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又是七亿，扁家到底捞了多少》

       日前，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长辜仲谅返台投案，当时就有岛内媒体预测，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更多企业界人士可能爆出扁家弊案的内情。

　　11月28日，元大证券董事杜丽萍向特侦组供称，曾以水果箱装了2亿元（新台币，下同）现金送进官邸给吴淑珍。另外，红衫军倒扁时，还帮扁妻把7.4亿元现金从国泰世华银行搬到元大。

　　30日，特侦组主任陈云南表示，将视证据调查情况决定是否再传杜丽萍。

　　现金重达761公斤

　　7亿元现金到底有多重？岛内金融界人士粗略估算，如果全是面值1000元钞票，重量大概有761公斤。对此，有岛内媒体发表评论称，“是个爆炸性消息”。自“国务机要费案”爆发以来，不论是陈致中的婚礼，还是二次金改，皮箱装现金运入官邸的传闻一直满天飞，杜丽萍供出送钱、运钞的秘辛正好证实了传闻。

　　杜丽萍28日向检调坦承，2005年，因为担心当局阻挠元大并购复华金控，她曾陪两名元大高层进官邸，用水果箱装满2亿元送给扁妻。

　　杜丽萍还称，红衫军倒扁时，吴淑珍突然打电话告诉她：“我这里有些东西，你可以帮我找地方放吗？”她根据吴淑珍的指示，开车到国泰世华银行“载东西”。抵达后，吴淑珍的哥哥吴景茂搬了五六个皮箱上车，她将皮箱送到元大高层办公室，找来几名高层开箱，发现内里竟是7.4亿元现金，大家都吓一跳。

　　杜丽萍说，由于吴淑珍指示“干脆由元大帮忙理财好了”，她就介绍了熟悉相关业务的人员给吴淑珍，没再过问这笔钱。

　　据岛内媒体报道，检调怀疑这两笔钱都是扁家在二次金改中所收的贿款。

　　地板下面都可能藏钱

　　针对杜丽萍的指控，11月29日吴淑珍透过律师发表三点声明：一、本人以生命保证，从未介入所谓二次金改。二、第二次“总统大选”（意指陈水扁2004年第二次参选）前，本人确曾收受元大马家的政治献金，约2000万元，但陈水扁不知此事。三、红衫军倒扁期间，本人因电解质不平衡住院治疗中，不可能指示任何人搬运现金到元大金控，亦从无委托元大金控理财。

　　然而，就在同一天，刚刚交保获释的吴景茂却戳破了吴淑珍的谎言。他在接受岛内媒体采访时说：“搬钱这种事，只会找信任的人。为什么要搬这些钱，我从头到尾都不清楚，钱到了元大，我就离开了！”

　　事实上，据岛内人士爆料，扁家搬运现金的招数远不止此。

　　台湾特侦组前调查员苏玉麒透露，红衫军倒扁时，扁搭“空军一号”到海外访问，随从把一袋袋的黑色垃圾袋搬上飞机，“里头都是现金，想把钱赶快运往海外”。

　　一个跟扁曾经交情不错的人嘲讽说，检察官应该把扁家的墙面跟地板都挖开，搞不好里面还藏着很多现金和珠宝。

　　一座新冰山才冒出来

　　扁家到底贪了多少钱？这个问题一直是检调和民众想要搞清楚的。因为扁家密账的金额愈滚愈大，刷新的速度实在让人惊讶。

　　先是陈致中的瑞士银行账户，俗称“海角七亿”。现在，杜丽萍又承认帮忙搬了7.4亿元。有媒体发表评论说，特侦组可能以为案子就要收山了，其实一座新冰山才冒出来。这次，特侦组就算不想调查二次金改恐怕都不行了。因为每个购并案都暗藏天价的利益交换。想想，光是拜托陈水扁“高抬贵手”的基本价码就至少2亿，扁家金库怎么会不塞爆？

　　关于陈水扁的密账金额，岛内有多个版本，有民众直言：羊毛出在羊身上，不管几亿，这些钱肯定都是民脂民膏。

　　扁家弊案越爆越多，不仅民众愤愤，扁系人马也都渐渐无力招架。30日陈水扁办公室举办的挺扁大会上，应者寥寥，就连扁嫡系也不捧场。岛内舆论称，陈水扁的演技再好，也该演不下去喽！

