价格，这是市场经济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的事情。这不仅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 无法达到中央要求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目标。如果中央政府被这样的言论所俘获，不仅会使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无法调整，房地产市场所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 大，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福利条件无法改善，也违背了最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意愿，否定了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精神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工作 任务。

　　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一万条理由，但价格上涨与下跌则是核心的东西。如果一个市场只有价格上涨近十年，而没有下跌，那么这个市场意味着什么？全国人民都来思考，答案尽在大家的日常的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房地产政策与民众常识南辕北辙，那么这样的政策岂能不调整？

　　今年对中国而言，除奥运外，也是很特殊的一年。先是有罕见的大雪灾，后又发生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间夹杂着国外反华势力联合“藏独”对奥运圣火 传递的干扰。一时之间，令世人对北京奥运能否如原来设想顺利举行，出现了疑虑。然而，在西藏事件中，海外中国人展现空前团结，对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势力的 偏见、傲慢展开强烈反击。接着在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中，中国政府抗灾救灾所展现的动员力、组织力、协合力，也提升了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和威望。可以预料， 北京的惊艳，中国的惊奇，更将使奥运后的中国，再上一个新台阶。

　　不过，也有人认为后奥运的中国，经济会不会维持高速成长是一个问题。因为自去年开始国际经济走入衰退，加上全球能源危机，粮食危机、自然灾害危机都接踵而来，而大陆内部又有产业升级、环保生态、劳工权益、社会福利等等问题，恐怕会影响到后奥运中国整体国力的发展。

　　显然，北京高层已注意到整体大气候问题，中共中央已做出调整，再度着重快速经济成长为优先，加大力度协助中小出口企业。总之，就是以民生的稳定为主，减少出现社会重大矛盾。

　　至于奥运后的两岸关系有何发展，也是一个关注点。两岸曾因“中华台北”问题有过小争议，但在走向和解的原则下，双方互有让步以让赛事可以顺利进行。未来两岸之间仍有很多事情要去磨合，甚至难以化解的事还会不少。

　　有美日学者认为，奥运会办完后，中国等于卸下了一个大负担，受到牵制束缚的因素消失，在政策和作为的选择上就更为多样宽广。

【侨报8月7日社论】明 天，2008年8月8日，包括海外千万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期盼已久的百年盛事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中国国家体育馆 “鸟巢”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盛事中，除了有1.1万运动员，2.5万记者，900万观众参与外，更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出席，可谓是又一个“元首奥运会”。

　　而在即将出席外国元首或领导人当中，美国总统布什的奥运之旅已然成为奥运开幕前海内外各界热议的焦点。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国家的总统，也是第一位参加海外奥运会开幕式的现任美国总统，更是力排美国国内及政治团体要求抵制京奥压力而坚持赴京的总统。

　　即便布什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已成 定局，美国仍有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不满。不以为然者认为即将卸任的布什现在已经是跛了脚的鸭子，他的所为只不过是为其个人乏善可陈的政治生涯尽力去划 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或者干脆只是为了讨好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落个以后再赴华也会得到相当之礼遇的机会；不满者仍不放弃最后的挣扎，希望布什在北京就中 国的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好好谈谈。

　　反对归反对，非议归非议。高至政治外交层面，低至个人喜好层面，布什的此次奥运之旅均显出特别之意义，绝非是他的率兴之作。

　　首先，以美国在全球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其总统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实际行动切切实实为各种抵制势力的企图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正如布什本人所反复强调，体育就是体育，与政治无关，将奥运政治化，是对中国的一种侮辱——虽然这种行为上的宣示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

　　其次，自2001年撞机事件之后，美 中两国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努力，双边关系不断调整定位，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唯一超级强国， 一个是有重大影响力和潜力的发展中大国，不管是从各自国家益考虑，还是从外交礼仪来说，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举动。

　　第三，如今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 整整三个月时间。我们不得不承认布什离任前的现实考量。八年执政生涯，遭遇9·11，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沼，次贷危机阴影难去……布什几乎要被批得体无完肤 了。而在仅存的亮点中，虽有磕绊但总体转向良性的对华关系可能算得上其可以夸耀的最大政绩之一。