　　当前金融海啸的实质是美元泡沫的破灭，未来全球货币将进入一个相当漫长的汇率平衡过程，作为日益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人民币具有国际化的内在迫切性，而港币则面临与美元“脱钩”的困境，未来钉住人民币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虽然在金融海啸还没有退潮之际推进港币或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实体经济而言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是，实现香港地区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不仅可行，而且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前提必须是货币的自由化，即货币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以及可自由兑换，实现了可自由兑换才可以通过贸易与投资在国际市场流动，担负起国际间贸易结算、资本计价和外汇储备的国际货币职能。而通过贸易本币结算逐步实现货币可兑换，是本币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地位的增强，人民币目前已经在周边国家通过边境贸易的方式开始地下流通，中俄之间也刚刚签订了两国贸易本国货币结算协议，通过边境贸易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阶段与重要的切入点。中国政府应该抓住目前的机会将市场的自发演进与政府的相关制度协调与结合起来，积极推进这一进程，首先实现人民币的亚洲化。

　　香港既是中国内地的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额巨大，同时，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对亚洲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并且具备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优势。因此，在CEPA允许香港金融机构经营有限的人民币业务之外，中国政府应该允许香港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并逐步扩大香港金融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范围，为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创造更多的条件，而未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与壮大，毫无疑问也将来自于此。

　　香港货币汇率改革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紧迫性，而其与内地以及国际市场的密切关系很容易令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担忧放开人民币业务风险过大。但是，如若不加以推进与实践，这一担忧将永久存在并令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停滞。中国若要在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而非过多的外汇储备，因为中国无法掌握这些美元的命运，而要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向宏 国际商业顾问

几周前我在《金融危机之下弃守“中国制造”将犯历史错误》一文中指出，“中国制造”本来尚不具备向“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服务”之类全面“转型”、“升级”的条件，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大规模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某些专家、学者对于目前一些中小制造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纷纷倒闭的现象不但不忧心，反而幸灾乐祸，拍手叫好，仿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搞垮制造业倒是有利于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态度。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稍微平衡一下上述观点：我从来没有说，中国制造很好很强大，不需要改善和提高其竞争力。事实上，我曾多次批评依靠廉价劳动力、牺牲环境、低估人民币等人为手段硬吹起来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型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确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存在“低附加值、低利润”的痼疾。问题在于：大唱“转型”、“升级”的高调，无助于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或利润率，甚至可能因为增加不必要的投入而更加拉低其平均利润率。制造业不是做不好，不是做不到高附加值高利润。但如果我们不好好关心它，不改善它的生存和成长环境，反而像催命鬼一样逼着它去“转型”、“升级”，战略短视，怎么可能做到高附加值高利润？

中国有些从来没有做过一天企业的专家、学者，到国外去转了几圈，看见人家做品牌、金融、高科技赚大发了，就心痒手动，兴奋不已，回来就鼓吹中国企业要向这些方面发展，许诺能赚大钱。这是完全错误的。利润厚不厚，附加值高不高，微观层面上取决于谁来做、怎么做，而宏观层面上取决于市场上有多少人在做。无论什么行业，只要过度竞争，利润都会变薄。目前制造业利润比较低的那一块，就是因为中国人都在做。假若中国人都不做制造，改行去做金融、品牌、高科技，我敢赌不出三五年，这些所谓“高端”产业的利润、附加值也都会哗啦哗啦下来。如果中国企业大批这样盲目转型、升级，届时只会是又一次血本无归。

目前中国第二产业占经济产出（GDP）比重超过一半，的确不是什么好事。产业结构的确需要改善。但正像一个企业搞多元化，不宜脱离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也首先需要搞清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在上篇文章中说过，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从几乎一片空白、只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继承下来的一些傻大黑粗的重工业，发展为今日之遍地开花的“中国制造”，实属不易。这既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乘了其间国际产业转移、贸易自由化、金融大创新的顺风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结果。对这个结果，我们要懂得珍惜。短时期内，历史未必会给中国第二个天赐良机。制造业很长时间内仍将是中国最靠得住的核心竞争优势。

改善产业结构，绝不应以损害制造业为代价，相反应当首先力保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依托制造业向其他产业进行“扩张”。换言之，中国应当优先发展那些可以促进制造业繁荣、提升制造业利润的第三产业，包括品牌、研发、金融服务等。这才是应有的科学发展观。

以上述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战略，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例如，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战略，几乎是全盘照抄发达国家的那些高科技产业。美国流行什么，我们也就鼓励发展什么。基本和中国的制造业脱节，更没有刻意鼓励那些针对制造业发展所急需的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又比如，我们一谈“中国品牌”，也总是瞄准可口可乐之类国际大品牌的经营模式，一些国内企业甚至连品牌名称上都要模仿可口可乐。然而，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国际品牌采取的空心化经营模式，其倾力树立品牌认知、主要通过品牌的特许使用权来赢利的做法，有其独特的商业秘诀和经营工具，更有背后发达国家在全球数百年的文化强势积累，根本不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轻易模仿的。对中国来说，不应当企图去通过品牌本身赚大钱，不要妄谈让中国品牌来取代中国制造，而是要让品牌从属于制造，用品牌来帮助制造业提升利润。

最后谈一下金融业怎样服务制造业的例子。很多人指责制造业低利润、低附加值的时候，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制造业尤其中小制造业，基本没有可用的体制化金融工具。金融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提升利润率。有些所谓“暴利”行业如房地产业，如果你把相关的金融工具如预售制度、占压工程款等乃至银行住房贷款全部掐死，你看看它还能不能“暴利”？还有没有什么“高附加值”？而像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也能受惠于各种金融工具，比如各地政府曾纷纷成立风险投资，股市也推出了创业板块。与此同时，制造业却从未获得有力的金融工具支持，许多是靠自有资金滚动、银行短期贷款甚至靠民间高息借贷在艰难发展，那么它的利润怎么可能不低？假若我们也曾花类似甚至哪怕仅仅一半的精力，来鼓励发展面向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制造业的金融工具，会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制造业的持续现金流的特征，非常适合于证券化的债权投资，即对以应收账款为抵押的债券进行打包并证券化。如果能培植出这样的支持金融体系，不但制造业的生存能力、赢利能力将大大提高，还可以发育出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长期生命力的金融产业。　　

        (2008-11-21)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致命内伤是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解构了中国原有的价值观念，也就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建构的、以人民利益、人民权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才产生了经济上的制度性制造占有率膨胀式涌堵，导致普通民众失去消费能力，因为，经济发展的能力，取决于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就无法真正发展。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占有率膨胀式涌堵现象的理论制造者，并且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能给特殊利益者带来特殊利益。再进一步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有穷人的经济学家，但媒体总是对穷人的经济学主张者采取封堵措施。导致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中国在价值标准、价值原则上的迷茫和混乱，使具有资产思想的人掌握了话语权、领导权。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首先，从经济理论清除自由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修正经济制度，使之保持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但要清除自由经济学对中国的危害，就必须使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者、创新者有个表达的机会。没有表达的机会，高层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使经济发展既保持稳定、高效、高速的方法，怎么会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呢？

　　其次，破除话语霸权。官方媒体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应该成为党的政策方针的传达者，成为穷人经济学研究者、创造者表达观点的平台。

　　再次，立法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权，并采取民众投票通过的方式，杜绝郭京毅类官员利用手中的立法权，用制度的形式卖国。世界上最大的危害，一是思想文化的渗透，搞思想文化的颜色革命。二是利用立法权搞制度性卖国。前者使民众被人卖了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思相文化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后者则使有道德感、使命感，有志于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的官员、民众都捆绑起来了，因为，你反对他卖国就违法呀。三是领导权问题。资产阶级手中拥有领导权，就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就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从这里看出，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有阶级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但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可能全部消灭无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就没有替他们干活了，同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不可能全部消灭资产阶级，你消灭他的人，也不一定消灭了他的思想，既便是全部消灭了资产阶级，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原因，无产阶级队伍中也会滋生资产阶级思想，如果没有制度机制，有效防止权力获取利益，无产阶级政党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在这里，就提出了如何有效执政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论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都有一个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并有各自不同的维护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在这个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下，维护各自阶级主体利益不变的前提，各阶级间实行和平搏弈。