　　从一国政治、政策的稳定传承上讲，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布什当然不希望其辛苦拼下来的成果也随着他的离去而寿终正寝。巨额的贸易逆差、严峻的反恐形势、复杂的区域问题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他必须尽最后的努力，为后来的继任者栽好这棵大树。

　　第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就不是完全要板着面孔、坐在谈判桌前或针锋相对去维持和发展的，这其中，两国官员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从尼克松、老布什、克林顿到布什，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美中两国领导人之间都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而这种关系，又会因于领导人个人的喜好和行为而加强。布什因着其爱好体育的天性，行他全家总动员，从妻子劳拉、女儿芭芭拉、父亲老布什、妹妹多罗·布什、弟弟马文·布什及其妻子祖孙三代齐出动，像要在北京搞个家庭聚会。

　　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本色性格，不仅有助于领导人之间的互信，更有助于两国国民间的好感与互信，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稳固双边关系。

　　布什说得没错，奥运会是一个令中国人骄傲的时刻，而中国人也正以一颗激动之心、感恩之心观望着全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布什的奥运之行，无疑将再次赢得全球华人的好感，为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的美中关系再添一块加固之砖。

　　在电视机看球的朋友大喊：“球进了。”

　　这是看篮球赛时精彩的一幕。事后，我以“声东击西”为题讲商战，就以姚明的这一战例，剖析道德价值、比赛规则及防守与突破的动态制衡关系。大体上讲了这么四点：

　　一、道德价值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属于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而这个精神价值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一）、纯洁无暇、公平正义、有益公德，这属于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层面。

　　二）、自强不息，在公众利益面前不存私心，这属于个人精神品质层面。

　　三）、自觉遵守，并自觉维护道德价值秩序，这属于社会成员共同面对的层面。

　　二、比赛规则是维护道德价值的尺度或叫标准，也是最低标准。商战规则也同样如此。

　　三、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总能自由的在道德规则的约束下，攻防自然，争取比赛的最佳成果。

　　四、赛场上的裁判员是道德价值的守望者，裁决标准就是所有运动员都知道的比赛规则。所以，裁判员的道德素质对于整个赛场秩序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裁判员不能客观的、坚决的按照规则裁决，赛场就会变成格斗的战场。

　　当然，这既是赛场上的比赛规律，也是商战中的客观规律，甚至是治国规律。赛场上的裁判员和商战、治国上的裁判员不同的地方是，流动的赛 场毕竟可以由更换地点化解错判、误判或者赌判造成的赛场矛盾，减少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商战或治国呢，一个是相对固定，一个是绝对固定，连续的错判、误判或 者赌判，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更正，最终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但是，什么叫有效时间呢？在可以用更正错判、误判或者赌判，重新获得社会信任，并重新获得社会支持的时间内，我称之为有效时间。如果 过了有效时间，更正错判、误判或者赌判，比在有效时间付出更多的更正代价，由于失去公信力超过了社会的承受限度，更正后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民怨。

　　在谈到三个规律后，我们需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比赛规则应该由谁制定呢？

　　一般而言，承担制定规则责任的，往往是研究比赛规律的专家学者，根据道德价值逻辑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拿出一个规则初稿，然后由教练员、 运动员、裁判员以及参与体育运动的官员和服务人员，通过数轮评议，大多数以为没问题了，经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这个规则至此就可以出台了。

　　那么，这个规则的初稿，怎么样才能让人容易接受，并通过评议呢？

　　凡是参与评议的，不论内行还是外行，通过对规则初稿的审读，他们根据自己的道德经验（这可与我国主流法学专家法学观完全不一样哟，因为，我国主流的法学专家，只认法理，不认人理，更不认道德之理的），一看就乐于接受，并表示，对，规则就该是这样的。

　　当然，在评议过程中，参加评议的人员共同认为，这个规则经过数轮评议，已经彻底剔除了有违道德价值的非合理、非公平原素，并修正到更合乎道德价值的程度，就可以进入票决程序了。票决通过，就进入执行层面。