　　所以，法律和制度体系，是不同阶级价值标准、价值原则的自然延伸，而不是相反。这是维护社会价值秩序的基本，也是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党，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能破坏，而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其价值标准、价值原则，无产阶级也不得破坏。比如说美国，民众可以选择总统，但民众没有选择政体的权利，根本不可能选出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既是，或者假如选出了无产阶级的总统，但总统也不具有改变政体的权利。

　　这就说明，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强制性，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观念。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普世的价值观念呢？全世界消灭了阶级、阶级观念，国家、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世界大同了，也就是共产主义化了，那时候不用说也就有了普世价值。但是，在有阶级观念、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之前，要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一，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二，是强国掠夺弱国的借口。也就是说，你服从我的利益，你的价值观念就是普世的，反之就是不普世的。

　　但是，现代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过日子，需要国际交往，也需要国际交流，更需要相互学习，求得更好的发展。但各国之间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构建各个国家都能接受的、平等的价值规则。

　　也就是说，各国的交往活动，都必须遵循国际价值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价值规则，但没有，也不存在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中国一直搞清楚，不搞清楚，或者用美国的价值观念衡量中国的一切，就是自己卖自己，但卖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卖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价值观念，都是建构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价值观念，既是对别国价值观念的解构，也是对别国利益的掠夺，和战争掠夺所不同的地方是，战争掠夺是一种武力掠夺，而后一种掠夺是通过价值观念的解构，让你自愿送给他他想掠夺得到的东西，如此而已。

　　我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导下的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新自由主义者除掌握我国改革操作的领导权外，也在思想文化、经济研究、内外宣传上掌握了领导权，仅就此一点，仅就党能不能长久执政的角度，中国也必须反思改革。

　　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是为了明辩方向、目标，在系统的价值观指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改革。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因为，没有公有制和人民的人民民主权利，就无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有人认为我反对改革、否定改革，但我反对的是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赞成、支持的是有益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有益于党的形象的改革。如果反对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出卖国家和民众利益，损害党的形象的改革遭受到打击或迫害，那就只能证明与人民为敌者或卖国者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不是不要改革，而是更需要，更迫切需要新一轮改革，那就是革掉卖国主义、自由主义、腐败主义的命，重新构建人民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

　　人们还有必要明确的问题是，检验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其实只有这么简单的几条：一是实行倒推法，就是改革的成果是普惠于人民大众了，还是被少数人占有了。二是按照“易经”“简易、变易、不易”的原则（简则易从，易从则易能），简易就是有没有程序规则，有了程序规则是不是人民群众一看就懂，就能操作，变易就是你这个改革是更有利于人民利益了，更适合社会发展了，还是违背社会发展，损害人民利了，不易就更简单了，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权利不能变，不能改，不能革，变掉、改掉、革掉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就必须革掉。不革掉他们，他们就会革人民的命。三是效益问题。新自由主义者的改革理由，就是产权导致的效益不高。其实，效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问题。二是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有个逐年递增的量变过程。根本与产权无关。管理问题一个要解决的是责任问题，另一个要解决的民众问责问题，再一个要解决的是程序规范化和主体精神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责任问题首先必须民众问责机制，因为没有民众问责机制，不论政府还是企业的负责人，就没有责任感。责任感是民众逼出来的，而不是自觉出来的。程序规范化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这三者解决好了，公有制并非不出效益。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检验办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认真分析一下、比较一下，改革成败自然就知道了。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其实，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穷人的经济学家。而那些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恰恰证明他们是富人或者叫资本阶层的经济学家。可惜穷人的经济学家现在没有发言权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内伤。

　　田忠国

　　当然，有人会说，“系统思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发明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不等于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在二十年前，我没听说过“第五项修炼”的时候，也曾发明过一句话，是说思维方法的，叫“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并认为，思想与智慧是两位一体但又各自独立的不同概念，因为，在我看来，思维方法是智慧，而思想则是思维方法上结出的果实。

　　也有人说，中国人只具有模糊思维的能力，不具备逻辑思维的能力。所谓逻辑思维，也就是一种辩证思维方法。而中国的“易经”，是一套完整的逻辑思维模型，并且可以扩展到无限。由此可知，中国没有逻辑思维法的论调，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

　　通过中西医不同诊疗法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经过好多年的西化教育，会用东方思维法思考问题的人已经不多了，特别是那些满肚子西方知识却不知消化的主流学者，用西方的眼光、西方的思维方法，看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却总是剑剑落空，招招失灵，也就不足为怪了。

　　比方说，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搞得整个世界人人自危，个个没招。中国的学者就更可怜了，光看到中国的一万九千亿美元的外储马上就要烟消云散，急慌忙四的要去美国救市，殊不知，如果真的救市，中国损失的必定不是一万九千亿美元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所谓美国的金融危机，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旋涡，哪个国家进去，哪个国家就会听不到一点动静就淹没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那个由规则机制制造的金融旋涡，就是吸纳世界财富的巨大机器。也就是说，美国不闭掉那个规则机制的按钮，哪个国家进去都会被绞得西巴烂。现在看，美国根本没有关掉那个按钮的意向，这就证明，美国人宁愿在那个金融旋涡中受到点损失，也不愿失去吸纳世界财富的机会。

　　因为，美国人清楚，那个由规则机制制造的巨大旋涡，对美国来说，不论输赢都是赚，而且，加入救市的国家越多，美国也赚得越多。

　　相反，美国赚得越多，其它国家损失得也越多。

　　因为，那套规则机制的原理就是，在同一块蛋糕上，有人赚得越多，你原有的蛋糕就越小。

　　有人可能骂我不懂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这里胡言乱语。我是不懂西方的经济学，更不信西方的经济学，因为，在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师中，他们的一句名言就使我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基本信任，因为他们说，经济发展的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事实上，经济发展波动起伏，由是其规则机制决定的，而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

　　那只看得见的手，就是规则机制。有规则的东西就必然能预测，因为，规则机制中隐含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逻辑语言，它会毫不客气的告诉你闭环后的结果。

　　有人可能知道，韩德强先生很早以前就预言美国经济必然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危机，仲大军先生也曾经多次撰文呼吁，中国不要卷进那个规则机制的旋涡，本人从2005年就一直撰文呼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逐渐削弱国内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完全失去动力的模式。仲、韩二先生是中国有名的学者，尚且被主流学者把他们的观点打入十八层地狱，何况我等没有文凭，没有名声，没有背境的草民？

　　有人可能认为，我反对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其实，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而是反对的看到个皮毛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在中国指天挥地，害人害己。西方人说不可预测就不可预测了？如果不可预测，美国要那么多民间智库干什么？总不会是为了面子花钱买摆设吧？实际上，美国人不仅认为规则机制可以预测，而且还成天预测，虽然预测的准确率比仲大军、韩德强预测的准确率差多了，甚至比不上我这个草民百姓，但人家还是预测。而中国的主流学者呢？人家说地震不可预测就不可预测，说经济发展不可预测就不可预测，预测了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封建迷信的。但问题是，如果不可预测，国家拿那么多钱养你们干什么？

　　没有预测，就没有预防，就是有预防，也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预防的前提是预测。我想，那些官老爷似的学伐应该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走出自己的路子，首先就得放弃美式思维模式，同时也必须放弃“不当头”的思维模式。“不当头”，就意味着你永远没有全球性的制高点，永远在别人的挟制之下。有人说，中国要和平、要和谐、要发展，我想“和平、和谐、发展”不光中国想要，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想要，但问题是，想要就能要得来么？

　　和平是打出来的，和谐是斗争出来的，发展是在思想文化的革命中创造出来的，你不打人家，光叫人家打，叫人家掠夺，这不叫和平，你光叫强势集团自由掠夺，不叫老百姓反对自由掠夺，也不能叫和谐，你光复制人家自由掠夺的东西，不叫反对自由掠夺，也不能叫发展，因为人家掠夺的是世界财富，养活本国民众，而你掠夺的是国民财富，养活的是少数人和国外资本，那怎么能叫发展？我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发展。