　　进入执行层面，也就意味着，赛场上的所有人只有执行权了。任何人都没有擅自修改、违背权。如果在执行过程发现有违公平正义的地方，赛后有权提出异议，并拿出足够说服大众的理由，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进入修改规则程序，规则才有了被修改的机会。

　　假如这个规则不是这样出台，而是由裁判员，或者专家学者暗箱操作，其他人不得知道、不得评议，不得用道德价值衡量，其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不妨大胆设一下，一个是最无私的教练员，一个是以自私为最高追求的教练员，拥有制定规则，并不受评议、监督的绝对权力，在制定规则之前或之中，有人带去大量的美元，找到：

　　无私者：

　　1、面对美元，毫不动心，坚决拒绝合作，因为，无私者认为，这是不德的行为。

　　2、但是，随着行贿者的不断加码，比如，起价100万美元他没动心，200万也没动心，500万直至1000万呢？

　　3、当然，假如他是个道德意志坚如磐石的人，就是100个亿也可能坚决拒绝。

　　4、但是，人的道德意志，往往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在超越了道德意志承受能力的时候，放弃自己的道德追求。

　　5、于是，在道德意志崩溃之后，双方成交了。受贿者可能会忍受着良心的谴责，但只能接受行贿者的指令制定规则。

　　6、这样的结果，最大可能是，因为这个不德规则的出台，最后导致道德价值秩序的崩溃。

　　自私者：

　　1、因为行贿者出价太低，遭到拒绝，或者，一开始行贿者就出了个他认可的高价，双方一拍既合。

　　2、但是，我们假如行贿者第一次出了五十万，他认为过低，不值得冒这个道德风险（虽然他主张自私，但他是社会人，也知道违背公共道德将受到惩罚）。

　　3、如果行贿者出到200万，他按照自由经济规则：感觉价值。超过了道德风险价值，达到了他的预期，于是成交。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面对巨大的诱惑，无私者拒绝了行贿者，但是，由于他的道德意志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在没有超过道德承受力之前， 他可以轻易拒绝，但如果道德意志被击溃，结果只有一个，接受行贿者的行贿。而作为以追求满足欲望的自私者来说，在他那里只有道德风险，不存在道德意志，只 存在感觉价值，不存在道德观念，其结果也和前者一样：接受贿赂。他们的异同之处是：

　　1、前者有道德感，并有道德意志，后者没有。

　　2、后者有感觉价值、道德风险，前者没有。

　　3、前者让行贿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后者则让行贿者付出了比较的代价。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暗箱制定规则是击垮道德价值的最大杀手，而道德价值的垮塌，则意味着制造邪恶规则的开始。当然，这是对于一个具 有道德感的社会而言的。但如果是一个没有道德感，以满足欲望为最高追求的社会而言，其规则只会维护满足欲望，不会成为维护道德价值的规则。

　　再拿银行贱卖一事来说吧。有良知的中国人，纷纷谴责银行贱卖，但是，银行呢，既制定规则，又评议、审定规则，并评议绩效，结果，经过银行评、审的规则完美无缺，同时，经银行自我评议的绩效，却和指责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我看来，不论贱卖也好，贵卖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关键是，卖银行就是卖国。当然，银行可以拿出许多理论根据，比如说，自由经济，无国界等等，反驳我的观点，并指责扣帽子，反改革，以证实自己没有卖国。

　　其实，在争论这个问题之前，就应该搞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才叫卖国，另一个改革是为了谁。这两个概念搞清楚了，争论也才具有争论的标准，并通过争论得出正确的结论。

　　出卖能够左、右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主权经济，不论是何种行业，就叫卖国。当然，有人一定反驳我这个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出卖什么行 业，都没有出卖国土，出卖国土才叫卖国。但问题是，国土上的一切都属于别国的了，什么事都由不得中国当家了，这个中国的国土还是中国么？我的回答是否，也 就是说，理论上的中国国土，实际却成了别国的国土。

　　由此可知，制定规则权不能完全掌握在某一部分手中，更不能掌握在某个人手中，而应该掌握在所有参与比赛的人手，如果制定规则权掌握在某一部分手中或某个人手中，邪恶规则必将给整个体育事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制定比赛规则是这样，制定国家规则更是如此。

　　其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一个放大了的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