　　发展不是有益于少数人，或者有益于外国资本，而是普惠于所有国民。假如中国一年创造一千万亿的财富，但十三亿中只有几百人受益，其他人都不具备基本的消费能力，那叫发展么？既便叫发展，今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创造了一千万亿的天文数字的财富，那么明年呢，后年呢？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永远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把全国的财富全部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他怎么消费都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有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但是我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标签，标签虽然有时很好看，但是不管用。试问，从企业改制到股票市场，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制度性自由掠夺，这也叫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是动态变化的，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不会变，那就是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离开这个发展模式，就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中国经济要想发展，也必须从自我欺骗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认认真真看事、想事，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做事。也就是说，要从自由掠夺式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恢复到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均衡式经济发展模式上来。如果你连人民利益都不要了，只要自己的利益，何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根据中国实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指导中国政治经济的良好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实，有人大谈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恰恰坠入了美国式的思维模式，比如说布什的名言：“我们创造事实。”但问题是，布什的“创造事实”是为了欺骗世界，欺骗别人，而我们的“创造事实”却是欺骗自己。但是，自我欺骗是很危险的，是自毁未来的具体表现。这一点，我想人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没有个清醒的认识，自我毁亡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美式思维的怪圈？

　　田忠国

王庆的观点：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最近撰文称：正在席卷主要工业化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已经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但中国却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他基于的理由是：

　　“首先，中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这从最近几年稳定的、数量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就可见一斑。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反映在极低的外债水平上。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仍然泛滥。

　　第三，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中央银行对外进行高质量和高流动性的证券投资。

　　第四，各经济部门（如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因此非常简单和清晰，特别是与美国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时。

　　第五，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健康。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低到分别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33%。此外，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泛滥，贷/存款比率只有65%，是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地区最低的国家之一。”

　　王先生的上述观点，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是很有市场的，最近央行接连的降息就是一个例证。

　　中、美之间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是两码事：

　　我们知道上一周期的繁荣，事实上是完全有赖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的，也正是因此，学界将其称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

　　回顾过去十几年中美之间的联动，我们大抵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也正是这种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我们的中央银行也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于是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

　　而如今中国与美国的确面临着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将无以为继的局面。同样的导火索，引爆的结果也都是经济的衰退是失业是全面的危机，但中美之间的病因却恰好相反，经济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存在经济活动重复的循环波动这个规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总会变得那么脆弱。以至最后不堪一击。周期可由总需求引起，也可以总供给的变动引起，当总供给不足的时候，经济可以直接导致衰退或萧条，同样当总需求减少也可以直接导致衰退或萧条。

　　我们从供给与需求角度来解析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与美国所存在的危机根本是两码事。从消费的供给端来看，由于美国国民在低利率的误导下，做了过度的消费，而这种过度的信贷扩张，超出了金融体系的可承受范围，相对国民狂热的消费热情，金融机构可承作贷款的资金却出现了不足，这也正是美国当前危机的原因，流动性不足，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总供给不足，这跟1973年世界经济，因为中东战争所诱发的能源供给不足，而全面崩溃是一码近似的事情。

　　而反观中国，由于美国的繁荣，通过啤酒效应传递到中国，也自然的影响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也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我们的中央银行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造成信贷的扩张，它在误导着我们的商人，于是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是一个典型性的出口型国家，GDP的40%是由出口来实现的，但现在华尔街的麻烦已经对欧美各国的Wal-Mart Street上的普罗大众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中国自身的本应生活在这条街上的居民，却一直被这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忽略的，那么作为Wal-Mart Street产品提供商的中国，在外需不足，内需又根本启动不了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一种最典型不过的总需求不足。而这种情况更接近与1929年美国所面对的那种情况。

　　也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一种典型性的总供给不足而诱发的危机，而中国虽然现在还没有陷入危机，但他已经在承受着由于总需求下降而带来的痛苦了。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中、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是两码事情。只有厘清这点，我们才能避免犯对问题认识不清的错误。

　　不要试图重温98亚洲金融风暴的美梦了：

　　这次的危机，显然已经不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了，事实上中国这十来年的无近于令人眩目的大发展，实在的说，实拜98年的风暴所赐。我们知道，在1998年之前，Wal-Mart Street上的产品提供商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各国，或者说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平分秋色。从某种意义来说，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明显的竞争对手。而就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东南亚各国却出现了金融危机，其危机迅速的扩展到政治等领域，特别是亚洲四小虎中的排头兵印度尼西亚，从而东南亚各国陷入了一个长达4-5年的挣扎期。而其终端西方世界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暴的影响，甚至还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因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而降低，甚至更趋增长，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手失去了4-5年，不正是中国意外获得的4-5年？但如今的环境显然与1998年的环境不可同日而言。

　　中国危机远比美国要麻烦的多：

　　也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我是很表担忧的，原因在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养成了对出口的过度依赖，而当前的问题也就在于被人们忽视了的一个事实，不要忘记了，中国本身的市场在欧美的Wal-Mart Street上。而如今华尔街的麻烦已经对欧美各国的Wal-Mart Street上的普罗大众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中国自身的本应生活在这条街上的居民，却一直被这个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忽略的，那么作为Wal-Mart Street产品提供商的中国，在外需不足，内需又根本启动不了的情况下，严重的产能过剩才是问题。

　　也正因为对总需求和产能的考量，我是不能够认同王庆先生的：中国躲得过金融危机，免不了经济下滑的观点的。我认为，在短期内也确如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金融体系因为其相对独立性，从而在近期内可以幸免于危机。问题却在于，金融体系虽然可以在近期内避免，但实体经济，特别是那些因为信贷的扩张，而被误导的商人，他们所投资的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将受到正面的冲击则是不可避免的了。预计中国明年的出口增长率会从今年22%下降到10%，珠三角等地区将饱受冲击。该地区最近已经有大量工厂关闭了。本月，东莞一家玩具厂倒闭造成七千人失业，工人在政府大楼前集会追薪，这种迹象发人深省。但问题还才刚刚冒头，最近世界代工大王鸿海已经明确的对外宣布将裁员10万，台湾8大电子企业的老二光宝集团在内地的有关部门也宣布将根据定单缩编至少25%的产能。

　　这还仅仅只是早期的产能，而那些于繁荣顶峰时期的2006-2007年所投资的产能，至少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够释放出来。到那时，于中国来说，总需求不足的影响将更进一步放大。

　　大量的不具备竞争力，而仅仅只是由于人为的压低利率，从而造成信贷的扩张，而被误导的商人，他们的很多投资都将以破产告终。不要忘记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不健全，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依赖于银行，这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金融系统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到2009财务年度，我们的很多银行的财务报表将会很难看，呆、坏帐率将重新站到一个高位。当金融系统发生危机时，它必然会再次的波及到实体经济。换言之，美国今天的危机是由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蔓延，而中国的危机，将会是由实体经济危机波及金融体系，而金融危机又将再次的蔓延到实体经济。

　　而对于这次危机的肇事者美国来说，只要把他金融体系里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予以解决，那么他的麻烦也就基本上解决了，但中国就远没有这么“幸运”，在出口之路断绝后，他需要的却是国内市场；对于欧美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时间，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根本没有时间，因为建立一个足够与当前产能匹配的国内市场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到目前为至中国的发展还是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内需严重不足。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会畸形呢，为什么内需就提不起来呢？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再加上‘未雨绸缪’‘自保意识’等，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和内需不足。要想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之路在于应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而要达成这一目标的根本关键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但问题在于，建立起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却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难以想象政府会执行这一步骤。

　　综上述，我们可以这样对王庆先生这样说，中国不仅躲不过这场危机，其危机的破坏力还将远比美国要大的多，持续的时间也将会比美国长的多，中国这次的麻烦与1929年的麻烦有得一比。

　　韩和元

      中新网10月30日电　近日美国华人黄克锵为本网发来题为《一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文章，文章说，国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去改进，但任何冷眼旁观、麻木不仁、置身事外的不作为，或因生活不如意、工作不顺利就高唱“国家不爱我”的歪理进行鸵鸟式的逃避，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是无益的。真正热爱国家的人士，是不会纠结“国家是否爱我”这一问题，而是思量自己是否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文章摘录如下：

目前由于中国政府官员中出现一些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害群之马，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也给了一些人“不爱国家”的理由。在海外一些号称专业领域的华人圈子很流行这样的一句话，“国家不爱我们，我们凭什么要爱国家？”这里的国家是指祖(籍)国。

　　譬如，当某些人在行为或举措做了一些对自己的同胞和祖(籍)国不利的事情，引起海外侨胞批评时，那些人或他们的亲朋好友就会拿起“国家不爱我，我凭什么要爱国家？”作挡箭牌。他们甚至会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国家的种种“如何不是”，比如他们在工作待遇方面没有达到要求；或是在单位受到排挤，承受了莫大的委屈；或是工作中与上司或下属理念有所差别；或是生活中有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这些全都成为他们口中所说的“因为国家对不住他们，而令他们作出种种伤害国家民族”的理由和借口。

　　有些人甚至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中国人和海外侨胞都没有资格说他们不爱国，既然国家不爱他们，他们就有权利不爱这个国家”；或是“他们以前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因为国家不爱他们，他们最有资格不爱国家，他们必须出走海外，因为在海外才能找到事业第二春。”

　　上述种种“国家不爱我”的说辞，说白了无非就是在职场上劳资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或是生活不尽如意，这跟国家爱不爱他们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国家必须首先满足他们提出的待遇和要求，他们才会去爱国家，也就是说他们对国家的“爱”是有条件的，有利益交换的，并把这种“爱国”筹码延伸为他们出走海外、深深伤害同胞、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理由。笔者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笔者认为，任何一个人对国家的爱是从内心而发的情感，不分男女老小、贫富贵贱、宗教信仰、种族血缘，更无需任何附带的条件和理由。当你觉得国家不爱你时，首先应该检讨的是你自己，你也是国家的一分子，为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了，这是谁之过？谁之错？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表明，捍卫国家民族尊严、为民奔波奋的爱国爱民的人必定流芳百世，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却往往只会落得遗臭万年。

　　掩卷叹息，走过慢慢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坎坷多艰，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而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数千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舍生报国的精神广为人民传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贾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位卑未敢忘国忧”的陆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岳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的秋瑾；“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徐锡麟；“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林觉民；“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孙中山，等等；还有为中华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志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献身的无数先烈，以及“两弹功勋”邓稼先等千千万万为中华民族复兴努力奋斗的爱国志士。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无私的爱国精神薪火相传，代代不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崛起奋斗、献身，中华民族才能历经沧桑而不衰，倍受磨难而无畏，豪迈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上述一些民族英雄放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一些包袱和争议。但如果后人能够客观地看待当时的英雄人物由于当年历史的局限性，能够本着人民利益的大前提，顶住种种巨大压力，做出样样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的举动，不难肯定其爱国行为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性的肯定。用今日的观点与角度来衡量历史，我们对不同事情或许有不同的、甚至更为全面的评论，但他们的民族气节是永远无法以现代的眼光和政策推翻的。

　　国家和民族是由个人组成，个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单位基石。个人的爱国情感可以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激发个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生命和个人价值。其实，对个人而言，其生命价值最终还是要通过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来体现的。

　　国家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去改进，将贪污腐化的官员绳之以法更需要中华儿女的同心协力。任何冷眼旁观、麻木不仁、置身事外的不作为，或因生活不如意、工作不顺利就高唱“国家不爱我”的歪理进行鸵鸟式的逃避，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都是无益的。真正热爱国家的人士，是不会纠结“国家是否爱我”这一问题，而是思量自己是否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以一句“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只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风靡全美国、乃至全世界。

　　至于“国家是否爱我”的问题，不是凭一两个官员、或几个人来做决定的，更不能动辄以“一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作为不爱国和背叛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借口。笔者认为，一个人要有“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的胸襟，凡事以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为出发点，改变不完善的地方，变革不合理的地方，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揭发贪官腐化行为等等。

　　无可避免，在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做贡献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困难、甚至还会被人误解冤枉、攻击毁谤，但只要站在为大局设想的角度，只要能够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所有的委屈都值得，最重要的是所做的事情对国家、对民族、对中国人民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至于“国家是否爱我”的问题，还是等到盖棺定论，留给后人来评论吧!